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国际事务中备受关注的一个重点，即是安全问题。对于“国家安全”、“地区安全”和“全球安全”这三类问题，不同国家所关注的重点有所不同。其中，国家安全和地区安全是世界大多数国家普遍关注的问题。从冷战后国际局势的演变进程看，地区安全已成为国际安全问题的焦点。并且，与冷战时期以单边军事实力或双边同盟、“两大阵营式”的对抗集团为主要特征的安全关系与结构不同，在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相互依存日益紧密的局面下，地区安全关系和结构正朝着多边化、多样化和多层次方向演变。本文在此着重对冷战后欧亚多边安全机制作较为粗浅的比较分析。
一、全球和地区安全结构变化的三个原因
冷战结束后, 全球安全和地区安全问题呈现出多样化、多边化和复杂化的特点，安全形势与安全结构与冷战时期大不相同。形成这种结构性变化的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苏联解体的结果。苏联的解体改变了冷战时代的地缘政治、经济和安全结构，在欧洲尤为明显。它给冷战后地区安全带来的最大问题，是民族冲突和国家分裂，无论在欧洲还是在亚洲，现有的冲突和未来可能发生的潜在冲突之间已不存在象冷战那种有效的“缓冲区”或“隔离带”以控制冲突或减缓冲突的可能性。
第二、冷战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政策趋于“内向化”，注重本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而各国寻求经济发展都无法摆脱并且必须适应国际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趋势，实行市场导向、对外开放以及国际化的经济发展政策。经济市场化、国际化和全球化扩大和加深了各国间、地区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这进一步分解了冷战时期形成的地区安全结构，同时也给冷战后的各国的安全问题和地区安全问题注入了一些新的因素。
第三，“传统安全”(Traditional Security or Conventional Security)问题和一些“非传统安全”或“新安全”(Non-traditional Security or New Security )问题的出现，并不时地相互交织在一起。前者如在领土、岛屿和海洋权益上的双边和多边争端，对地区安全和稳定具有很大的影响。而后者如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恶化、经济危机、金融崩溃、国内动乱、跨国犯罪、恐怖主义等“新安全”问题，也开始对地区安全和稳定产生重要影响。新安全问题的主要特点在于它的“多样性”、“多边性”和“地区性”，牵涉到各国的利益和安全。
这里值得指出的是，在冷战时期对付一个“主要敌人”的军事同盟体系之下，国家间的矛盾纠纷是受到美苏和东西方“两极结构”的约束和控制的。而冷战后的国家间矛盾纠纷则受制于地区关系的限制和约束。因此，冷战后的国家、地区和全球安全保障，仅靠一国或双边关系间的有关安排是不牢靠的，多边安全保障关系和体制是处理冷战后地区安全问题的主要途径和方法。可以说，冷战时期全球和地区安全保障主要依赖于“美苏与东西方两极力量之间的平衡”，而冷战后的全球和地区安全保障的关键在于，如何使“力量多极化”、“问题多样化”纳入一个新的着重在建立“相互信任”、确保“平衡制约”、推进“共同合作”的安全网络机制之中。
二、欧亚大陆安全环境之比较
欧亚大陆是冷战后全球安全和稳定的“核心地带”，是决定着２１世纪全球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形态走向的“中心”，它的安全稳定与否直接左右着全球安全和稳定的态势。从欧亚大陆本身来看，两大地区的安全环境有着较大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从地缘政治角度看，欧洲安全的重心在大陆。也就是说，欧洲地区的安全稳定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洲大陆国家间的地缘安全关系结构。苏联解体、德国统一以及欧洲一体化，打破了冷战时期甚至整个20世纪的欧洲地缘政治结构，欧洲未来在安全领域的许多问题都将由这些大变动带来的影响所决定。可以预见，随着欧洲联盟一体化的逐步完成，其内部的安全关系以及欧盟国家与其他非欧盟国家的关系也将发生变化，而未来欧洲安全与稳定的问题将集中在前苏联地区、中东欧地区、巴尔干地区。
