中国科学院的初创工作

　　1952年底，我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西北局，到中国科学院工作。科学院是建国初期成立的国家最高科研机构，院长是郭沫若，副院长有李四光、竺可桢、吴有训、陶孟和等科学家，还有陈伯达。我到科学院以前，科学院党组织的负责人是恽子强，副书记是丁瓒。中央调我去科学院，任命我为党组书记、副院长，恽子强转而分工管数理化方面工作，丁瓒调心理研究所。我到职以后，习仲勋和胡乔木同志（当时习仲勋任中宣部长兼中央文委副主任，胡乔木任中宣部副部长）分别找我谈话，要我多做调查研究，搞好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工作，把科学院整顿一下。为了便于以后的工作，又让我参加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去苏联访问，学习他们领导科学工作的经验。代表团团长是钱三强，秘书长是武衡，给我报了个历史学家的头衔。代表团的成员选的都是一些知名的科学家，其中党员有刘大年、沈其震、刘咸一、曹言行、宋应、张勃川、汪志华、康瑛、何柞庥等人。

　　这次访苏的任务是：（1）了解和学习苏联如何组织和领导科学研究工作，特别是十月革命后苏联科学如何从旧有基础上发展和壮大起来的经验；（2）了解苏联科学的现状及其发展方向；（3）就中苏两国科学合作问题交换意见。方针是以学习为主，以团结为重，客随主便。当时，经过朝鲜战争，中苏友好关系更加密切，中央嘱咐要慎重对待两国关系。

　　1953年2月下旬，代表团从北京动身，3月5日到达莫斯科。我们到离莫斯科还有三站的地方时，忽然传来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后来了解到，斯大林在逝世前，对中国科学家代表团的访问，已经作了指示，要苏联科学院热情接待，尊重中国同志的意见；对于一些学术方面的问题，如对历史分期等问题，不要争论等等。我们到达莫斯科时，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米扬诺夫，秘书长托普切也夫以及许多科学家到车站迎接。但代表团几乎成了奔丧团，参加了各种吊唁活动。在参加吊唁活动的同时，也为我们安排了参观活动。由于这个代表团包括理、工、农、医以及哲学社会科学各方面的专家，还有行政组织干部，要求不一，参观访问也就分散对口进行活动。我自己的任务是着重了解苏联共产党领导科学工作的经验和情况，更多的是和苏联科学院党组织领导以及基层支部、小组座谈。我们了解到，苏联科学院有八个学部，分得很细。学部是学术行政领导机构，科学家通过学部进行活动。苏共对科学的领导是通过科学院学术秘书处进行的。学术秘书处由十几个科学家组成，都是党员，在学术上至少是博士以上的专家。学术秘书处实际上是苏共领导科学的中介，通过这个秘书处把苏共的方针、政策贯彻下去，同时把下面的情况反映上来。主席团会议讨论的问题、计划、措施等，都由学术秘书处首先提出，经讨论通过，然后付诸实施。当时苏联科学院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科学状况，提出的口号是“建立一个无隙可击的科学战线”，而工作方针则是“全面安排，重点使用力量”。他们这一套组织很科学，工作方法很灵活，对我们有参考价值。

　　在座谈中，苏联的一些科学家对我们提了一些意见，主要是认为我们对知识分子的态度简单粗暴。他们列举了若干列宁对待知识分子的例子。十月革命以后，许多科学家跑到外国去了，科技人才很缺乏。苏共就尽量争取团结留在国内的专家学者，尊重他们的习惯，为他们的科研工作提供优越条件。如著名生理学家、条件反射论的创始人巴甫洛夫，政治上是苏共的反对派，科学院一连给他派了6个党员做助手，他坚决不要党代表，都被他撵了出来。列宁指示对巴甫洛夫还是要尊重，认真做团结工作。巴甫洛夫创立的第一、第二信号系统的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的产生和形成的理论起了很大的作用。又如，列宁对待高尔基的态度更是人所共知的。

　　在参观过程中，我们对苏联科学院因陋就简的精神印象很深。苏联科学院院部设在清朝李鸿章当年在俄国办外交的楼房里。好多科研人员没有办公室，写字台放在走廊里，非常俭朴，工作效率却很高。

　　苏联科学家对我们很友好，对我们的科研工作很关心。他们对我们说，你们中国的农业有很大的优越性，有几千年历史，认真地总结一下，因地制宜地加以研究应用，可以超过世界上一切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