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研究述评
徐永军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它不仅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徘徊，从根本上消除了已经由实践证明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十分有害的“左”的指导思想及其表现，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而且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以此为起点，中国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邓小平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他在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为全会从根本思想上摆脱“两个凡是”的束缚，克服“左”的指导思想，确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认识、新决策奠定了重要基础。他也因为这次全会实际上成为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因此，对邓小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课题的研究在中国当代史研究和邓小平生平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 研究概况
国内对邓小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课题的研究，始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在决议起草和讨论过程中，党内许多同志已经注意到邓小平在伟大历史转折中的作用，要求在决议中写明。只是由于邓小平本人的反对，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才没有写上。
1983年，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对收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中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作了这样的题注：“这是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即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这可以说是关于邓小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课题的公开发表的第一个研究成果。
1985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在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进行修订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条目中，不仅吸收了上述题注中的观点，而且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实际主持下进行的。”“全会讨论并完全同意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总的指导方针”。这表明对邓小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课题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90年代，随着《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邓小平论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等的编辑出版和《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的修订出版，党史界对邓小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课题的研究全面展开，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其中在1998年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前后达到高峰。据统计，20多年来，研究邓小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论文有40多篇，其中主要的有：李向前《邓小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柳国庆《论邓小平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贡献》、雷国珍《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标志》、吕书正《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起点》、汪青松《十一届三中全会与邓小平理论指导地位的初步确立》、白应华《邓小平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等。这一时期，一些知情者还撰写了分量和反响都很大的回忆文章或专著，如：朱佳木《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于光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等。这些回忆文章或专著，比较多的谈到了邓小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专题。历史专著中反映邓小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内容比较有影响的是：龚育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二十题》、郑惠主编《决定命运的41天》、王洪模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前后后》、张树军《大转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录》、张湛彬《划时代的会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等。此外，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央党史研究室撰写《中国共产党简史》等都有关于邓小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经典的论断性评价。
1997年12月广州出版社出版了叶永烈《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这是一部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长篇纪实作品。书中也涉及到邓小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专题，可以参考。
国外学者研究邓小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专题的论文，不得而知，但涉及到这方面内容的专著不少。香港、台湾和日本、德国、英国都出版过邓小平的传记，例如理查德·伊文思《邓小平传》就在国内产生过不小的影响。1996年该书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张爱茹、武市红等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另外，国外还出版了一些研究邓小平领导下的当代中国的发展变化的著作。国内学者把其中有关邓小平的内容翻译、辑录成册，例如冷溶主编《海外邓小平研究》和金羽主编《海外人士心中的邓小平》。1993年，这两本书分别由山西经济出版社和红旗出版社出版。从已经翻译的著作看，国外学者对邓小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课题研究的广度与深度，都不如国内学者，但是由于其特殊视角，对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 研究论及的主要问题
从已经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著作内容来看，对邓小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课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问题上。
