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朝鲜开城停战谈判的回忆【2】

对于谈判，其它方面怎样配合？带指导性的材料，主要是彭总的电报。彭总于1951年7月1日18时发给毛泽东一份电报，题目为“对目前和谈的意见”。他准备2日晚上到金日成那里去，去前先提出一些意见报给毛主席，其中有一项，要作两手准备，一个是战争，一个是和谈，一个是战场，一个是会场，二者要相互配合。他是这样讲的：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方针是完全必要的，我能掌握和平旗帜，这不仅对朝鲜人民而且对中国人民均有利。坚持以“三八线”为界双方均过得去，如美国坚持现在占领区，我即准备8月反击，在反击前，采取放他前进数十里，使军事上政治上与我更有利些，再争取一个两个或三个军事上较大胜利，将影响联合国在朝鲜和战问题上可能的分裂，美军战斗意志必然地迅速降低。这段讲的很短，但比较全面，就是要战场和会场配合，战争和和谈两手并用。并讲到要掌握和平旗帜，主张以“三八线”作为分界线，因为双方都停在“三八线”上，这个建议是合理的。另外还有个电报，是彭总于1951年7月16日10时发给李克农、邓华、我并报毛泽东、金日成的。第一项就讲，送来的两天会议记录和信均收到，我方坚持基本原则问题是名正言顺、理直气壮的，是取得对方士兵和坚持和平的人民普遍同情和拥护的，是可以打击美英军战斗意志的，是可以教育人民、孤立美帝、分化其所谓联合国军阵营的，如此作法可能使美帝国主义完全陷于被动。如果没有和平攻势（和谈）的政治斗争，只有单纯的军事斗争，想要迅速孤立美国，迅速结束朝鲜战争，是不可能的。我们坚持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是有理的，以“三八线”为界是有节的，争取早日结束朝鲜战争于朝中两国人民是有利的。有理有节有利，但和谈并不一定是顺利的，可能遇到很多困难，甚至曲折过程，可能还需要严重的军事斗争，再有二三次较大的军事胜利，才能使敌人知难而退。不管在谈判中有多少困难，坚持和蔼的、说理的态度，使破裂责任归之对方。这几点都是政治性很强的。第二项又讲军事方针仍应积极做持久战准备，在朝鲜境内没有实现撤退一切外国军队以前，决不应有丝毫松懈和动摇，此精神已向全军传达贯彻。战略战役公路在修筑，野战仓库在修建，供应情况在改善，战术训练在进行。高干会是否一定要开，待你们（邓、洪、解）回来后再定。第三项讲到，敌前线袭扰仍如过去一样，特别是12日到14日，飞机更猖獗，似与休会有联系，拟于数日后开展一次和平的政治攻势，配合你们进行和谈，释放少数俘虏，以军为单位在火线上开5分钟停战会议等办法，去影响敌军的士兵，准备夜航机散发英文、朝文的传单。这是在停战谈判开始的时候，有这么两个电报。这两个电报都是带方针性的。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战场与会场这两个方面相互配合交替使用。

关于分界线问题，他们要12000平方公里，我们坚决反对。这时候会场上的斗争和战场上是如何表现的呢？会场上，首先敌人找茬儿，除了提出无理主张，什么所谓海空军优势论吧等等外，他们就找茬闹事。中午他们不能回去，就坐汽车在会场区转。当时规定会场区是不能有武装部队进去的，警卫部队也不能带武装进去。但恰好碰上咱们换防的部队错走进去，他们就抓住这个机会照起相来，在会场上提出我们违反协议，没有诚意，戴上大帽子，要求我们回答，在没回答前休会。于是谈判开始后首先在这个问题上休会了。这个问题我们向中央报告了，中央指示不要在这些问题上跟他们纠缠。我们是违反协议了，错走进去，承认这点之后会谈又恢复了。但他们还是采取这个办法——不提新方案，而我们仍坚持原来的主张。外交谈判就是这样子，哪一方面中止了就被动，你反对得有反对的理由，你赞成得有赞成的态度。这个“球”要踢回去，不能放在咱们这边。他们的无理主张坚持一天，我们就驳斥一天，重申我们的合理主张。最后，他们采取耍赖的态度，我们提出主张后，他们不回答，象没听见似的，于是会场停顿下来，一停就两三个钟头。双方谈判，两三个钟头没说话，可是这个没说话的是他们，我们讲完他们不回答，现在“球”在他们那里。最后他们只好提出，现在没有进展，休会。

