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内最早使用"党的生活"的是谁【3】
■十一届五中全会提出“党内政治生活”这一概念，是把党内生活重新纳入正规的重大举措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面对新形势和新任务以及党的自身状况，党开始探索如何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问题。1951年我们党开始在全国开展整党运动，重申党纲党章对党内生活的规范，这纯洁了党的组织，增强了党的战斗力。
1956年党的八大突出强调党内斗争应当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原则，对党内政治生活作了进一步规范。1957年毛泽东同志提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但在指导思想发生“左”倾错误的情况下，党内政治生活出现不正常现象，最终导致发生“文革”的严重后果，多年探索形成的党内政治生活规范遭到严重破坏。
首次在党内文件中提出“党内政治生活”这一概念的是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1980年2月，为解决“文革”期间党纪国法遭到践踏，导致党的纪律涣散，党的组织瘫痪，山头主义、派性主义、造反主义盛行，党内生活极端不正常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提出“党内政治生活”概念，从确定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坚持党性、根绝派性，要讲真话、言行一致，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保障党员的权利不受侵犯，选举要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同错误倾向和坏人坏事作斗争，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不准搞特权，努力学习、做到又红又专等12个方面，规范党内政治生活。这是党的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治党管党的一个创举。
这一《准则》既对当时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又对党在长期实践中的宝贵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对党实现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的拨乱反正和全党工作中心的转移，促进党内团结、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化、规范化确立了基本规范。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准则》主要是针对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主要矛盾，目的是肃清林彪、“四人帮”的影响和流毒，着力解决由于“文革”而引起的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问题。
1983年10月十二届二中全会决定开始为期三年半的整党运动，在全党开展以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为基本任务的全面整党,全党在思想、作风、纪律、组织四个方面都有了进步,党内政治生态有了很大改进。
■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这一概念，是新形势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创新实践
新时期以来，在《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指导下，党内规章不断创新，中央出台很多文件探索推进党内制度体系建设，促进党内政治生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但在新的形势下，党面临着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环境“四大考验”，面临着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大危险”，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在一些领导干部身上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严重，必须下大气力解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问题，改革创新，逐渐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作为从严治党的重要突破口，先后制定或修订党内法规60多部，“条例”以上的就多达11部，严格规范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党员组织生活会，“党内政治生活”成为党员领导干部、全体党员和党组织的必修课。
习近平同志多次谈到党内政治生活问题，例如，2012年11月16日他就发表了署名文章《认真学习党章 严格遵守党章》，明确指出“要严格执行党章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各项规定”。2014年10月8日，他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提出“党内政治生活是党组织教育管理党员和党员进行党性锻炼的主要平台，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明确提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并将其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
2016年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从12个方面、160多条新规定新举措着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同时，配套出台《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健全党内问责机制、巡视制度，完善党内监督体系，扎紧制度的笼子，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结合起来，“党内政治生活”的概念和内涵得到进一步强化，从而把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提高到一个新高度。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不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全面推动党的建设，是新形势下从严治党的关键所在，是关系到党兴旺发达的大课题。只要坚守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党一定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各项战略任务，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本文为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课题组成果）
（原载：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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