1.关于邓小平对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及其重大决策所起的作用
这是已发表的论文和有关著作研究较多的内容。总的看来，研究较深入，评价较客观、公允。论著者大都认为，邓小平对三中全会的召开及其重大决策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概括地说是：
（1）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作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使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这是关于邓小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研究的文章和著作一个共同的观点。由于档案材料丰富，论著者对这一观点论证得都很充分。他们在文章和著作中分析了粉碎“四人帮”后，中国面临的严峻局势，指出两种思想路线的对立，详细介绍了邓小平与“两个凡是”斗争的三个回合，即提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倡导实事求是、支持真理标准讨论，最后得出结论：在邓小平的推动和领导下，一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全国展开。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极大地教育了全党和全国人民，为使全党的思想从“左”倾教条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为开好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2）邓小平最先提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使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这一观点可以说最早是由胡耀邦提出来的。1980年11月19日，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两年间所起的重要作用归纳了十条，其中第八条就是：“1978年9月份，小平同志在东北提出了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为三中全会的方针，为今后党的工作方针，作出了决策。”两年后，邓小平自己也说过类似的话，那是1982年9月18日，在陪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总书记金日成前往成都访问的途中，邓小平回忆1978年9月访朝归来后在东北的谈话时说：“我在东北三省到处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我强调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上面这两个材料1982年和1993年分别收入了《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但当时并没有引起史学界的太多关注。邓小平逝世后和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前夕，又有一些邓小平在东北谈话的回忆文章问世，如郑惠主编的《改变中国命运的41天》中收入的王恩茂、任仲夷、李德生等的回忆文章，加之对邓小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专题研究的深入，邓小平在东北提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热点，一批研究成果也相继发表。如朱佳木《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前前后后》和王宁《邓小平1978年东北谈话的主要内容、特点和意义》、张树军《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实录》等。在这些研究文章、专著中，研究者不仅根据上述回忆材料和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一些活动与讲话，详细论证了“在1978年9月间，邓小平在东北提出要适时地结束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是确定无疑的”，而且列举邓小平在东北之行后继续强调全党工作重点要转移的一系列谈话与活动，说明“邓小平的这一系列谈话和行动，为中共中央作出工作重点转移的重大决策作了呼吁”，促成了党的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
研究者还指出，虽然邓小平建议工作重点转移，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很顺利地就通过了，但是由于指导思想不一样，因此对工作重点转移的解释上还是有分歧的。分歧的实质就在于，这个转变仅仅是由于粉碎“四人帮”后的清查运动结束了，还是由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就应当如此，也就是这个转变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转变，是从工作安排的角度提出问题，还是要从根本上转变党的政治路线?于光远、朱佳木等在回忆或研究文章中，根据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和会议讨论情况，对这一问题作了详尽的分析，指出华国锋解释工作重点转移，讲的是在具体时间、具体条件下如何具体工作的问题，即是不同阶段的工作安排问题，这是与邓小平的原意相违背的。
（3）邓小平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的方针起了巨大的作用。确立改革开放的方针是大家公认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功绩。虽然这次会议，包括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对改革开放在理论上原则上讲得不多，讨论得不是很充分，但是倡导改革开放的精神是很浓的，是一次倡导改革开放的会议。应该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党和人民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就已经认识到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在思索着改革开放的路子。但是在党内，特别是在党的领导层，最早倡导改革开放的是谁？思考得最深入最全面的又是谁？于光远在他的回忆著作中这样说：“在倡导改革方面走在最前面，想得最宽最深的还是邓小平。”“邓小平除了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大家都知道的那些话之外，在传达下来的在常委听取召集人的汇报会上，在准备大会闭幕讲话过程中同我们的谈话，以及在其他场合，他还谈了不少。他口头讲的比形成文字的更自由更敞开。他对我国经济体制现实中存在的弊端和如何进行改革的想法，其明确、尖锐的程度我感到比当时别的同志高出一大截。”【于光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3页。】回忆时，于光远详细引述了邓小平在工作会议期间的一系列讲话，并作了恰当地分析。应该说，于光远的上述结论是客观的、有说服力的。研究者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他们在论著中，或着重分析了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张文标、袁征：《邓小平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贡献》，《求是》1998年第10期。】或向前延伸，重点分析邓小平1978年9月在东北的谈话，【王宁：《邓小平1978年东北谈话的主要内容、特点和意义》，《党的文献》1999年第2期；张树军：《大转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2-313页。】或更向前延伸到1978年3月，列举他此后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期间有关改革开放的讲话。【刘以顺：《邓小平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贡献》，《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尽管他们所引例证不尽相同，例证的时间跨度不一样，但都得出了一个相同的结论：邓小平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的方针做出了贡献。