因为这个“球”在他们手里，于是我们就在报纸上写文章，揭露它，孤立它，会场内外配合，逼得李奇微不得不举行记者招待会，说他提这个主张怎么怎么合理，共军方面怎么怎么样。以后他还是这样继续坚持，最后他讲出这种话：现在看来你们是不可以理的，只好让飞机、大炮、机关枪到战场上去辩论。同时他采取很多挑衅手段，破坏谈判，要谈判停下来，他们好在战场上动手。挑衅之一是把我们的一个排长打死了。因为我们的一个警卫部队每天在对方代表团经过的地方警卫、搜索，他们就让伪军在路上设埋伏，把我们警卫部队的姚庆祥排长打死了。我们抓住了这个证据，寸步不让，抗议他们没有谈判的诚意，破坏谈判。挑衅之二是，当时规定会场区和对方代表团经过的公路飞机不能侵犯，结果不但美国的飞机来，而且趁那天电影散场汽车开大灯，人打着电筒，飞机就下来扫射。这完全是一种挑衅和破坏协议的行为。我们提出抗议，在他们没有答复的时候不能谈判。这样就中断了62天。他们不是说战场上见吗，不是机关枪、大炮去辩论吗，结果他就来了个夏季攻势，接着又来了一个秋季攻势。夏季攻势是在西线打的，主要打的是志愿军。但在西线他们没占什么便宜，四十七军守天德山守得很好，邱少云烈士就是在这个时候牺牲的。这边打志愿军不行，接着他又来一个秋季攻势，主要打朝鲜人民军。人民军守了一个851高地，守得很顽强。敌人往那里冲的时候死了很多人，所以它管那个地方叫伤心岭，一提那个地方就伤心。当时美国三军联席会议的参谋长讽刺李奇微：按照你这样的进攻速度，要打到鸭绿江也得20年。我们说你20年也打不到。结果在战场上辩论也不行，还得谈判。美国自己内部也有压力，他们是死不起人的，机关枪、飞机、大炮都可以受些损失，消耗大也不要紧，可是人他死不起。美国最怕的就是死人，死了人军人家属可以向政府提要求，他们得给人家赔偿的。所以各方面的压力使得他们不得不恢复谈判。要恢复谈判他们也有他们的办法。他们先派飞机违反协议，这回不打代表团驻地了，而是在板门店扫射一个农民的牛车，这一扫射我们就抗议了。他说好，双方联络官会晤。原来双方都没有接触了，中断了，这下用违犯协议的办法来把钩挂上。我们后来开玩笑：你别看美国人个子大，他要弯腰的时候也很灵活哩！他们建议双方联络官恢复会唔，这当然好嘛，我们看出来了，他们是想要恢复谈判，那我们当然要去嘛。去了以后，他们的态度就很好。我们的联络官对打牛车一事提出抗议，人证物证都摆出来，他们的态度空前的好，说这完全是误会，我们错了，对不起。当场口头上就道歉了，并建议双方代表团会谈时解决这个问题。就这样，谈判中断了62天后又恢复了。

