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转折关头

五四运动爆发，上海工人大罢工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五四运动，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国强国真理的进步性、各族各界群众积极参与的广泛性，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在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中国发生了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全球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最初，中国局势的演进与世界局势的演进几乎是两条平行线，只是偶有交集，但到了大战后期和战后初期，却缠绕到一起。对中共建党背景的追溯可以循着这两条线索的发展而展开。

辛亥革命催生了一批新事物，带来了不少新变化，为传播与弘扬新思想、新观念的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创造了必要条件

1911年10月，中国辛亥革命爆发。虽然这场革命在形式上是温和的，而且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仅存在三个月就被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政府所取代；但是，这场革命开辟了20世纪伟大中国革命的时代，其所具有的深刻内涵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愈加彰显。

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在中国大地上树起民主共和国的旗帜，促进了中国人的思想解放和中华民族的觉醒，激励起一大批志士仁人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行民主而英勇奋斗，从此反动势力再不能建立起巩固的统治。

辛亥革命未能如其领导者孙中山所期望的那样，在中国建立起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制度，这被看作是这场革命的失败之处。此后十余年中国政坛纷争不断，社会动荡不安。但是，历史的进步总是以曲折的方式实现的。辛亥革命还是催生了一批新事物，带来了不少新变化，为即将到来的中国社会变革准备了物质、思想和人才基础。

民国初年，中国掀起了近代政党政治的第一波浪潮。各阶级、各阶层的代表人物纷纷登台亮相，过去被专制统治视为洪水猛兽遭到严禁的政党组织竞相成立，各种名目的政纲、宣言遍布报刊，各种“主义”开始在社会上流传。尽管这时的政党组织五花八门，不少带有会党性质，但中国政党政治的时代毕竟来临了。

民国成立后，大力提倡发展实业，并着手经济法制建设，工商业界颇为兴奋，中国经济出现了一波长达十年之久的快速发展时期。当然，影响因素甚多，诸如欧洲战争的爆发即为中国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良机。中国现代经济水准的提升进而带动了其他方面的变化，如民族资产阶级的兴起，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社会团体的勃兴，市民阶层的发展，等等。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是稍后能够发生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政治运动的一个重要条件。

新式教育和新闻出版业在民国初年也有较快发展，这使得在清末已形成规模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得到进一步扩大。从总体看，新型知识分子以青年为主。他们既接受过旧教育，也接受了新教育，是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中成长的一代。他们知识结构新，思想先进，有强烈的近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因而也就具有不同于传统士人的思想性格，最突出的是危机忧患意识、爱国救亡思想、变革与革命精神。这群人的选择，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发展方向。

除此之外，辛亥革命还加快了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行为准则、价值判断、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的转变。这一系列转变不仅有利于吸引和动员人们关注和参与政治生活，也极大地拓宽了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视野。所有这些，都为传播与弘扬新思想、新观念的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创造了必要条件。

日本借一战之机侵占山东，刺激了国人的爱国意识，使得随后展开的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渗入了救亡的因素

1914年6月，以英、法、俄等协约国为一方，德、奥等同盟国为一方，打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主要列强均卷入战争，无力他顾，这种形势被日本认为是对华扩张之绝好时机。战争爆发后不久，日本即以加入协约国参战之名，行趁火打劫之实。8月23日，日本对德宣战。11月，日军攻占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根据地青岛，占据了胶州湾租借地和胶济铁路全线。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场在欧洲，基本无关中国的利益，但胶州湾问题牵涉到中国，又使中国不能对这场战争完全置身事外。战争爆发后不久，北京政府于8月6日宣布“决意严守中立”，其后又循日俄战争之前例，将胶州湾附近地区划为战区，听由日、德两军厮杀。日德战事结束后，1915年7月，中国两次照会日本，声明取消战区，要求日军撤离。但日本非但不理睬中国的要求，反而企图压迫中国就范，使其在山东攫取的权益合法化，同时彻底解决满、蒙等悬案，进而为独占中国创造条件。1915年1月，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消息披露后，国内反对的民意沸腾，集会抗议、成立组织、发出通电、抵制日货、征募救国储金等等，反日舆论和行动遍布中国。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政治的第一个交汇点，它刺激了国人的爱国意识，使得随后展开的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渗入了救亡的因素。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一般认为，这是新文化运动发端的标志。该杂志的主编陈独秀认为，要改变中国，必须有文化的觉醒和思想的启蒙。“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唐宝林先生认为：陈独秀的这个思想把人的解放与国家的振兴联系起来，把启蒙与救亡统一起来。这个看法颇有见地。一年后，这本杂志更名为《新青年》，其鼓吹新思想、新文化、启发新觉悟、造就新青年的宗旨一目了然。

新文化运动能够蔚成风气，引导潮流，得益于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实行的教育改革。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他上任后即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教学方针，实行民主办学，鼓励学术研究，出版刊物和开展社团活动。他陆续聘请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周作人、鲁迅等一批具有新思想，提倡新文化的新派人物执教。这些改革措施的实施培育了北大的一代新风，也为各种新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条件。自此，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荟萃北大，《新青年》杂志也由上海迁到北京，形成了一个以该编辑部为核心的新文化阵地。随着一批积极提倡新文化、传播新思想的报刊陆续创办，新文化运动迅猛发展起来。

在新文化运动左翼人物的政治理想从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共和国转向学习苏俄建立劳农政权的过程中，李大钊起到了关键作用

初期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是提倡民主和科学，同时也提倡新文学。这场由中国知识界左翼发起的运动之初衷是探索如何使中国走出辛亥革命失败造成的困境，以便建立欧美式的民主共和制度。新文化运动针对辛亥革命后中国民主政治试验的失败，针对群众思想蒙昧落后，反对专制和迷信盲从，鼓吹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这场运动的另一项主要内容是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实行文学革命，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文学革命的意义并非仅止于文化方面。如果没有白话文的流行，外国的新概念、新思想便无法比较准确地译成中文，介绍给国人并为国人所理解。革新文学与革新政治有机地联系起来，使得新文化运动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启蒙运动。

在新文化运动左翼人物的政治理想从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共和国转向学习苏俄建立劳农政权的过程中，李大钊起到了关键作用。他是在中国最早宣扬俄国革命，并较为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随后又与陈独秀一起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以李大钊心路为案例，可以窥探那一代人的思想转变。

李大钊的经历是有些特殊之处的。中共党史研究的前辈学者李新、刘桂生指出：在中国早期的那批共产主义者中，没有一个人像李大钊那样曾与中国戊戌以后所兴起的改良主义有那么深的联系，在学理上作过那么严肃认真的追求和探讨；也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曾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系列最基本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作那么多的、那么经久不懈的探讨和追求，并对封建专制主义深恶痛绝，在理论上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另一方面，在中国也没有第二个曾经信奉过改良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人，像李大钊那样率先信仰马克思主义，率先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