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苏区标语宣传工作的历史特点【4】

四、宣传方法的艺术性

苏区时期的标语宣传工作非常讲究艺术性，通过注意标语宣传的方法和技巧，来达到标语宣传的效果。如1929年4月17日，在赣南的于都县城，红四军政治部发布了一份统一的《红军标语》。这份《红军标语》共有134条，第一次在标语前特别写了九条关于如何书写标语的注意事项，对标语的书写问题提出了非常严格的要求，如：“不要写草字省笔字；慢一点写，力求写得好看，不要性急乱涂；不要写错，不要遗落字，一个标语写完须查看一遍才走；一律用笔写上墙壁，不准偷懒改用纸贴；署名一律署红军两个字，不准署杂色名义。标语落尾废止感叹号（！）改用断句号（。）；凡比较语气标语，如国民党共产党比较，红军白军比较等，只可连写，不可分写。”1929年10月，红四军前委宣传科又编写下发了一份《宣传须知》，在第五项“宣传的技术”部分，对如何书写红军标语作出了详细的规定，提出了严格要求，例如：“写墙标语要选择位置，要写得高，使人远远望见，使反动派不好破坏；写时不要有错误，如草写，省笔字，掉了字等，在一个地方不要重写标语，一个［条］标语写完后须看过一次才走；写标语时如有人来看，就要与他解释所写标语的意义，不要哑巴式的只管写不开嘴；写标语要研究求进步，不要敷衍，不准写得杂乱无秩序，或写在商人招牌上使别人讨厌；贴标语或其它各种宣传品的时候，看什么地方贴什么标语和宣传品（如在农村必须贴写关于农民方面的标语及宣传品，在城市必须多贴关于工人及商人方面的标语和宣传品），不要以为宣传品太多，不选择对象便乱贴，并要粘的十分稳定，使反动派扯不尽，抺不去。”1931年2月，在第二次反“围剿”时，江西省赤色总工会也颁布了《宣传动员令》，其中对各级工会纠察队也提出了书写标语的技术规范，如：“要写正字，笔还一笔，画还一画，不要草写；要看墙壁的长短，来布置标语，墙壁长，写长的标语，墙壁短则写短的标语（或写小点），不要一个标语写两垛墙壁；墙壁上如有原来的标语，是从右边认起，从右边写去，是从左边认起，便从左边写去，若颠方向写去，则使看者不容易看清白；标语符号不可省略；每条标语写完之后，一定要写出各机关的名义来。”在其他各种文献里，我们都可以看出，当年苏区时期，对标语宣传的技术规定得非常详细。从现存的苏区墙壁标语来看，当年的宣传工作者确实注重了宣传艺术，由此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宣传效果。

五、宣传语言的通俗性

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曾经指出：“宣传文字要简短，使他们顷刻间能看完，要精警，使他们一看起一个印象。”苏区标语宣传工作，产生于特定的时代与特定的环境。由于面对的读者主要是广大农村的老百姓，因此，许多苏区标语大量使用了非常口语化、大众化、乡土化的百姓语言，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如：“打土豪分田地”、“一切土地归农民”、“穷人没有饭吃到土豪家里去挑谷”、“欢迎白军士兵的反水过来当红军”、“工人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学习苏俄红军精神！无产阶级只有分了田地，才有饭吃有衣穿！”“反对老公打老婆！”“女子要读书识字”、“好男要当兵，好铁要打钉”等标语，这些标语都是大白话，通俗易懂，形象生动，读起来朗朗上口。这些具有乡音语调、农民口吻的标语显得朴实感人，一下子拉近了与普通民众的心理距离，使他们看后感觉很亲切，容易识记，达到了非常好的宣传鼓动效果。还有一些标语采用对偶、排比句式，如：“红军中官兵伕薪饷穿吃一样，白军里将校尉起居饮食不同”、“红军是工农的军队，白军是军阀的军队”、“穷人不打穷人，士兵不打士兵”、“白军士兵替军阀找出路，红军士兵替自己找出路”等。这些标语用简单明白的语言，将红军与白军的区别进行了鲜明的对比，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可以有效地瓦解敌军的军心。

六、宣传队伍的广泛性

苏区时期非常重视建立、完善宣传组织和宣传网络。1929年8月21日，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发了一封指示信，强调“红军中政治部工作及宣传队组织（或如你们所称‘宣传兵’）是红军中政治命脉，其作用决不减于战斗兵，决不能因此便动摇了根本路线”。当时，党和红军领导人非常重视宣传工作，注重建立和完善各级宣传组织。如建立了宣传兵制度，时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陈毅在1929年9月撰写的《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是这样记述的：“红军现在有一个宣传兵制度，凡军队每一个机关（如连部、营部或政治部、卫生队等）均须派五个人担任宣传工作，这五个人不背枪，不打仗，不服勤务，名叫宣传兵。”红军的宣传队组织也非常健全，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红军的宣传队是红军宣传工作的重要工具，宣传队若不弄好，红军的宣传任务就荒废了一个大的部分，因此关于宣传队的整理训练问题，是目前党要加紧努力的工作之一。”为此，他提出了要健全宣传队组织的问题：“以支队为单位，军及纵队直属队均各成一单位，每单位组织一个中队，队长队副各一人，宣传员十六人，挑夫一人（挑宣传品），公差二人。每个中队的宣传员分为若干分队（按照大队或其他部队与机关的数目，定出分队的多少），每个分队有分队长一人，宣传员三人。”在古田会议精神的指引下，军队及地方苏维埃政府组织内部的宣传机构全部建立与健全起来了。

苏区的标语宣传人员众多，涉及党政军和各群众团体。1930年11月，红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发布《宣传动员令》，要求“传布到每个乡政府每个工会，每个士兵会去”， 提议“立即动员全体工友、全体农友、全体红军兄弟官长，个个都拿起笔来写那十二个口号……乡村由苏维埃领导写，城市由工会领导写，红军由士兵会领导写”。因此，古田会议后，红军标语的书写人员有了一个重大变化，由红军宣传员逐步扩展为各级革命机关、各级苏维埃政府和各级人民团体共同书写。

从现存的墙壁标语落款，我们也可以看出当年参与书写红军标语的单位众多，落款单位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红军各单位政治部和战斗部队番号或代号；一是党的各级革命政权或群众团体。从这些落款单位情况分析来看，党和红军为做好宣传工作，建立了完善的宣传组织，动员了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宣传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