（4）邓小平为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路线做出了贡献。研究者认为邓小平的这一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邓小平同党内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道，大力推进冤假错案的平反，恢复一大批老同志的工作，并对干部的调整、交流以及接班人的培养给予高度重视，提出了一些好的意见，尽管这些意见大都是在军队会议上针对军队情况而阐发的，但贯穿在其中的精神，对于我们党整个组织路线的端正，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二是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明确提出了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原则和要求，强调充分发扬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这对进一步推动全国范围内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加快落实干部政策的步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李忠杰：《邓小平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求是》1998年第12期；张贺福：《论邓小平对确立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历史性贡献》，《党建研究》1998年第12期；刘以顺：《邓小平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贡献》，《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
2.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邓小平著作中的一个名篇，是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这篇讲话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取得的成果直接相关。研究邓小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离不开对这篇讲话的研究。
对这篇讲话，研究者关注的首先是它的历史作用，其次是它的起草过程。
关于它的历史作用，有两个权威性评价。一个是前文已经提到的《邓小平文选》题注中的评价：“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另一个是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的评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一个“主题报告”，一个“宣言书”，评价很高。党史学界普遍认为这两个评价很到位，非常客观。
为什么一个会议（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会成为另一个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这种中外历史上罕见的情况有什么特殊的原因？为什么这样一篇谈话就成为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邓小平文选》题注、十五大报告，都没有解释。研究者承担了这一任务。他们比照历史决议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评价，特别是对比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与邓小平讲话内容后，指出：邓小平的讲话中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进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尽快纠正重大历史冤假错案等一系列重要思想，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定了基调，并为全会接受，构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核心内容，这是讲话被誉为“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的原因。【柳国庆：《论邓小平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贡献》，《绍兴文理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张文标、袁征：《邓小平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贡献》，《求是》1998年第10期。】也有研究者指出：邓小平这篇讲话立意高、旗帜鲜明，提纲挈领地抓住了历史转折中最根本的问题，提出了党和国家继续前进的方向和指导思想，鲜明地提出了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中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思路，清晰地表达了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核心的邓小平的治国方略，它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开成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会议，起了关键的主导性的作用，宣告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这正是19年后，它被新一代领导人誉为“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的原因。【李向前：《邓小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改变中国命运的41天》，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4页；张树军：《大转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2-313页；陈志勇：《邓小平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98年第6期。】
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也高度评价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指出：邓小平的这个重要讲话，“实际上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基本的指导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接受了邓小平讲话的内容……这就从根本思想上解除了‘两个凡是’的束缚，这就为克服多年来的‘左’倾指导思想，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按正确方向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按照华国锋的原来计划，这次全会讨论的主题只是经济问题。由于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和许多老同志的讲话和发言，这次全会突破了原来的议题，开成了全局性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的重要全会。”【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61-562页。】
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前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起草过程，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在此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原来的议题是讨论三个有关经济工作的文件、讲话。按照中央政治局常委对会议的安排，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三人代表中央讲话。华国锋作开幕讲话，邓小平讲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叶剑英讲民主法制问题。大约在10月份，三个讲话稿分别开始起草。11月20日前后，邓小平的讲话稿已经完成。但12月初，邓小平又否定了11月的定稿，要求重新起草新的讲话稿，并且交给起草者他亲自书写的提纲。这份提纲改变了原来着重讲重点转移的设想。邓小平为什么要做这种改变，或者说是什么原因促使邓小平改变想法，重新起草讲话稿呢？这是研究者研究的重点。目前有代表性的解释有两种。一种是说，因为邓小平对第一稿的内容不满意，并认为起草者“看来不行了”。【朱佳木：《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3页。】有关知情人批驳了这一说法，指出邓小平决定重新起草讲话稿的原因是由于11月下旬，特别是11月25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代表政治局宣布一系列平反决定，加上天安门事件公开平反后在党内和社会上引起的巨大反响，使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使重点转移问题已经变得不那么突出了，因此原先的讲话稿也就显得不适用了。【朱佳木：《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4页。】这后一种说法更为大家所接受。
