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1921 年生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曾加入美国共产党。 1945 年作为美军士兵来华，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结下不解之缘。1946 年来到延安， 在新华社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在中央广播事业局任职。曾经两次被捕入狱。1980 年携家人离开中国，现居住在美国西雅图。2012 年 10 月，纪录片《大转折：西柏坡1947— 1949》摄制组专程赴西雅图狐狸岛李敦白家中采访。本文整理者张军锋是该纪录片总编导、总撰稿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在美国军队服役。当时，美军急需会东方语言的人， 就把上过大学的、具有一定语言能力的人挑出来，送到大学学习东方语言。最初， 我被挑选出来到斯坦福大学学日文，准备让我在美军占领日本后去那里工作。我不愿意长期在日本服务，希望战争结束后能回美国，所以就想办法转到中文专业。从最开始接触中文，我就爱上了这种语言， 心里特别高兴。

老师中有几位是共产党员，就跟我们讲共产党的好处，还邀请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给我们讲课，她也说中国共产党好。我们还请过一位比较保守但学术水平很高的陈姓华裔教授来讲课。有人问他：你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他说：无党派，但是如果逼着我参加一个政党，我只能选共产党。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共产党代表我们中华民族的未来。这种讲课和问答实在很有意思。

从昆明到上海，宋庆龄帮助我留在中国

1945 年 9 月，我终于被派往中国，来到云南昆明。那时日本已经投降，但在昆明还是能经常看到打仗。谁和谁打？蒋介石和龙云打，中央军和云南地方军打。在昆明，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中国老百姓非常穷，而且在那样黑暗的统治之下，人都不算人，大人物碾死小人物不算事儿，国民党宪兵拔枪杀人不算事儿，这是我亲眼看到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受压迫很厉害，西南联大、云南大学这些学校里有进步思想的老师和学生都受到各种迫害。所以，我抱着很大的同情，努力想做一些工作，通过各种办法联系上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还有几次用美军的吉普车把被抓走的学生和老师送到城外安全地方。

当时，国民党对那些有反抗精神的老百姓非常狠，但是对哪怕一个小小的美国兵都会卑躬屈膝。有检查任务的时候，他们会在关卡对中国的每一个人、每一部汽车仔细审查，但是会放行美军的车辆。所以，我开车拉着那些“有问题”的人顺利通过关卡，到达安全地带。

在昆明待了一段时间后，我认识了一位乔姓商人，他是中共地下党员，我们经常交谈。后来，他从延安回来，跟我讲起延安的情况，说那里有托儿所，有学校， 大家的精神状态都很好，等等，还让我不要走，留在中国，可以去延安给毛泽东教英文。从那时起，我就萌生了到延安去的想法，但还没成行时，我们的军队就被调到上海了。

1943 年，在斯坦福大学学习中文时的李敦白

在上海，我结识了廖仲恺的女儿廖梦醒，她当时给宋庆龄当秘书。廖女士也劝我不要走，说留在中国可以利用语言优势帮助她们工作。因为英语是我的母语，我满心愿意。当时，要让美军同意我在中国退伍，唯一的方法就是在此地找到合法的工作。于是，廖梦醒给了我一张以宋庆龄名义写的条子，让我去找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官员。救济总署是一个政治中立的组织，专门救济战争或饥荒中的难民，我所得到的工作头衔是观察员。不过，此时从上海到延安的路已经被封锁，我还是去不了延安。

宣化店向李先念“告密”，担任三方会谈翻译

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我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到国民党控制的湖南省视察，据说那里的灾荒最为严重。在王震将军的帮助下，湖南共产党组织协助我完成了任务。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到： 国民党的腐败真是触目惊心！

