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缅边界谈判亲历记【4】

四

1956年11月，吴努访问中国。我作为翻译陪同，从此开始了我为中缅两国领导人担任缅甸语翻译的生涯。由于缅甸内部的矛盾，吴努这时已经辞去总理职务，专任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简称自由同盟）主席，但实权却未削弱，仍然是缅甸一号人物。吴努这个人是作家，比较灵活，富有想象力，也能够适时作出一些决断。在这次会谈中，吴努表现得比较灵活、比较友好。

中国政府依据自己的调查研究结果，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就中缅之间3段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作了说明，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原则性建议：

第一，阿佤山区一段。1956年，在中缅两国政府就中缅边界问题进行商谈过程中，缅甸领导人曾经表示能够理解中国人民对于“1941年线”的不满情绪，但是鉴于这段边界已经通过当时的中英政府以换文划定，因此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并且要求中国政府把在1952年追剿国民党残部而进入“1941年线”以西的中国军队撤回。中方表示：中国人民对“1941年线”是不高兴的，因为这是英国人乘人之危造成的。中方认为，在边界问题上，根据正式条约而提出来的要求，应该按照一般国际惯例予以尊重，但是这并不排除两个友好国家的政府通过和平商谈求得对双方都是公平合理的解决。为了促进这种公平合理的解决，中方表示准备把军队撤出“1941年线”以西的地区。同时，要求在中缅两国政府没有对“1941年线”问题取得最后协议并且树立界桩以前，缅甸军队不进驻中国军队自“1941年线”以西所撤出的地区，但是缅甸工作人员可以进入这一地区。

第二，勐卯三角地区。中方在原则性建议中指出，由缅甸继续对中国的一块领土保持“永租”关系，是同中缅两国目前的平等友好关系不相称的。中国政府愿意同缅甸政府商定如何废除对勐卯三角地“永租”关系的具体部署。

第三，尖高山以北的一段。根据对历史事实和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的结果，中国政府对于这一段边界划定提出了以下建议：从伊索拉希山口以北到底富山口的部分，可以按照习惯边界线划界；从伊索拉希山口到尖高山的一段，除片马、岗房、古浪地区应归还中国以外，原则上可以按怒江、瑞丽江（又名龙川江）、太平江为一方和恩梅开江为另一方的分水岭划定边界。中国政府同时要求，在中国军队撤出“1941年线”以西地区的同一时期内，缅甸政府也把军队从片马、岗房、古浪撤出。在这一段最后划界以前，缅甸政府可以保留在片马、岗房、古浪地区的行政管理，而中国政府保证，在这一段边界最后划定以前，中国军队将不进驻这个地区。

吴努主席对中国政府的原则性建议非常满意，认为这是照顾双方利益的公平合理的建议。中缅双方在联合新闻公报中宣布：两国政府取得了谅解。从1956年11月底到1956年12月底，中国军队撤出“1941年线”以西地区，缅甸军队撤出片马、岗房、古浪。随后，中缅两国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各自的撤军工作，为保证两国边境的安宁和边界问题的最终解决创造了良好条件。这样，中缅达成的第一步互谅互让，使两国边界的紧张局势开始缓和下来。关于勐卯三角地的问题，周总理说，考虑到八莫是缅北重要城市，勐卯三角地是缅北交通枢纽，如果收回，将使缅甸北部交通产生难以克服的困难，这个问题要努力抓紧解决。吴努此行收获很大，非常高兴地回国了。

1956年底，周总理出访亚欧11国，12月10日到20日正式访问缅甸。这是我第一次全程陪同周总理访问缅甸。这次访问有一个特点，除了仰光、曼德勒等大城市外，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访问缅北少数民族地区。周总理考虑到，边界问题的解决大量牵涉到两国边境的少数民族，如云南的傣族、景颇族，缅北的克钦族、掸族等，关乎到他们的利益得失，必须对他们做大量、细致的说服、解释工作。这次访问中有一个外交史上的罕见之举，即12月15日，周总理和缅甸总理吴巴瑞一起，从陆路坐汽车，开到边界桥，下车步行进入中国境内，共同参加了在云南芒市举行的中缅边境人民联欢大会、中缅边境少数民族公众领袖座谈会。周总理在联欢大会上讲话说：只要中缅两国政府和人民坚决信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彼此以诚相见，我们的相互了解和信任就会日益增进，我们之间的一切问题就都可以逐步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1956年2月，在中缅边界的缅甸一侧也举行过一次两国边境人民联欢大会，云南派了省政府秘书长去，当时中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和我也都参加了。