与之相比，亚太地区安全关系的重心在海洋。亚太地区多数发展中国家正处在对外开放和实现经济与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之中，经济增长的中心均集中在各自的沿海地带，对外贸易也极大地依赖于海洋运输，亚太地区的一些潜在冲突热点也集中在朝鲜半岛、日本海、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因此，确保亚太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关键，在于西太平洋沿岸的东亚国家之间能否建立一种建设性的安全合作关系。
第二、从历史角度看，欧洲的历史是一部充满战争与变革、新旧秩序不断变换的历史。大国之间争霸、结成军事联盟、建立势力范围等现象屡见不鲜。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以来，近现代世界历史上的大规模战争以至两次世界大战先后都发生在欧洲，尽管欧洲人曾好几次设计过避免战争再度爆发的预防体制，但最终都归于失败。因此，欧洲安全问题既是一个历史问题，一个没有最终得到解决的老问题，因而它也是一个未来问题。
相比之下，亚太地区与欧洲地区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从近现代历史上看，亚太地区尤其是西太平洋沿岸的东亚国家安全问题的形成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触发了亚洲大多数闭关自守国家的内外危机。第二个阶段是本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1904—05年的日俄战争和日本对亚洲大多数国家的侵略。除了日本帝国的对外侵略扩张外，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之间没有发生过象近现代欧洲历史上那种规模、那样频繁的战争。第三个阶段是冷战对抗时期。冷战时期全球发生的两场最大的地区性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均发生在亚太地区。然而，这两场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并不完全是由亚太地区国家间的冲突所致，而是美国为了推行其对共产主义的“全面遏制”政策、直接干预和军事介入亚太地区事务所导致的。因此，在冷战对抗形成之前和冷战对抗时期，亚太地区始终没有一个自身的安全结构和预防战争的体制设计。而冷战的结束使亚太地区安全问题的根源和安全关系的调整开始由“外部性”转向“内部性”，设计一个符合亚太地区发展、保障各国安全利益、加强对话和磋商以及协调与预防战争冲突的安全机制，看来是势在必行。由此可以说，冷战后亚太地区的安全问题应当说是一个新问题。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亚太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以及大国力量介入亚太事务所带来的新问题。
第三，欧亚地区安全所面临的问题不同。在欧洲，苏联解体、德国统一、中东欧国家社会转型以及欧洲联盟一体化，改变了两个世纪以来欧洲一直以“均势”和“结盟”方式为主确保安全、避免战争的传统结构与体制。冷战后欧洲安全保障的核心，在于如何建立一个适应欧洲地缘政治结构巨大变化的新的安全结构与体制，其中俄罗斯和北约的关系对于形成冷战后欧洲安全新体制的作用举足轻重。
在亚太，冷战后安全问题关注的三个重点分别是：（１）美、中、日、俄四大国在亚太安全事务中各自的角色和作用，以及美中日三大国与东盟在共同推动建立亚太地区安全保障机制中的所起的作用。（２）冷战遗留的冲突问题，如朝鲜半岛问题、台湾问题、一些国家间的领土争端问题。（３）冷战后新的安全问题，如核不扩散问题、军备现代化问题、南中国海问题、环境污染问题、海洋资源问题，以及亚太地区经济发展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国内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与国家完整统一问题。
从上述比较可见，冷战后欧洲与亚太地区的所面临的安全问题有很大不同，冷战后欧洲与亚太地缘政治结构的不同，以及形成欧亚地区各国间安全关系的基础、条件和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因此，未来欧亚地区安全结构、安全秩序和安全体制也就会有所不同。
三、欧亚地区安全机制之异同
若把欧亚大陆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欧亚两个地区的安全关系是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如果未来欧洲安全若得不到有效保障，它必将对亚太地区安全保障带来不利影响，反之亦然。因此，在建立冷战后欧洲和亚太安全保障机制的过程中，在一些方面是可以相互借鉴的。
欧亚在建立冷战后地区安全保障机制方面有三个相似或共同点：
第一、没有“共同的敌人”。不同于冷战时期，在欧亚各自地区范围内没有“主要的敌人”或“共同的敌人”。也就是说，不存在某个国家对地区大多数国家的安全和威胁构成了“直接威胁”。