第二个任务是到大别山解放区视察，在执行这次任务时，我成为国共停战和谈的亲历者。当时，我接受任务押运一批粮食到大别山解放区的宣化店（今属湖北省大悟县），这里是以李先念为司令员的中原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在这里我还见到了王震，他是李先念的副手之一。我到宣化店没几天，周恩来也来到这里。此时的宣化店正陷入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之中，形势非常危急。为此，包括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在内的军事三人小组来到宣化店举行会谈。第一轮会谈由马歇尔的特别助理包瑞德将军主持，国民党方面则由武汉行辕副参谋长王天鸣出任谈判代表。三方代表在一个祠堂里开会，都做了发言。

会议期间我上厕所，遇见包瑞德将军。我把工作证给他看，自我介绍说：“我是联合国救济总署的官员，在这地方负责救济物资，我很担心，不知道这里将发生什么事。”他说：“我老实告诉你，我刚从东北回来，在东北，共产党占压倒性多数，政府军不可能获胜，我们救不了，但这个地方政府军却占上风。我们准备让国军就地歼灭这里的共军。”听到这些话，我马上找到李先念司令员，告诉他这个消息。事后李先念跟我说，当时有些同志不信，他们还是比较相信美国的，对美国有幻想，事后证明你说的是实话，这提醒我们做出准备。若干年后李先念依旧记得这段往事，但回忆说我是美国记者，实际上我不是记者，是联合国救济总署的观察员。

在宣化店，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 那是在祠堂里召开的三方会议上，印象特别深。会场挺暗的，没电灯，照明的是一些豆油灯，我坐在最后，离周恩来较远。会上，李先念先发言，把听到的消息说明了一下。然后国民党王天鸣发言，话讲得很好听，说新四军是我们的同胞手足，我们不会陷害新四军，绝对没有这个事，绝对不可能。周恩来在发言时说，国民党代表讲得很好，在场的人都可以做见证人。

会议结束后，我在回住处的路上碰到李先念和周恩来。李先念把我介绍给 周恩来，周恩来看着我，第一句话就说： “我注意到你了，我讲话的时候你拼命鼓掌，国民党代表讲话的时候你不鼓掌， 美国代表讲话你就拍了几次手，你这样 不行，回到上海的时候，你会不好做事， 会给你找麻烦。”我听后就想，周恩来怎 么能这么注意我？我坐在后面，光线挺 暗的，他怎么会观察得这样细致？周恩 来的话，听着像是批评，但让人心里觉 得舒服，因为里边有一种保护的意味， 语气非常亲切。这就是我和周恩来的第 一次见面。

会谈中成立了一个三人调停小组（军调部第三十二执行小组），中共代表是王震，国民党代表是一个叫陈谦的上校，美国的何柱坚上校（Colonel Hodgkins） 也留了下来。我列席会谈，身份是联合国代表。第一次会谈中，双方首先介绍各方的翻译，王震介绍翻译，国民党抗议，说他不是翻译，是特务，不允许他翻译。国民党介绍他们的翻译，王震也鼓掌，说他是特务。何柱坚上校急了， 指着我说：算了，他这个美国人代表联合国，就让他当三方翻译。那时我的中文还很差，特别是王震的湖南口音，很难听懂。我记得王震说话时很生气，拍着桌子，说不能任国民党代表“滥言”。翻译时，我问他什么叫“滥言”。他说， 就是胡说嘛！后来因为王震脾气太暴， 中共方面换了一个代表，叫任士舜。

有人问我：蒋介石为什么一定要通过内战的手段消灭共产党？国共两党重庆谈判后谈谈打打，扯了一年多的时间，最后为什么调停不成，内战还是爆发了？据我看，蒋介石、国民党从来没有真正考虑要和平，而是准备条件成熟就打。在宣 化 店 就 是 这样，国民党代表见我是美国人， 第一次开会时就把我请到一边， 跟我讲：你不了解中国情况，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统一，不是什么民主，也不是什么国共合作，而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基于国民党的这些想法，那次谈判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只有一些临时的协议。

