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解冻过程中一份鲜为人知的建议书

   多年以前，笔者曾为文阐述在尼克松政府决定采取行动打破中美关系僵局之前，美国政界与精英舆论界对于转变对华政策至少已有10年的酝酿和准备（见《缓慢的解冻》，《美国研究》1987年第2期）。后来，笔者在另外一些论述美国学者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的文章中又曾提到，在尼克松1968年当选总统之后上任之前，有一批以哈佛大学教授为主的学者提出过一份有关对华政策的《备忘录》，通过基辛格转交尼克松，其中有一些建议与后来实际执行的极为相似，但是这份意义相当重要的文件不知为何在美国很少有人注意到，尼克松和基辛格等人的回忆录中更是只字不提。在我国当然更鲜为人知。由于篇幅关系，那些文章都未能详述这份《备忘录》的内容，现将全文译出以飨读者。

从这份文件的内容和措辞可以看出几点：

一、到那个时候，美国对华政策必须有所转变这一前提已经很少疑议，所以《备忘录》的重点不在于阐明应该转变的理由，而是就适当的时机、方式和美国可以作出的让步提出建议。

二、显然，美国人那时对中国情况了解甚为模糊，对中方——也就是毛主席——的意图完全不摸底，所以每提出主动采取的步骤，都作被中方断然拒绝的准备。但是认为即使这样也值得一试，把希望寄托在毛以外的领导人或其继承者身上。殊不知当时正是毛主席本人正在考虑打开中美之间的僵局，而且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中也只有他本人能作出这样的决定。在今天看来显而易见的事，在当时双方似在捉谜藏，而且从那时起，直到实现基辛格秘密访华，双方又继续了一年半的互相摸底。这说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确起步维艰。

三、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走出第一步煞费踌躇。最值得注意的是《备忘录》中的一条建议：“您应该认真探索以下可能性：安排一名您所信任的人员与中共领导人进行秘密的——甚至是可以加以否认的——晤谈”。这与后来基辛格的秘密访华刚好相符。尼克松、基辛格的这一决策是否受到这份文件的启发，现已无法证实。不过当时反对此举的右派议员认定是这批哈佛学者的“绥靖”思想产生了影响，在国会提出此事，并要求载入国会纪录，因而这份文件得以正式公开。可能这也是尼克松和基辛格本人后来对此违莫如深的原因之一。另据《备忘录》作者之一的一位教授称，这批作者绝大多数亲民主党，基辛格既然参加了共和党政府，自然就得和过去的这些校友拉开距离。不过基辛格秘密访华已是在乒乓外交之后，多少对中国方面的积极意向有所了解，而《备忘录》提出此建议时却是对中方可能的反应完全心中无数的，因此更为难能可贵。

四、当时美国国内反越战运动已经兴起，有一批比较激进的大学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已经对美国的亚洲政策提出尖锐批评，认为必须改弦更张。《备忘录》的作者显然不属于激进派，而是基本上与政府认同。从其进言的小心翼翼的语气中可以看出他们不仅对中国不摸底，对当时美国国内的接受程度也顾虑重重。因此对于必须打开对华关系僵局的态度虽然很积极，而在实质问题的建议上却比较保守。特别是在关键的台湾问题上，其主张还是“台湾地位未定论”、“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并没有超出10年以前《康伦报告》的建议，也没有超出肯尼迪政府内部一直在探讨而未公开提出的设想（详见《缓慢的解冻》一文）。而尼克松访华达成的《上海公报》正是在台湾问题上有所突破才得以打破僵局，开始正常化的进程。这是由于中方态度坚定，以及双方通过各种渠道反复争论、磋商，互相了解对方的底线而获至的成果，这是1969年的《备忘录》作者所预见不到的。

五、自《备忘录》出台以来，已过去近30年，中美两国关系已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与那时当然不可同日而语，这期间的长足进展和曲折不必赘言。但是有一点令人遗憾的是，就基本态势而言，似乎尚未有根本的变化，也就是尚未像一般的双边关系那样达到真正的正常化。《备忘录》基本上是把中国作为不可捉摸的、一支潜在的扰乱国际秩序的力量来看待的。主张减少敌对、打开僵局是鉴于中国之大、可能成为强国的前景以及中共领导的政权将长期存在的现实，美国的遏制与孤立政策行不通，因而认为把中国纳入国际社会更能减少危险性。实质上就是60年代中期一些谋士们已经提出的对中国的“遏制而不孤立”的政策。经过80年代中美关系的积极改善和1989年之后的部分倒退，现在美国官方对华政策定位在“接触”（ENGАGEMENT）上。这个词的含义一直众说纷纭，但是基本态度还是一方面承认必须善处对华关系的现实，一方面对强大起来的中国可能起的作用充满疑虑，因此除了谋求改善关系的积极方面外，另一方面即使不是“遏制”，至少也是“限制”和“防范”。尽管中国与1969年处于“文化大革命”高潮时的情况相比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尽管两国之间的交往和信息相通与那时也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似乎美国对中国离真正的了解和信任还有相当的距离。在《备忘录》中已经充分否定的对华经济制裁政策，到90年代又一再被提出来。更有甚者，那个时候美国一般舆论在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方面走在政府前面，而今天，对舆论起很大作用的传媒对政府的对华政策却起着扯后腿的作用。《备忘录》的作者除个别外，自那时以来都在中国和东亚研究方面继续作出了重要贡献，现在是这一界的知名专家，其中不少人仍不断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提出促进性的建议。但是如果在1969年时他们需要顾忌国内反对派的指责，在措辞上小心翼翼的话，现在这种气氛有过之无不及。出于对客观情况的理解而提出持平之见的中国问题专家受到很大压力，以至于不止一个人将这种气氛比之于“麦卡锡主义”时期。这种极不正常的情况完全是时代的错位。但愿这是暂时现象，理性的呼声终将占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