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周总理1964年访苏【3】

11月8日，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安德罗波夫和葛罗米柯等到中国代表团住所拜访时，周总理又向他们追问马林诺夫斯基的挑衅事件。周总理说，苏共欢迎我们来，是不是为了当众向我们挑衅，是不是期待着中国党也撤换毛泽东的领导？周总理指出，西方国家的媒体11月8日从莫斯科发出消息说，苏共已和中共达成协议，要毛泽东下台，由周恩来当主席。难道这也是偶然的巧合？如果不是苏联领导人中有这种思想，马林诺夫斯基敢这样胡说八道吗？勃列日涅夫等辩解说，他们是事后得知的，感到不安和愤怒。说马林诺夫斯基是酒后胡言，不代表苏共中央；他已经受到中央委员会的谴责。现在我们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向你们道歉。我们同马林诺夫斯基划清界线，等等。周总理指出，马林诺夫斯基并非酒后失言，而是酒后吐真言，不是简单的个人行动，而是反映了苏联领导人中仍有人继续坚持赫鲁晓夫那一套，对中国进行颠覆活动。

马林诺夫斯基公然提出“推翻毛泽东”，这不仅严重地破坏了中苏关系和缓的可能性，而且对中国国内政局的发展带来了恶劣的影响。

11月9日、11日和12日，周总理、贺龙副总理等同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安德罗波夫进行了三次会谈。在会谈中，周总理首先提出，希望苏联领导人说明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政治原因。勃列日涅夫敷衍搪塞，拒不正面回答问题，而把话题转到停止公开论战上去。周总理谈到关于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问题，这也是当时我们同赫鲁晓夫争执不下的问题。我们主张推迟召开，赫鲁晓夫则下命令必须在1964年12月15日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1965年5月召开大会。周总理说，我们认为，召开兄弟党会议的条件并未成熟；采用兄弟党协商的办法，通过双边和多边协商，开个团结的兄弟党的会议是一回事，而坚持赫鲁晓夫下命令召开的分裂的会议是另一回事。重申我们主张开团结的大会，反对开分裂的大会。而且迄今为止，已经有7个党决定不参加12月15日的会，其中包括中国、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朝鲜、越南、印尼、日本等国的党。但是，在这一问题上，勃列日涅夫和苏共其他领导人却仍然坚持要在12月15日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也不讲什么道理，采取了绝不妥协的态度。在激烈辩论中，米高扬终于忍耐不住，脱口而出说：“在同中共的分歧问题上，我们同赫鲁晓夫没有任何不同，甚至没有任何细微的差别。”周总理说，既然你们和赫鲁晓夫在中苏分歧上没有不同，那我们还有什么可谈的呢？最后，周总理正式表示了意见：

他说，在赫鲁晓夫被解职，各兄弟党兄弟国家派代表团来苏联祝贺节日的新气氛下，进行接触，了解情况，交换意见，看看是否找到团结反帝的新途径，这就是我们的全盘计划。

现在情况清楚了，既然你们同赫鲁晓夫毫无差别，共同愿望就很难找出来了。马林诺夫斯基的挑衅使新气氛没有了。我现在正式表示几点意见：

第一，在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贺词和我的书面祝辞中所表示的愿望，我们坚持不变。

第二，你们党所设想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即要在12月15日召开的非法会议，我们绝不参加。如果你们要开，你们有你们的自由。不过，我们要奉劝你们，不要走绝路，要悬崖勒马。

第三，在你们继续执行赫鲁晓夫那一套不变，中苏两党，各兄弟党的原则分歧基本解决前，谈不到停止公开论战。

周总理继续说，尽管如此，我们对兄弟党的门还是开着的。按照1960年声明中兄弟党关系准则，创造新的气氛，寻求新的途径来确定共同愿望的办法还是有的，这就需要双方努力。如仍然坚持赫鲁晓夫那一套不变，这种可能就不存在了。

在莫斯科期间，周总理、贺龙副总理还分别同罗马尼亚、波兰、古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越南的党政代表团多次接触，介绍同苏联领导人会谈的情况。周总理说，“我们这次来，是要了解背景，交换意见。”周总理谈到，“赫鲁晓夫下台是好事，这会使苏联党和政府的政策有一些变化。变化究竟有多大，我们还要观察。”“我们想做一点推动工作，推动他们向好的方面变化。”关于公开论战，周总理谈到，“公开争论是赫鲁晓夫挑起的，并指名侮辱了我们党的领袖。我们现在看不出目前有停止争论的可能。”最后，周总理谈到，“苏联新领导是要在没有赫鲁晓夫的领导下继续执行赫鲁晓夫的政策”，“通过这几天的接触，我们发现情况比原来预计的更坏。现在的苏联领导软弱，内部矛盾、混乱、动荡；各方面的压力很大。这是原来没有想到的。”

10月13日，周总理和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回国。在赴机场途中，柯西金对周总理说，我们和赫鲁晓夫还是有所不同，不然为什么要解除他的职务呢。他还提议，举行苏中两党的高级会议。周总理表示，将向中共中央转达苏共中央的建议。

10月14日，周总理和代表团飞抵北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群众代表数千人到机场热烈欢迎。

事隔多年，直到苏联解体后，苏共中央档案陆续公开。1995年，我在莫斯科看到了1964年10月14日苏共中央全会上苏斯洛夫作的关于赫鲁晓夫所犯错误的报告速记记录，才知道苏斯洛夫在全会上仍然坚持了攻击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并号召“继续同中共斗争下去”。这就是马林诺夫斯基放肆挑衅的真实背景；这就是米高扬公开表示的“在同中国的分歧上，我们同赫鲁晓夫没有任何细微差别”的含意所在；这就是勃列日涅夫坚持要召开分裂会议的原因所在。回想1964年当时代表团在我驻苏使馆研究情况时，周总理就以他敏锐的洞察力对苏联新的领导班子作出了明确结论：苏联新领导虽然解除了赫鲁晓夫的职务，但是，他们仍要继续坚持赫鲁晓夫那一套，即他们要当老子，别人只能当儿子——继续执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政策。历史果然证实了周总理的判断是正确的。

（摘自：欧阳淞 曲青山主编：《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济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