美国将军马歇尔在二战中有功，这是他第一次做文官，作为美国总统特使到中国来调解。总统给他两项使命：其一，尽量避免双方打仗，至少尽力避免立刻大打；其二，万一调解失败，要支持蒋介石。蒋介石也知道这两条，所以当他还没准备好打仗的时候，就假意和谈，等他认为已经准备好、可以消灭共产党时，就准备打仗。后来，我参加了调停小组的工作，亲眼看到国民党其实是把调停当作为准备内战争取时间的工具。蒋介石从来没有认真考虑允许共产党保持一定数量的军队和一定面积的地区，就是做个样子。所以说，内战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从我一开始听到包瑞德将军的话，就想到内战不可避免了。

李敦白在美国西雅图家中接受张军锋采访

中共方面，我到中原解放区时，李先念等领导的部队有八万人，但其中有一万多伤病员，这些伤病员后来转移到邯郸， 剩下可能有五六万人能够打仗。可是，当时围困解放区的国民党军有四五十万人之多。那个时候李先念打仗非常巧妙，有很高的军事智慧。他部下有一个年轻的独立旅旅长叫张体学（河南人， 后来当过湖北省省长），独立旅共 2000 多人，李先念让他们向东，往苏北方向进军，一字长蛇阵摆开了，到处放枪，好像是规模很大的军队，结果国民党把大部队都转移到东线。李先念则率领主力部队，一枪不发地从宣化店突围了。

但是，张体学的部队被打垮了，据说部队参谋部出了叛徒，居然把他们的路线出卖给国民党。我到延安以后，去飞机场接一个外宾时，看到一个商人模样的中国人同外宾一起下了飞机，这个人就是张体学，原来他是化装之后坐美国飞机回到延安的。后来我们交谈时他跟我讲，到了延安，他直接到枣园见毛主席，说自己有罪，所率领的部队主力被消灭了。毛主席跟他讲，因为你的部队被消灭了，我们的解放战争是会打胜的。当张体学问为什么时，毛泽东表示， 你们为中央赢得了两个月的时间，在这两个月里中央做了两件大事，一是组织了野战军，二是进行了解放区的土改， 有这两个条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一定可以打胜仗。

聂荣臻留我在张家口做“工程师”

从宣化店回到上海后，我辞掉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工作。随后，我去跟宋庆龄、廖梦醒告别。宋庆龄说，你已经见过周副主席了，也应该去南京跟他告个别。于是，我就去南京找到周恩来。周恩来说，这样吧，我想办法让你去延安，你先去那里见毛主席，看看我们的建设，看看我们真实的解放区是什么样子。我当然很愿意。

在去延安的路上，走到晋察冀解放区张家口时，我在那里参观了一个礼拜， 写了一些文章给美国媒体。要走的那天晚上，聂荣臻司令员请我吃饭，为我饯行。在饭桌上，聂司令员开玩笑说：我要是把你扣下来，不让你走怎么样？我马上问：把我扣下来，我能做什么？聂荣臻很认真地说：我们想找个“工程师” 帮助我们工作。我说自己不是工程师。聂司令员马上解释说：不是理工类那样的工程师，是我们想在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架桥，我们需要在桥上工作的“工程师”。他说：在中国的美国人，包括美国大使馆，了解一些中共的政策， 但是在华盛顿的美国人不了解，所以想要办一个广播，用英语广播，直接向美国人讲话。因为当时中共党内缺少这种人才，所以想留我下来做这项工作，并问我是否愿意。我当然愿意，所以就在张家口留了下来。

那时，张家口方面正在跟傅作义谈判，傅作义也在考虑联共反蒋，他派的谈判代表周参谋就住在招待所我的隔壁，人挺好。可是，正在谈判的时候， 傅作义命令部队从北边突然袭击张家口，所以聂司令员找到我，要我赶快撤离，并给我看了朱德总司令从延安发来的电报，说调我到新华社工作。于是， 我踏上了去延安的路。当时我感到非常幸运，能够参加中国革命，能够到延安去见毛泽东主席，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

