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来俄罗斯在历史观和历史问题上的教训【3】
八、维护历史传统，保卫俄罗斯
近些年来，面对来自西方强大的思想压力和舆论攻势，普京领导俄罗斯，一方面积极进行政治和外交上的应对，另一方面加紧凝聚社会共识、与西方展开历史与文化上的思想较量。俄罗斯当局认为，近期俄罗斯境内外一些教科书任意歪曲历史、特别是二战史，美化法西斯，这是对俄罗斯人民的侮辱。
2009年5月8日，时任俄罗斯总统的梅德韦杰夫在其个人视频博客上讲到：“篡改历史的行为越来越猖獗，充满恶意和具有挑衅性”。梅德韦杰夫强烈谴责某些国家企图改写二战史的做法。他说：“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抗击法西斯的贡献不容贬低和篡改。我们决不会忘记我们的国家苏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所做出的决定性贡献。正是我们的人民摧毁了纳粹，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至少2700万苏联民众为此献出了生命，卫国战争才取得了胜利……我们将始终捍卫和坚守这一事实，任何人都不应对此有所怀疑。”他认为，上世纪40年代发生的一切并非仅仅是书本上那几页薄薄的纸，无论今天某些人多么处心积虑，历史也决不容许其重写或者篡改。因为这些历史对具有军国主义野心、种族矛盾和任何企图重构世界版图的行为起着威慑的作用。
俄罗斯准备出台“关于反击在独立的原苏联国家境内为纳粹主义、纳粹罪犯及其帮凶平反活动”的法案。根据这项法律，对于苏联在二战中的贡献进行任何形式的诋毁都将被视为与鼓吹法西斯同等罪行。法案对歪曲、篡改历史的行为做出一系列惩罚性的规定。触犯法律的俄罗斯人或外国公民都将有可能受到3-5年的监禁，同时罚款10万-50万卢布。法案还对歪曲或篡改二战历史的国家提出了外交和经济制裁意见。对于触犯国，俄罗斯将有权驱逐其大使或与其断绝外交关系，有权对其实施全面的运输和通讯封锁。
2012年1月9日，梅德韦杰夫签署了《关于在俄罗斯全境举办俄罗斯历史年》的总统令，决定2012年为“俄罗斯历史年”，并开展一系列的历史纪念活动。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主任、俄科学院院士谢·卡尔波夫指出，举办“俄罗斯历史年”的主要目的是“净化并确立俄罗斯人民的历史记忆”。他认为，这是争取俄罗斯民众心灵和头脑的“记忆之战”，俄官方已准备好打响这次“争夺历史的战争”。?
2012年10月20日，普京签署《关于完善国家爱国主义教育政策》，决定在总统办公厅成立社会项目管理局，主管全国的爱国主义教育。今后俄罗斯将斥巨资开展各式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强化历史传统教育，提高国民认同。为此，普京提出“新爱国主义”的概念，更强调包括沙俄时期在内的俄罗斯的传统道德价值观，敦促学校加强对青少年的历史、文化和道德教育。
2012年12月12日，普京向俄罗斯联邦议会上下两院发表了年度国情咨文。此次普京的国情咨文充满了沉重的历史感和危机感。在咨文开篇普京便开门见山地指出：“单是在20世纪，俄罗斯就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一场内战、若干革命，国家两度分崩离析。俄罗斯人的生活也有过数次翻天覆地的变化。在21世纪之初，我们遭遇了真正的人口及价值观危机。倘若国家不能维持现有人口数量并实现增长；倘若国家失去了发展的方向和理想，无需外敌，俄罗斯将自掘坟墓，躲不过败亡的命运”。普京讲到，评判爱国者的标准，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对本国历史常怀尊崇、挚爱之心”。普京提出，为了让民族意识重新觉醒，我们需要将各个历史时期完整地联系在一起，重新认识这样一个普通的真相：俄罗斯不是始于1917年，也不是1991年，我们有共同的延绵千年的历史，依托这个历史，我们才有内力，民族发展才有意义。
普京讲到，2012年“俄罗斯历史年”即将结束，但对祖国历史、教育和科学项目的关注不能减弱。普京希望，重建的俄罗斯历史协会和俄罗斯军事历史协会以及俄罗斯地理协会要积极发挥作用。普京号召，俄罗斯应当保留祖祖辈辈传给我们的经验。俄罗斯数百年以来一直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一个文明国家。俄罗斯应当坚定不移地发展，同时也应该保留自己民族精神的特点，俄罗斯民族不能迷失自己，俄罗斯永远应当是俄罗斯。
2013年2月1日，俄罗斯隆重举行庆祝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70周年活动，普京在讲话中强调，俄罗斯坚决反对歪曲二战历史事件，反对出于政治目的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不允许抹杀那些使世界获得解放的人所建立的功勋。而在前一天，伏尔加格勒市决定每年的６个二战纪念日期间将城市重新更名为“英雄城市斯大林格勒”。
谁有权解释历史，谁就有权阐述现在。谁掌握青年，谁就掌握未来。专家注意到，近年来以普京为首的俄政界高层参与和关心历史教学和中学历史教材问题不是偶然的。自上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俄罗斯社会中历史虚无主义的流毒影响甚深，至今俄罗斯社会思想政治分歧仍然严重。受近年来西化和商业化侵袭，俄罗斯学术界、教育界弥漫着浓重的“失败的情绪”，精神涣散，缺乏自信。另一方面，10多年来，严肃史学被边缘化，伪科学和碎片化的“庸俗史学”盛行，社会中不乏各式的“戏说历史”、“歪曲历史”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文化资源不仅没能成为俄罗斯民族前进的动力，反而变成了撕裂社会团结的漩涡，变成了沉重的包袱，阻碍着俄罗斯复兴的进程。
普京成立专门政府机构、拨付巨额财政资金进行历史、道德教育等做法，也遭到俄罗斯内部一些人的垢病，批评普京是在用苏联时期“行政命令式手段”，根本不能有效地教育或感化在信息时代网络条件下成长起来的青少年。另外，一些西化、自由化政治势力在西方支持下仍极力抵制俄官方修史的努力，反对普京在历史教科书等问题上的做法。
