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大智慧处理香港回归

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曾五次踏上过香港这片土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处理香港回归的历史重任又落到了邓小平身上。他以伟人的智慧，提出了香港回归“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与撒切尔夫人就香港主权问题进行了艰难谈判，坚持香港驻军，主持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基本法》。1997年7月1日，香港顺利回到祖国的怀抱。邓小平与香港回归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紧紧联系在一起。

毛泽东会见希思时说，“香港是割让的，九龙是租借的”，说着指了指邓小平等人说：“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是他们的事情了。”

邓小平在谋划香港回归时，曾经表达了在中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后，去香港走一走看一看的愿望。很多人以为他从未去过香港。其实，他在早期的革命活动中曾经五次来到香港，尽管来去匆匆，可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0年9月11日，年仅16岁的邓小平和84名四川籍学生，由上海乘法国邮船，开始赴法勤工俭学的旅程。9月14日，邓小平和同船的同学抵达香港。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到香港。同行的冯学宗在日记里这样写道：香港“背山面海，树木阴翳。商旅云集，街市宽阔，屋宇齐整。此地贸易之人，虽是中国人，但那种种的管辖权完全属于英国人，英人自得此地后，订立了许多束缚华人的条例，近已成为沿海最繁华最紧要的商埠了”。这想必也是邓小平对香港的最初的印象了。

1929年七八月间，邓小平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派遣，告别妻子张锡瑗，坐上南下的船，经过香港赴广西开展革命工作，这是第二次到香港。次年1月，邓小平因向中央汇报工作，取道香港来到上海，这是第三次到香港。1月底，他取道香港回到广西，这是他第四次到香港。1931年 2月，邓小平率领红七军到达广西。他奉命往上海向中共中央请示汇报，由韶关经广州到香港，再由香港到达上海，这是他第五次到香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问题，未解决前维持现状。

1974年5月2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英国保守党领袖、前首相希思，周恩来和邓小平等在座。毛泽东以他特有的风格，与客人纵论天下大事。当希思谈到英国可以给中国提供技术和技能方面的帮助时，毛泽东说：“你们帮助我们，我们高兴。你们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香港是割让的，九龙是租借的，还有二十四年。”说着，他指了指邓小平等人说：“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是他们的事情了。”

1977年7月17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决定，恢复邓小平因天安门事件被罢免的党政军领导职务，他第三次被起用。摆在他面前的工作千头万绪，可拨乱反正、恢复经济才是最紧迫的工作。10月2日，他会见参加国庆活动的港澳各界同胞代表团和香港知名人士利铭泽和夫人。他在谈话中说：“说什么‘海外关系’复杂不能信任，这种说法是反动的。我们现在不是海外关系太多，而是太少。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邓小平在这里明显地透露出一个强烈的信息，包括港澳台在内的海外关系是正常的人际关系，中国经济建设离不开海外关系这个“好东西”。

邓小平恢复工作后，便开始重视香港问题，思考“香港主权”的事情。1978年4月，国务院成立港澳事务办公室。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筹备和召开第一次港澳问题会议。会议开了将近一个月，对一些错误的极左的政策，进行正本清源，旨在改善与港澳工商界的关系。廖承志遵照邓小平的指示，对一批香港客人保证，香港可以长期保留它的现行制度，中国不会在香港搞群众运动。

1978年12月，外贸部长李强前往香港，主要任务是考察香港怎样能为中国，尤其是广东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帮助。李强在香港首次宣布，中国将接受外商投资，欢迎贷款。李强还经邓小平同意，正式邀请香港总督麦理浩访问北京。1979年3月29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香港总督麦理浩。他说：“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但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即使到了一九九七年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特殊地位。”

他明确表示不同意麦理浩提出的香港回归，新界仍由英国管理的意见。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不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利益，这就是：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就是到一九九七年香港政治地位改变了，也不影响他们的投资利益。麦理浩访问北京和邓小平的会见，给国际社会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即中国政府已正式把香港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就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问题，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提出著名的九条方针政策，又称“叶九条”。