在延安，近距离听毛泽东谈中共灵活务实的政策

1946 年 10 月，我到达延安。当时内战已经全面爆发，但在延安，我觉得那里就像个“土天堂” — 很土，但是人人都精神饱满，无论大人小孩，该做什么工作，都高高兴兴地做，有困难大家都极力克服，每个人都对中国革命非常有信心。

到延安以后，我亲耳听到毛主席讲， 今后一年平均每个月要消灭国民党十个旅。听了以后，虽然满心希望是这样的， 但我根本不信。我见过国民党新五军， 他们的士兵都吃得壮壮的，要大炮有大炮，要坦克有坦克，而解放军就差多了。大概是 1946 年 11 月，延安天气很冷， 我去四十里铺迎接王震，当时他率领三五九旅回到延安（三五九旅返回延安的时间应为 1946 年 9 月）。三五九旅算是共产党的精锐部队，但当我看到队伍翻过山岭走下来，心中却凉了半截—战士大部分就跟小孩子似的，个头很小， 一个班里前八个或十个人能有四五支枪就算不错了，其余的人则拿着红缨枪或棍子，而且像王震这样的高级干部脚上穿的也不过是布鞋或者运动鞋，皮鞋是见不着的，一般战士就穿草鞋，自己编的草鞋， 在那样冷的天气里走。当时， 我觉得这些解放军战士非常可爱，但是他们能够消灭国民党的军队？我想不通， 理解不了！话说回来，共产党是不是会被消灭呢？我也觉得不会，因为在如此艰苦条件下，他们的精神却十分饱满。共产党现在钻在山沟沟里，但终有一天会胜利，只是我觉得那是在遥远的未来， 像毛泽东说的，每个月消灭国民党军队十个旅，我心里觉得不可能。

在延安，我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都有一些接触。毛主席和我在一起，就是想了解美国，主要让我谈美国的情况，美国的任何事情他都愿意听。通过与他交谈以及阅读他的一些指示， 我的总体印象是：他有一个根本的思想， 就是蒋介石你搞你的，我做我的，你国民党有大军，有美元，有飞机、大炮， 我解放军没有，但我有我的打法，最终会把你消灭。

为什么在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能够打胜仗？我觉得就是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和工作方法不同寻常。例如， 毛泽东教育干部战士要有大局观，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地看问题，也就是辩证地看问题，不要只看一个方面。对待国民党将军，不要只看他是国民党的将军，他也是父亲，也有儿女，而他的儿女在学校说不定也参加了进步组织，加入了共产党，受到国民党的迫害，所以这个国民党将军会跟蒋介石有矛盾，既恨共产党，也恨蒋介石，这些东西你都可以利用。

记得 1947 年，我翻译了中央关于土改的一个指示，其中最后一条是毛主席用毛笔写的字，我看不懂，请教了中国同志后，才明白他是这样写的（大意）： 如果你们县里、区里、村里有些同志不同意我们中央的这些规定，想破坏它， 最有效的办法是一字不改地在你们村子里落实、执行；不调查自己的实际情况， 不变通办理，只是照搬，肯定会破坏中央的规定。这种写法， 我觉得很生动。历史上哪个领袖会对下面讲，如果你直接一字不改地落实我的指示，你会破坏我的指示？这体现了毛泽东灵活和实事求是的思想。

我在与被俘的国民党军官谈话时发现，他们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国民党是正统，中国世世代代都是他们这些人来当家的，怎么可能由破破烂烂的农民组成的共产党当家？他们认为不可能， 所以被打败时总是觉得很冤枉。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在一次战斗中，国民党的一个团被延安的一个团消灭了，那个国民党团长居然不服输，要求重新来打。有时我觉得，这跟美国独立战争时的英国皇家军队一模一样，美国那些破破烂烂的士兵打败了他们，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解放战争中，感受毛泽东和其他将领的高超谋略

到中国以前，我认真看过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著作，但是否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我有所怀疑。因为我在美国学的是斯大林的一套，觉得这跟斯大林讲的不是那么完全一致，所以就产生过怀疑。