有研究者详细列举了从11月20日第一稿定稿到12月2日邓小平提出重新起草讲话稿这十多天里，中央工作会议会上会下发生的大事——天安门事件、彭德怀等历史问题的平反、真理标准成为会议的讨论焦点、社会上出现的对毛泽东晚年评价的议论、外宾和国外媒体对中国政治局势的关注等，指出，所有这些事情，都事关重大，都给邓小平带来了许多思考。他在这期间对党内外的一些谈话，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工作重点转移上，而是想得更远，已经有了历史包袱要放下，但不要过于纠缠细节，要向前看，围绕四个现代化建设研究和解决新问题的想法。正是有了这些想法，所以邓小平才决定以这些想法为重心重新起草讲话稿，回答会上会下，党内党外，甚至国内国外人们关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张树军：《大转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1-304页。】
3.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和邓小平核心地位的确立
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成果之一。这一点，已经被党史学界公认。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89年邓小平谈到这一问题之前，无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研究者，还是邓小平生平研究者，都没有对此进行研究。
1989年政治风波平息后，邓小平两次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在回顾党的领导集体时说：“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从陈独秀起，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真正成熟的……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第二代是我们这一代，现在换第三代。……我们这个第二代，我算是个领班人，但我们还是一个集体。”【《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8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9页。】邓小平这里所说的“领班人”、“关键地位”，其实就是“领导核心”的意思。在后一次谈话中，在谈到领导核心在领导集体中的作用时点明了这一点。他说：“任何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0页。】邓小平的这些谈话是内部谈话，只在党内一定范围内传达过。随着1993年10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它们才公诸于世。
从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看，最早指出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已经成为党中央领导核心的，是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该书指出：“在这次全会后，虽然华国锋仍担任党中央主席（胡耀邦不久被任命为秘书长，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但是就党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来说，邓小平已经成为党中央的领导核心。”【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66页。】这里指出了衡量邓小平成为中央领导核心的两个标志：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指导思想好理解，但实际工作是指什么，该书没有作解释。
1997年2月，江泽民在邓小平追悼会上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经过这次全会，邓小平同志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前夕，发表了一批研究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这一课题的论文，有关专著也探讨了这一问题。研究者研究的重点在两个方面：一是形成的标志，二是形成的原因。
关于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标志，大家公认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认为邓小平本身的论述和江泽民的评价客观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有研究者甚至更具体地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是邓小平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标志。【张树军：《大转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0页。】
为什么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标志呢？有研究者指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首先，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本身来看，邓小平的思想成为了这次会议的灵魂和决策的理论基础，邓小平个人的主张为会议所接受，并成为全党的共识。这实际上是从邓小平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贡献方面来认识。这是许多研究文章或专著一致的看法。其次，从实际工作来看，邓小平是当之无愧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雷国珍：《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标志》，《湖湘论坛》1998年第2期。】
当然也有人对上述观点心存疑虑，认为邓小平从未担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而且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的领导人排位时没有什么变化，仍然排在华国锋、叶剑英之后。有研究者对产生这种看法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指出：“持这种观点的同志在认识上存在误区，即把党内最高职务和党内核心地位完全等同起来，从而使自己对许多问题无法解释。一般来说，党内最高职务同党内核心地位是一致的，但并不排除在特殊情况下，二者出现异位现象。这种异位现象曾经在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过程中出现过。”这位研究者接着指出，邓小平在党内核心地位的确立，关键看三点：一是看邓小平是不是处在最后决策的位置上；二是看这个领导集体的成员是不是承认邓小平的核心地位；三是看人民是否选择和接受这个核心。从这三点分析，邓小平在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地位是无可置疑的。【雷国珍：《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标志》，《湖湘论坛》1998年第2期。】
关于邓小平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原因，前英国驻华大使理查德·伊文思分析指出：“80年代，中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都一致认定，邓小平是中国的领导人，然而，这个地位与他所担任的职务并不相称。他不是党的主席或总书记，也不是政府首脑，更没有像刘少奇一样担任国家主席。他的地位来自他的权威，而这种权威源于他过去的经历、领导才能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作为一名决策者、发言人和设计师所取得的成就。”【理查德·伊文思：《邓小平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8页。】这个评论是颇有见地的。