在这之后，中缅达成了第二步的“互谅互让”，就是关于勐卯三角地的问题。1957年3月底，重又当上缅甸总理的吴努到云南休假，周总理亲自到昆明和他会谈，主要讲了两层意思：第一，尽管勐卯三角地区在面积上比按“1941年线”划归缅甸的班洪和班老两个部落的管辖区要大一些，但考虑到缅甸在这里所修建的公路是连接缅甸掸邦和克钦邦的交通命脉，对缅甸很重要，因此中国政府愿意把这个地区移交给缅甸，成为缅甸领土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不能无条件地给缅甸。作为交换，缅甸政府应把“1941年线”以西的班洪和班老部落管辖区划归中国，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从而纠正两个部落被“1941年线”分割为中缅两部分的不合理状态。第二，为了体现两国都是新的主权国家，两国所有旧的条约一概不要，要签订立足于两国新的关系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新约。吴努建议签订一个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周总理同意了。1957年7月26日，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后，周总理又给吴努写了一封信，表达的基本意见是：除重申中方的各项建议外，并表示，为着尊重缅甸的独立和主权起见，中国政府愿意在新的条约中声明，放弃1941年6月18日中英两国政府换文中规定的中国有权参加炉房银矿经营的权利。

针对中国的建议，1957年9月，吴努派他的亲信缅甸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吴敏登，作为特使到中国来访问，参加中国国庆，同周总理进一步商谈中缅边界问题。由于缅方不同意以“1941年线”以西的班洪、班老部落辖区同勐卯三角地交换，会谈未能取得新的突破。

到1958年，尽管中方作出了很多积极努力，但是中缅边界问题仍然没有最终解决。这主要和当时缅甸的国内背景有关。当时缅甸的执政党自由同盟存在3派，即以吴努总理为首的一派，以国防部长吴巴瑞为首的一派和以工业部长吴觉迎为首的一派。此外以缅军总参谋长奈温为首的缅军领导人也自成一派。执政党内部3派之间闹得一塌糊涂。吴努虽然当总理，但是摇摇欲坠，没有可能集中精力继续研究边界问题。吴巴瑞和吴觉迎在加入自由同盟以前是缅甸社会党的领导人，由于受历史上共产国际和社会党国际之间分歧的影响，他们对中国的疑虑比吴努还多。而奈温很果断，也有一定的政治头脑。1958年，他看到执政党分裂，议会民主搞得一塌糊涂，就发动政变，迫使吴努辞职，组成一个以自己为首的看守政府。后来，由于国内的压力，他被迫以退为进，进行大选，吴努又当选为总理。但在即将举行大选之际，他突然提出到中国来，要解决边界问题。这体现了奈温的政治头脑，他知道中国是缅甸最大的邻国，缅甸和中国友好已经有一定的基础，要抓住机会，进一步发展同中国的关系，为他将来重新执政创造条件。周总理对我不止一次讲过，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是吴努打下的基础，他有很大的功劳，但他始终没有解决勐卯三角地的问题，是奈温解决了这个问题。

1960年1月24日至29日，奈温来华商谈边界问题。在会谈中，奈温主动提出将原来双方拟签署的关于边界问题的“换文”改为“协定”，并同意按两国总理在1957年换文的基本内容起草并签订《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会谈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双方很快达成了协议。两国总理于1月28日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之间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上签了字。《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就中缅边界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了原则规定：（1）自尖高山起，到中缅边界西段终点的全部未定界，除片马、古浪、岗房以外，遵照传统习惯线定界。（2）缅甸把片马、岗房、古浪归还中国。（3）中方以勐卯三角地区换回班洪、班老两部落在“1941年线”以西的辖区。（4）中国接受“1941年线”。（5）新的边界条约经两国政府签订和生效后，将代替一切旧的有关两国的边界的条约和换文。