等到了延安，还有大别山、太行山以后，我心中的疑虑越来越小，因为我觉得毛泽东是一个天才，他思考的方式跟别人不一样。拿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普通的美国白人，跑到延安以后，毛泽东常邀请我去谈话，问我问题，我讲的时候，他会聚精会神地听，好像我是天下第一大权威。对别人也一样，好像他就是要吸收任何人所讲的那些对他有用的知识，所以特别用心倾听。有时候他也发愁，跟我讲他睡不着觉，必须吃安眠药，有时吃很多也睡不好，只能睡几个小时。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开始打胜仗以后，我逐渐认识到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力量。一支小米加步枪的队伍能够在他的指导下完成奇迹，真是让人想不到！

毛泽东很有大谋大略，1948 年洛阳战役时，他跟我讲，当时国民党在洛阳驻军不少，解放军围困几日都没有攻下。后来蒋介石又派来部队增援，沿着陇海路前进，走到一个两边都是高山的山谷里，陈赓下令用大石头滚下来，并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消灭了这支援军。援军被困后，洛阳城内的国民党守军出来救援，最后也被消灭，洛阳胜利解放。我问毛泽东，蒋介石应该知道围魏救赵的故事，为什么他还要这么做？毛泽东说， 因为蒋介石靠美元，如果洛阳之战国民党失利，美国国会可能就不会那么积极地援助他，不会无休止地往无底洞里投钱，所以蒋介石被迫孤注一掷，知道危险，也只能那样做。

毛泽东了解蒋介石的心理，下面的各级解放军指挥员也都按照他的指示，做着国民党将军的工作。我到延安后不久，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带我去农村观察，我们到一个地方后，住在一个开明人士的家里， 王震也来了，也在那里居住。王震给我看了邓宝珊写给他的信，开头写的是“王震老弟”，总的意思是说，邓的部队某日与共产党部队交战，但是打了上半场就撤了，蒋介石以为他是真的打仗，但他认为打仗使双方都受害，所以就打了半场。实际上，这种情况好多地方都存在，许多国民党将领内心里不同意蒋介石发动内战， 与蒋介石有矛盾，于是毛主席就教育自己的将领怎么利用这些矛盾。这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

淮海战役时，我跟廖承志一起听国民党电台的一个美国记者广播，报道中说，有一位叫廖运周的国民党将军自告奋勇率领军队，要打开一个缺口，让国民党军队突围，之后打过长江回转南京， 到安全地带。蒋介石坐在飞机上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发了嘉奖令。可是，美国记者在报道中说，廖运周的部队走到包围线的时候，对方军队居然让开一条路， 这支队伍直接进入了解放区。在解放区， 老百姓还敲锣打鼓，拿鸡蛋和肉来慰劳他们，不知这是怎么回事。听到这个消息后，我跟廖承志讲，蒋介石的老部下就这样起义了，那他快完蛋了吧？廖承志跟我开玩笑说，你这个美国鬼子懂什么，实际上廖运周 1927 年就参加了共产党，一直在国民党部队里埋伏，就等着哪一天需要他，他就起义。后来我了解到，在淮海战役的第一个阶段中，还有两个这样的人，一个是张克侠，另一个是何基沣。当时我就想，这种磨炼、这种非常复杂的工作方法，是世界历史上根本没有过的事情。我觉得，解放战争是靠思想和政策而取得胜利的，没有别的优势，别的优势都在国民党方面呢！