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把“叶九条”概括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即“一国两制”。他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副主席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种制度是可以允许的。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我们也不能破坏他们那个制度。国家的统一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愿望。……我们讲大政方针。没有这样的气度不行。”

邓小平正是以“这样的气度”缜密地思考香港回归的问题。4月6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他们之间的对话已经勾勒出“香港回归”的基本路径。希思回忆起1974年与毛泽东会见时，毛泽东所谈香港回归的往事，他问：“现在离一九九七年只有二十四年的时间了，你是如何考虑在这个期间处理香港问题的?因为很多人都要在香港投资，怎样才能使投资者不要担心呢？”

邓小平回答：“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中国要维护香港作为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影响外国人在那里的投资，在这个前提下，由香港，包括在香港的外国人管理香港。我们新宪法有规定，允许建立特别行政区，由香港人自己组成政府，不管是华人、英国人或其他人都可以参加，可以做政府雇员嘛，甚至成为香港政府的成员都可以考虑。香港的各种制度也不变，对外可用‘中国香港’的名字发展民间关系，如贸易、商业关系。……如果中国那时（1997年）不把香港收回来，我们这些人谁也交不了账。新界的租让，香港岛、九龙半岛的割让，是过去不平等条约定的，现在实际上是废除条约的问题。”

邓小平在会见国庆35周年港澳同胞观礼团时说：“港人治港不会变。由香港人推选出来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

1981年7月18日上午，邓小平会见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也就是著名的武侠小说作家金庸，这是邓小平恢复工作后会见的第一个香港同胞。金庸一直是邓小平的仰慕者，他为邓小平1976年的不公鸣不平。邓小平复出后拨乱反正，推行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经济。金庸又通过《明报》予以报道，使海内外更真实地知道改革开放后的中国。

金庸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见到邓小平时，躬身行礼，谦恭地说：“我一直对您很仰慕，今天能见到您，感到荣幸。”邓小平迎上前去，握着他的手说：“欢迎査先生。我们已是老朋友了。你的小说我读过，我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书中的主角大多历练磨难才成大事，这是人生规律。”邓小平和金庸畅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形势， “重出江湖”的邓小平对未来中国充满信心，给金庸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金庸作为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虽身在香港却对祖国统一充满热切的希望。早在1981年2月，他就在《明报》撰写了《关于香港未来的一个建议》，表示：有关香港的未来，中英双方的想法相当一致，维护香港现状，对各方都有利。他提出三点建议：一、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二、香港的现状保持不变；三、中国如决定收回香港，应在15年之前通知英国政府。金庸所反映的意见和建议，体现出居住在香港的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良知和底线，自然也为中国政府所接受。1984年9月26日，中英两国草签了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金庸立即作出反应，称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是“天才的设想”，超越了英国人的预测，并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之为“一言可为天下法，一语而为百世师”。

1982年3月20日，邓小平会见香港工商界知名人士查济民，向他介绍了中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他指出：“在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这件事已经定了。一切文章都在这个前提下做。现在，主要是研究这个文章怎么做的问题。”在查济民谈到香港一百多年来都是英国人统治，香港人没有机会参政，香港回归后培养管理香港的人才是个很大的问题，建议成立几个政治性团体，以便培养这方面的人才时，邓小平指出：“这个建议很重要，为了培养治港人才，需要建立一些政治性团体。”

同年4月27日，邓小平访问朝鲜，他在与金日成谈到香港问题时说：“现在我们定的方针是，到一九九七年包括香港岛、九龙半岛、新界整个收回。英国的盘子是放在继续维持英国的统治这一点上的。这不行。在中国，不管哪个人当政都不会同意新界延长租期。……到一九九七年，香港岛、九龙半岛、新界，中国全收回。在这个前提下，维持香港自由岛、国际金融分中心的地位。我们设想，那时香港收回，维持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的社会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由香港人自己管理，组织地方政府，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挂中国国旗，也可能有个地方的旗帜，这可以商量，因为它也有些外事活动和国际交往。保留这样一个香港对我们益处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