国内也有学者对邓小平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原因，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张树军、张湛彬的分析比较透彻。他们在各自的专著中对邓小平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原因，作了基本相同的分析。他们指出，邓小平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这是有现实的原因的，是由现实的需要决定的。”“同样，这也是有历史的由来的，是由历史来形成的。”“这是由邓小平自身具有曲折传奇的经历、顽强不屈的性格、深厚的政治资历、深邃远大的目光、走向世界的胸怀、实事求是的精神、崇尚实践的作风、锐意改革的魄力、理论创新的勇气等特殊品格所决定的。”张树军、张湛彬还概括指出了邓小平具备的九个方面的特性，指出：“正因为邓小平具备这么多的特性，所以他在历史转折中，能够将一个危机四伏的航船导向宽阔浩瀚的水域，让中国接受大洋上的新鲜空气和八面来风。正因为如此，邓小平也就赢得了党和人民的信任，历史也就在关键时刻选择了他。”【张树军：《大转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0-338页；张湛彬：《划时代的会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5-152页。】
4.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与邓小平理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与邓小平理论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这是党史学界和理论界所公认的。但这种密切关系具体体现是什么，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两种。一种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起点，龚育之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另一种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邓小平理论地位的初步确立。
龚育之在专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二十题》中明确指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以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的。因为这次会议标志着新时期伟大历史转折的开始，标志着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开始，因而也是反映这个历史过程并指导这个历史过程的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开始。”【龚育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二十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37-41页。】
有研究者对龚育之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论证，从邓小平理论的创造主体、基石、内容、实践基础四个方面指出了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起点的科学依据。【吕书正：《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起点》，《探索》1998年第2期。】
有研究者不同意龚育之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起点的观点。他认为邓小平理论的起点是1975年的全面整顿，十一届三中全会则宣告了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及其指导地位的初步确立。【汪青松：《十一届三中全会与邓小平理论指导地位的初步确立》，《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
上述两种观点从不同角度说明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与邓小平理论形成之间的关系。谁是谁非，不作评价。但从各自论证的情况看，第一种观点论证得比较充分。第二种观点，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初步确立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的依据，没有具体介绍。虽然也有论证，但基本上属于推理。推理本身也存在一些缺陷，如既认为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标志，又说由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邓小平这篇讲话才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这有些互为因果之嫌。此外，作为推理的某些前提，也值得商榷。因此，这一观点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论证。
5.关于邓小平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评价与对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维护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它不仅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并且根据这一路线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等一系列方针政策。这条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后来被概括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有人统计后指出，1978年以后的20多年里，“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了中国报刊、书籍、报告、讲话中的“高频词”。“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是《邓小平文选》中的“高频词”。【叶永烈：《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第695-696页。】邓小平生前上百次、多角度论及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专门编辑了一本小册子——《邓小平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不少研究者也以“邓小平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为题，从邓小平的视角研究与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研究与评价邓小平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贡献。研究者的研究大体集中在两个方面：邓小平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地位与作用的评价和邓小平对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维护，但是概括的语言不尽相同。
关于邓小平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地位与作用的评价。研究者指出，邓小平不仅从总体上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作了高度评价，而且还从多方面进行了论证：第一，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推动了中国的历史进程；第二，实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战略转移；第三，开始了从封闭到开放，从墨守成规到各方面改革的转变；第四，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为实现伟大转折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第五，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中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是一个新时期的开端。
