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创建中商务印书馆扮演了什么角色【7】

新知识新思潮新文化“码头”

有关上海与中共建党的关系，已有许多论述，有的从阶级基础阐释中共在上海诞生的必然性，有的则着重从上海特殊政治格局和城市管理体制来论证必然性，更有甚者还论证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召开的必然性。

其实，中共的创建是一个历史过程，它包括宣传系统、组织系统、联络系统乃至军事武装的复杂建立过程。这不是单个因素所能决定的，而是多种因素齐聚和化合的结果。商务印书馆与创建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上述关系，就体现出这个过程，反映了这种必然。

作为新知识、新思潮、新文化的“码头”，上海早在清末民初就集中了全国最多、最重要的书局和报刊，并建立了覆盖全国乃至整个东亚的知识传播网络和连接世界各地的通讯网络。那时，上海几乎稍具实力的报馆、书局，都建有自己的网络。由此，上海成为当时中国的信息集散之地和新学枢纽之所。同时，上海又是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摇篮，产业规模最大，工业门类最齐全，是产业工人的集聚之地。

上海还有着“一市三制”的特殊政治格局，是中国最多元化的一个都市。这种多元性不仅体现在市政管理和城市社会控制上，而且体现在社会构造、城市生活和文化形态上。正是这种多元的城市格局，为中共在上海的孕育、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生存空间。而且，上海贫富差距悬殊，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边缘社会阶层，理论上为“贫者”代言的中国共产党在这里也容易找到同盟者。这些因素，都不是同时期中国其他城市所兼具的。正因为如此，上海才成为中共的创建之地和早期活动的首要场域。

梁启超说：“历史之一大秘密，乃在一个人之个性，何以能扩充为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一个人之个性”扩充为“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少数个人的思想散播为社会思想，地方上的私谊网络发展为全国性组织，都有一个缓慢而艰难的过程。中共在上海的创建历程，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如前所述，在中共创建过程中，商务印书馆曾提供了宣传、组织、联络等多方面支持；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又何尝不是中共“运动”的结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