根据《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中缅双方应成立边界联合委员会，进行勘界和定界，然后签订中缅边界条约。1960年2月，吴努领导的廉洁派在缅甸大选中获得压倒优势的胜利。吴努重新担任总理后，提出希望能在1960年10月前完成新边界条约的起草工作，以便他在10月访华时签字。由于边界问题协定对如何解决双方存在分歧的问题只作了原则规定，具体落实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而在长达2100多公里的中缅边界上进行勘察也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边界联委会的任务是十分繁重的，双方首席代表的人选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中方任命当时担任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的姚仲明担任首席代表。缅方则任命缅军副总参谋长昂季准将为首席代表。这时我刚从驻缅甸使馆调回外交部亚洲司工作，姚仲明当即通过干部司将我调去，担任中方代表团的翻译。

从1960年6月到9月，边界联委会双方代表团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先后在仰光、北京、昆明、畹町等地多次开会，飞行里程有几万公里。边界问题涉及双方领土主权，姚仲明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由于中缅双方在不少具体问题上还存在分歧，姚仲明遵照中央确定的互谅互让的方针，采取了一揽子解决的办法，你让一点，我让一点，使这些具体分歧获得了圆满解决。但谈判毕竟是很艰苦的。记得有一次在缅甸开会，由于谈判未能按预定时间结束，我们所乘的中国民航班机不得不推迟一天起飞。由于边界联委会的工作直接关系到中缅能否如期签署边界条约，两国总理十分关心边界联委会的工作，亲自进行了指导，并给予很高礼遇。中方代表团每次到仰光开会，吴努总理都要亲自会见并宴请。缅方代表团每次到北京开会，周总理也亲自会见并宴请。

随着中缅边界勘察工作的展开，歼灭盘踞在中缅边境一带的国民党军残部问题提上了日程。1960年4月，周总理在访缅期间同吴努会谈中，建议缅甸消灭在缅甸边境建筑飞机场的国民党残余军队。同年6月，在中缅边界联委会第一次会议上，中方代表又遵照周总理的指示，提出为保护勘界人员，必须给国民党残部必要的打击，缅方同意。由于缅方军力不足，缅方起初同意中方军队可在“1941年线”以西10公里范围内执行警卫任务。其后缅方又主动要求中方军队进入缅甸境内协助缅军拔除国民党残部的大本营，周总理指示可同意。1960年11月至1961年2月，中方出动部队两次出境与缅军共同对国民党军残部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国民党军残部除部分被歼外，大多逃离缅甸，使中缅联合勘界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缅方从过去担心中国以肃清逃缅国民党军为借口入侵缅甸，到现在主动要求中方军队入境联合作战，这是一个飞跃，是双方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见证。中缅双方派出大批人员组成联合勘察队，不怕疲劳，跋山涉水，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勘察工作。

由于边界联委会富有成效的工作，中缅边界条约得以如期签订。1960年10月，吴努总理和奈温将军率领360余人的各界代表团访华。10月1日上午，代表团参加了中国国庆，下午两国总理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历史遗留下来的复杂的中缅边界问题终于获得了全面彻底的解决。1961年1月2日，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一起率领由9个代表团共437人组成的中国友好代表团访缅。1月4日上午，周总理一行参加了缅甸独立节庆祝典礼，下午举行了交换中缅边界条约批准书仪式。

中缅边界条约签订后，姚仲明率领边界联委会中方代表团继续努力，同缅方代表团一起完成了在中缅边界全线树立界桩等工作。1961年10月，吴努总理和奈温将军再次访华，中缅两国总理在中缅边界议定书上签字。10月13日，周总理在签字仪式上说：随着中缅边界议定书的签订，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两国边界问题就获得了最后彻底的解决，一条和平和友谊的边界从此就巩固地确定下来了。当晚，周总理在出席吴努举行的告别宴会时指出：两国边界议定书的签订，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友好协商解决有关问题树立了又一个良好的范例。从此中缅边界的划界工作全部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