关于邓小平对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维护，研究者认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反复强调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第二是阐明了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应坚持的原则和应处理好的几个问题，也就是告诉了我们贯彻执行的方法。第三是身体力行，为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作出了表率。
三 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在邓小平生平研究中，邓小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课题，是研究得比较深、比较透的。即便这样，也还存在一些没有搞清楚的问题。大致梳理一下，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点，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酝酿与筹备情况的研究仍然是一个盲点。在诸多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论文或专著以及回忆文章中，没有一篇或一处介绍了工作会议的酝酿与筹备情况，这就给我们研究邓小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留下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次会议是何时、由谁首先提出要召开的？会议的议题是怎样确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之间经过怎样的讨论？邓小平在何时、什么情况下提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列入会议的议程，他当时讲了些什么理由？华国锋在开幕会上代表政治局宣布工作重点转移是会议的“中心思想”，把这一问题确定为会议的“中心思想”是何时提出来的，是不是邓小平在提出把它作为会议的议程时就已经提出，等等。
第二点，有些史料尚待进一步挖掘。十一届三中全会，包括此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是在中央常委集体领导下进行的。常委的领导作用一是表现在几次大会上的讲话，二是听取各组召集人汇报，发表指导性讲话。中央常委在大会上的讲话，都有文字档案，在召集人会议上的讲话，有些在会议简报上有所反映，有些当事人作了回忆。可以肯定，无论是会议简报，还是当事人的回忆，都不可能反映历史的全貌，如果能发掘出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召集人汇报会时的全部谈话记录，这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研究和邓小平生平研究都是极其珍贵的。另外，在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否召开过会议？召开过多少次？讨论过一些什么问题？有没有争论？怎样争论的？搞清楚这些问题，对于我们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和邓小平生平都是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的。
第三点，有些论断还缺乏确凿的档案依据。例如有研究者认为邓小平1977年11月在广州就已经提出工作重点转移，其依据只是个别人的回忆，没有其他的旁证，可以说是孤证，这在历史研究中是忌讳的。
还例如，邓小平是党内提出工作重点转移的第一人，这有多篇研究文章论证，是确凿无疑的。但是否就是邓小平提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列为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的，对这样一个重要问题，目前所有的研究文章都是根据邓小平第一个提出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并在会前多个场合反复强调工作重点转移等推断出来的，没有提供直接的更有说服力的档案材料。
再例如，有研究者认为邓小平是中央工作会议的发起者，【理查德·伊文思：《邓小平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2页；李重华：《论邓小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阜阳师院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4期。】却没有说明邓小平是在何时、什么场合提出的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
第四点，有些评价值得商榷。例如，有研究者在文章中指出：“我们不应忘记，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定的主题其实只是讨论经济工作问题，如果按原定的主题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就不会有太大的历史痕迹，是由于邓小平会前的一个重要讲话，才使三中全会突破了原来的议题，形成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的重要会议。”【李海荣：《伟大的导向，历史的转折——试论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确定中的作用》，《学术论坛》1998年第6期。】在这里，把十一届三中全会突破原定的议题，仅仅说成是“由于邓小平会前的一个重要讲话”，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缘故，有简单化之嫌。
第五点，有些问题论述比较薄弱，尚需进一步深入研究。例如，改革开放的思想在邓小平脑海里是何时形成的、怎样形成的？最早提出改革的思想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最早提出开放的思想又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虽然有论著指出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就已经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思想，但对上述问题回答得不明确，没有完全展示和说明邓小平对全会确立改革开放政策所作的舆论准备。有的论著甚至仅仅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论述邓小平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的方针的贡献，就更加显得研究的不够。
还有，关于邓小平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贡献，是研究者关注的一个重点，相同或相似的论文就有好几篇，内容涉及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改革开放方针的确立，对邓小平在闭幕会上的讲话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对其历史作用给予了恰当的分析与评价，但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忽视了一个问题，这就是邓小平对中央工作会议进程或发展方向的指导。在这方面虽然有待进一步发掘档案材料，但是已有的一些材料已经能说明一些问题。
再有，邓小平最早提出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大家公认的。研究者对把工作重点转移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或中心议题的作用作了高度评价，但是对这一议题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包括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进程的影响，或者说这一议题对突破华国锋原先的设想，使十一届三中全会开成一次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的重要会议所起的作用，却研究不够。
（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