恢复谈判之后，我们要掌握主动权，即彭总讲的要掌握和平旗帜，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代表团一上来就提出就地停战，原来我们提在“三八线”停战，当时我们有的部队超过了“三八线”（西线），他们的部队东线超过了，成S形，弯的。我们建议调整一下以“三八线”为界，他们不干，硬要12000平方公里。那么这次我们提出来就地停战，现在谁占领的地方就是谁的，部队在哪就在哪停下来，在这中间划条中间线，各后退2000米，成为非军事区。这个主张是完全合理的。但他们仍然反对，说将来还有变化呀等等。他们的意思是：你占这个地方，将来我还让你再退。我们说，那么好吧，到停战协定签字的时候再校对一次。因为我们有充分的把握，到时候，究竟哪一方会有有利的变化，还得看将来的事实，我们就是用这个理由来驳斥他们的。这样，逼得他们不得不接受我们的方案，达成了分界线协议。

分界线问题达成协议以后，就转入下一个问题——停战保障和战俘问题。首先先提停战保障，然后才谈战俘问题。但是美国很狡猾，总想在谈判上占点便宜。他说咱们别一个一个来，两个问题可同时进行，这样可以把停战谈判加速一点。看来好象有点道理，实际上他是想东方不亮西方亮，这个不行我就谈那个，最后要达成协议他总要占点便宜就是了。他们同时提出，最好是采取小组会的办法，分两个小组谈，一个谈停战保障，一个谈战俘问题。分界线问题于1951年11月26日达成协议，11月27日开始谈停战保障问题，一直到1952年4月28日才达成协议。最初他们拿出来的方案还是想要高价，提出由参加“联合国军”的国家来监察，限制朝鲜修机场，如果有破坏协议的，还要派出检查小组到现场去。如果这个方案我们接受的话，那我们就等于承认我们是战败国，让他们到我们的区域里随便横行。因此我们坚决反对，提出公平合理的主张：你们可以提名两个国家，我们也可以提名两个国家，但一定要是中立国，逼得他们没有办法。最后监察的国家是我们提的捷克斯洛伐克、瑞典，他们提的印度、丹麦。到1952年4月28日就停战保障问题达成协议。

关于战俘问题谈的时间最长，从1951年12月11日开始，一直到1953年7月27日结束，前后经过将近20个月。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坚持得最厉害，因为在前面两个问题上他们想占便宜没占到，所以一定要在战俘问题上抓一把，这一把要是抓不到的话，那他们整个都失败了。所以他们也是拚了命的，非争不可。而我们也是非争不可。争执的实质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主张全部遣返，他们主张“自愿”遣返。从字面上看他们也遣返哪，而且还要尊重战俘的“自愿”，这很民主了吧。实质上不是这么回事。战俘在他们手里，怎么去表达“自愿”呢！实质上是强迫扣留。所以这个争论就是全部遣返和强迫扣留的争论。这个时间最长，斗争也最曲折。开始我们驳斥他们的强迫扣留，而他们强调是“自愿”遣返，每次辩论发言的时间都很长，真是热战啊！以后慢慢的在会场上一见面三言两语就完了。每次见面都是他们提“你们有什么新的问题吗？”“你们有什么新的建议提出吗？”我们答复没有。没有，那好，建议休会。最初休会还是有期限的，3天、5天，以后越来越长，这叫“冷战”啊！到这时，就是小休、中休，一直到无限期休会。这个无限期休会是他们提出来的。我们逼得他们讲，他们不讲，那好吧，你休3天就3天，5天就5天，反正在实质问题上我们一点也不让步。就这样，谈判中断了6个月。

战场上的斗争也是很激烈的，他们用了很多方法，搞细菌战，搞绞杀战，破坏我们的交通运输，以后又狂轰乱炸，炸朝鲜的水库。后来又搞了个金化战役，咱们叫上甘岭战役。他们攻上甘岭，用的炮弹、炸弹超过了二次世界大战最激烈战役的那个密度，咱们依靠坑道跟他们反复争夺，结果激战40多天，一个阵地也没被夺去。以后他又想搞第二个仁川登陆，咱们就搞抗登陆战役，准备抗击敌人登陆。这么一来，整个朝鲜正面战场有坑道工事，东西海岸有坚固的抗登陆防御工事。部队采取轮番作战，力量一点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美国看来还不行，还是占不着便宜，他们又受到很大压力。这时候英国因为没参加谈判代表团发牢骚，说朝鲜战争中我们对联合国是有贡献的，英国是出了兵的，3个旅嘛，出的股份仅次于美国，结果谈判时他们没有代表，都是美国人，加上1名南朝鲜伪军代表（他们是4名美国人，1名伪军，我们是志愿军2名，人民军3名）。英国因为其本国的压力，出了这么多股份，又没有他们的代表，战争又停不下来，英国的消耗他们也受不起。于是，他们派了一个小组到朝鲜战场上了解情况，同时在报纸上公开要求参加谈判，给美国施加压力。由此看出，“联合国军”内部就有矛盾，对美国的压力是很大的。