第二、“合作安全”（Cooperative Security）是主要途径。正是没有“共同的敌人”，因而使各国间在地区安全领域进行广泛合作成为可能。由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形成的国与国之间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使地区内各国所面临的安全问题仅靠自身的力量已无法解决，而地区性安全问题则对各国自身安全造成直接影响。因此，安全领域的相互合作是最重要的可靠途径，必须建立一个以合作为基础的多边性地区安全结构与秩序。“合作安全”是当前欧亚地区安全关系的基本特征，尽管“合作安全”在欧洲表现为像北约那种“集体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的机制形式，而在亚太地区则突出强调“综合安全”（Comprehensive Security），反映为象ＡＰＥＣ那种“多边磋商”机制和象东盟“地区论坛”那样的“对话”与“合作”方式。
第三、建立相互信任措施（CBMS）为最为重要。建立相互信任措施对于推动冷战后欧亚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是极为关键的一步。无论欧洲还是亚太，在安全领域合作面临的一个首要的共同基本问题，就是相互信任关系，如俄罗斯与北约的相互信任关系，中、美、日及东盟国家间的相互信任关系。
欧亚在建立冷战后安全保障机制方面的三个差异或不同点：
第一，安全保障机制的基本框架不同。在欧洲，北约（NATO）是欧洲未来安全保障的主要工具，西欧联盟（WEU）是欧盟内部安全关系的支柱。“欧洲安全合作组织”（OCSE）和“和平伙伴关系计划”（PFP）是推动北约、欧盟吸收部分中东欧国家加入北约及与俄罗斯建立安全合作关系的重要方式。除了“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外，上述的其他安全保障组织和机制都是对冷战时期原有组织机构的革新和扩展。与之相比，在亚太，APEC、东盟地区论坛（ARF）、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则都是冷战后的产物，显然，如何处理地区多边安全事务，是亚太国家面临的新课题。
第二、现有机制所形成的安全结构和作用不同。在欧洲，安全合作的主导权掌握在美国和欧盟手中，将形成以美欧主导的多边安全结构和秩序，而安全机制的政治与军事色彩更为突出，并且有较强的机制约束力。在亚太，难以形成以某个大国、某个集团或同盟主导的多边安全合作结构，亚太多边安全机制将更多以“对话”、“协商”、“协调”为主，亚太多边安全的参与者比欧洲更多样化，自主性也更强一些，机制的约束力也就较弱。另一方面，亚太安全问题比欧洲安全问题更多样化，地区内的政治与军事关系只是安全协商合作的一个方面，而经济与发展问题对于促进亚太地区安全保障的作用和影响比前者更大一些。从方式上说，亚太地区安全合作必须是多层次、多渠道的。
第三、多边安全保障所关注的重点有所不同。在欧洲，安全保障的重点在于防止欧洲大陆分裂重演和集团或同盟对抗，预防一些国家内部动乱和分裂引起的武装冲突以及限制象巴尔干地区的民族、宗教冲突，加强维和行动。在亚太，安全保障的重点有四，（1）用非军事的手段逐步解决象朝鲜半岛南北对峙那样的冷战遗留的冲突问题，防止台湾海峡地区发生军事冲突。（2）调解和预防一些相关国家可能因领土、岛屿纠纷和海洋权益争端以及环境生态问题而引起对抗和冲突。（3）避免大国间的对抗，加强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的相互合作。（4）促进亚太地区有关国家经济发展，保持内部稳定，避免内乱向外蔓延。
欧洲和亚太地区多边安全机制尚未定型，如何建立冷战后欧洲与亚太地区安全保障有效机制仍在摸索之中。加强地区多边安全协商合作是大势所趋，但地区内各国间良好的双边关系是多边合作的必要前提和重要基础。当然，多边合作的有效展开也会有益于双边关系的稳定和发展。就亚太地区而言，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里，多边安全机制的建立面临四大基本难题：一是怎样缩小亚太地区内东、西方国家在历史文化、国家政治形态与地缘战略上所形成的认知上的差异；二是亚太地区的中、日、美和东盟之间怎样形成一种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良性互动、健康稳定的双边和多边关系，共同推动地区多边安全合作进程。三是在地区政治、经济和军事协商合作机制中如何平衡各国利益，实现综合安全保障的目标；四是如何实现地区新、旧安全体制的有效衔接。
注释：
本文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东亚研究做访问学者期间，从事“欧亚多边安全机制比较”研究项目成果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