同时，也应当看到在事关重大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和评价上，以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为代表的俄罗斯高层还有不少摇摆不定、模糊不清和自相矛盾之处。普京的寻根努力以及回归“沙俄历史”倾向也引起境内外的警惕，担心普京的爱国主义和保守主义会不会演变成咄咄逼人的“沙文主义”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可见，今后俄罗斯社会历史思想领域的探索和斗争仍会持续下去。俄罗斯何时能够走出“历史迷茫”和“思想政治陷阱”，我们将继续跟踪观察。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4ZD163）《国际智库当代中国研究数据库与重要专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3页。
[2]参见俄罗斯总统官网链接
[3]参见
[4]《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我应该更早些放弃共产党》，原载于2011年8月16日英国《卫报》，参见《亲历苏联解体：二十年后的回忆与反思》，李慎明主编，张树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5月。
[5]参见[俄]安·康·索科洛夫、维·斯·佳热丽科娃：《苏联历史教科书（1941－1991）》，莫斯科高校出版社1999年俄文版，第349页。
[6]参见陈启能：《苏联解体前的“历史热”》，载《史学理论研究》杂志，1998年，第4期。
[7]参见[法]玛丽雅·费列蒂：《记忆的紊乱：俄罗斯与斯大林主义》，2002年11月20日。
[8]参见[苏]《戈尔巴乔夫言论集》，莫斯科1988年俄文版第5卷，第217页，转引自[俄]亚·谢·巴尔辛科夫：《当代俄罗斯历史导论（1985－1991）》，莫斯科2002年俄文版，第84页。
[9][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85－186页。
[10]参见[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著：《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11]参见[苏]《戈尔巴乔夫言论集》，莫斯科1988年俄文版第5卷，第386－436页，
[12]参见[俄]亚·尼·雅科夫列夫：《看破红尘之苦》，莫斯科1991年俄文版，第93页（Яковлев А.Н. Муки прочтения бытия. М.,1991.С.93.）。
[13]参见[苏] 《真理报》，1987年9月11日。
[14]参见[俄]安·康·索科洛夫、维·斯·佳热丽科娃：《苏联历史教科书（1941－1991）》，莫斯科高校出版社1999年俄文版，第349－350页。
[15]参见[俄]亚·谢·巴尔辛科夫：《当代俄罗斯历史导论（1985－1991）》，莫斯科2002年俄文版，第93－94页。
[16]《苏美历史学家“圆桌会议”》材料，载[苏]《历史问题》杂志，1989年第4期，第100页；转引自陈启能：《苏联解体前的“历史热”》，载《史学理论研究》杂志，1998年第4期。
[17]
[18]
[19][苏]《历史问题》杂志1990年第1期，第3、6页；转引自[俄]亚·谢·巴尔辛科夫：《当代俄罗斯历史导论（1985－1991）》，莫斯科2002年俄文版，第140页。
[20]参见[俄]亚·谢·巴尔辛科夫：《当代俄罗斯历史导论（1985－1991）》，莫斯科2002年俄文版，第141页。
[21]参见戈尔巴乔夫《我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利加乔夫：《有两种不同性质和风向的改革》，雷日科夫：《政治斗争打乱了经济改革部署》，谢瓦尔德纳泽：《我和戈尔巴乔夫商量好要抛弃民主德国》，载《亲历苏联解体：二十年后的回忆与反思》，李慎明主编，张树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5月。
[22]Г．Я．阿列克谢耶娃：《历史·意识形态·政治（二三十年代）》，载《20世纪俄国的历史科学》，第84页，转引自陈启能：《苏联解体前的“历史热”》，载《史学理论研究》杂志，1998年，第4期。
[23]《星火》画报是苏联著名的政治刊物。80年代中后期，由维·科罗季奇担任主编。此人在70年代曾发表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仇恨的面孔》，言词激烈，受到赏识。担任画报主编后把《星火》变成了揭批苏共、仇恨苏联制度的大本营。后来科罗季奇移居美国长期居住。
[24]参见1990年春由刚刚赢得选举的莫斯科民主派主办的杂志《首都》周刊，或[苏]亚·齐普科：《我们的原则好吗？》，载[苏]《新世界》杂志，1990年，第4期。
[25][苏]亚·齐普科：《斯大林主义的根源》，载[苏]《科学与生活》杂志，1988年第11期、第12期。
[26]亚·齐普科现为俄罗斯科学院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原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先后在《共青团真理报》、苏联共青团宣传部、以及苏共中央宣传部（任顾问）工作(1986-1990)。后来先后在日本北海道大学和美国学术机构访问。曾任戈尔巴乔夫基金会调研部主任（1995－1996）。此人善于发表怪异、先锋的文章，经常被一些学者批驳。近年，齐普科的观点似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最近 [俄]《分析通报》杂志2004年第3期刊登了他长篇论文《后苏联自由主义失败的原因与本质的思考》。
[27][俄]安·米格拉尼扬：《当代俄罗斯的国家意识形态问题》，载《俄罗斯现代化与公民社会》，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268－269页。
[28]在戈尔巴乔夫末期、苏联解体前夕，由于苏联社会商品和其它日用消费品极度短缺，西方一些国家特别是欧洲向苏联运送了食品等“人道主义”物资。一些食品包装直接用俄文标注“人道主义援助”。
[29][俄] 弗·亚·利西齐金，列·亚·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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