美国在战场上得不到便宜，他不得不又回过来谈判。于是，谈判在中断了6个月之后又恢复。由此我们总结出一条经验跟他们斗争必须针锋相对。他们提出无理要求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比他们更强硬，他们要到战场上辩论，我们就在战场上做好充分准备。这回恢复谈判又是美国先提出。他们说：现在看来停战谈判什么时候取得结果还很难预料，但是双方越延长，战俘的痛苦越不能解除。他们建议双方首先将重伤的战俘遣返。这一点我们是不能拒绝的，但要说明，不是我们首先接受你们这个建议，实际上我们的和平旗帜比你们举的还高，这是我们始终掌握的一条。我们再次阐明了关于战俘问题从停战谈判一开始我们是怎么主张的，我们是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利益，而你们是不考虑这些的，所以使停战谈判受到阻碍。我们建议关于这方面的具体问题由双方派出联络官在板门店商谈。1953年3月31日在金日成、周恩来的共同声明下又恢复了谈判。

恢复谈判以后，美国还是不能一下子放弃他们的无理要求，他们还是主张“自愿”遣返（实际上就是想强迫扣留），而我们继续主张全部遗返。在谈判的同时，我们在战场上进行了夏季攻势，时间从1953年5月13日到7月27日，中间进行了3次。这个仗越打越大，我们选择的目标是看对方对谈判的态度，开始美国不是横蛮无理、操纵谈判吗，我们就首先选择打击美军，以后美国态度比较好了，我们就选择打击英国部队，英国和美国矛盾大，打击英国，可扩大他们的矛盾，一直打到美国、英国、法国的态度都比较好了，要接受我们的谈判了，这时南朝鲜头目李承晚跳了出来，他主张要单独北伐，你们不干，我干，一定要坚持“自愿”遣返。本来预定6月初要签字的，李承晚跳出来之后，彭总就根据当时情况给毛泽东提建议：根据现在的情况，我们是不能让步的，美国、英国、法国已经感到这个战争不能拖下去了，现在就是伪军在蛮干。美国是不是完全不支持李承晚？也不是。你闹一下也好，你要碰了钉子还得接受我的主张，你要占了便宜我也好，还是我的胜利，所以他也有点放纵。于是彭总建议还要彻底打过这一仗，要把李承晚打痛了，这样停战签字后就可能保持比较稳定，否则你勉强接受了，他还会挑衅，后患无穷。这个建议是完全对的，事实证明就是这么回事。所以我们的目标又是打李承晚的军队。他的军队恰好在东线排了一溜子，以后不是有个“奇袭白虎团”吗？就是在这个地方。金城战役打出了我们的威风。把敌人坚固阵地也拿下来了。所以在朝鲜战场上我们是即能守又能攻，守，就寸土不丢；攻，就能攻下来。我们既学会了阵地防御战，又学会了阵地攻坚战。一下我们又收回240平方公里。原来在分界线问题上美国不是反对就地停战吗，他说就地停战他们吃亏了，将来战线会变化的，我们说变化就根据变化的形势改嘛，这话我们又说应了，结果是他们退了240平方公里。这时候，“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上将克拉克不得不紧急出来说：好，我们同意你们的主张。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定签字了。克拉克在签字时哀叹：“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议签字的将军”，无可奈何地承认了美国的失败。

（摘自：欧阳淞 曲青山主编：《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济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