放弃安定生活，与新华社一起撤离延安

尽管共产党最终获胜了，战争的过程还是比较曲折的。1947 年，胡宗南20 多万大军包围延安，那个时候大家都很不愿意放弃延安，很留恋，因为我们都在那里生活了很久，感到这个地方非常好。当时，延安的生活条件已经好多了，每人每天都有一杯豆浆喝，我也养成了这个习惯，到现在还是每天早上要喝一杯。我们住在清凉山上，每天早上都有老百姓送豆浆来，在山底下喊：打豆浆，打豆浆了……延安中央机关设有三种灶：小灶吃的是最好的，每顿四菜一汤，每天有肉，有白米饭、白面馒头；中灶也有较细的粮食，吃的人挺多；至于大灶，我记得有荞麦、高粱或者小米饭，每天同样能够吃到一点细粮。身体比较虚弱或有病的人，能够吃到细粮， 有的还有牛奶。冬天时，每个人、每个窑洞都会发一大包木炭，一月一发，放在小炉子上烧，很暖和。总之，大家在延安工作、生活得不错，都特别不愿意放弃这里。

于是，毛泽东就给大家做工作。他讲得很清楚，延安是个大磁铁，磁铁会吸引蒋介石、胡宗南冒险前进，我们转移到陕北的山沟沟里，然后再把他们一个一个消灭。我被彻底说服了，因为我已经看到了一些战斗，就是把敌人引到山沟或一些非常偏僻的地方，老百姓实行坚壁清野，让敌人没粮食吃，之后再集中优势兵力把他们消灭掉。我还看到了毛主席发表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里面讲了他的一些基本战术战略， 例如没有把握的仗就不打，要有绝对优势才去攻击敌人。

虽然在撤出延安的时候感到有些惋惜，但大家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军事上的大挫折。和我在一起的是新华社的一些干部，都具有相当水平，认识到撤离是一个必要的步骤，是大战略里的一小步。反倒是我，当时还多少有一点想法：我到宣化店，宣化店撤退了；到张家口，张家口撤退了；现在到延安，延安也撤退了。到底能不能在一个地方不走呢？不过我也了解，这个战略转移是为了吸引胡宗南的部队。

转战陕北时，在新华社英文组的经历

跟随新华社撤离延安之后，我先是过黄河到三交镇住了几天；然后到太行山， 走了两个礼拜；后来到了滹沱河边叫东漂、西漂的两个村庄，在那里参加了收割麦子等劳动。

东漂、西漂这里很有意思，大概是比较老的解放区，老百姓演戏，演自己解放的故事，从解放前，到解放的过程，再到解放后的生活，从天黑演到天亮，然后拿起猪肘祭礼。新华社的同志们也参加了演出，我演马歇尔。因为有文艺生活，所以住得比较舒服。我们还办了电台，也发了英文稿子，发电时用的是手摇发电机，粗粗的圆头，摇起来非常吃力，即便是壮小伙子，工作五分钟也要换人。

当时我在新华社英文组，主要工作是校正、润色别的同志翻译的稿子，使其变得比较流畅，然后发出去。有时播音员来不及准备，我就自己播报。若有人送来急稿，来不及翻译，我甚至会拿着中文稿直接译成英文来播。

当时，毛泽东经常给新华社写一些社论，甚至比较重要的新闻。有一件事我印象比较深，好像是 1947 年初，新华社总社发表了一条消息，揭露美军在上海一年里犯了 3800 项罪行。这个数字是我们一个小编辑估算的，他看到有新闻说美军在上海一个月内实施了多少暴行，就拿一个月的数字乘以 12，得到 3800 这个数据。这时，一个美国进步人士在上海办《米勒斯评论报》，专门致电新华社，发出挑战，说你给我开个清单，若真有 3800 条罪行， 我就全部用英文给你们发表。有一天，我正好在廖承志办公室，电话一响，是毛泽东打来的，我听见毛泽东问：“你们是中央社吗？”廖承志马上说：“我不是中央社，我是新华社。”毛泽东说：“中央社是靠造谣过日子的，新华社是说真话的。你们怎么是新华社？你们怎么能发表这么一个胡说八道的东西？”哎呀，这真难受！ 后来，周恩来来了，专门过来开了一整天的会，跟所有编辑人员强调说真话的重要性。他讲了在上海做民主人士工作多么艰苦，如果这样造谣的话，所有工作就都报废了，根本没法开展工作。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确实非常重视这些东西，要大家讲实话，以免被别人抓住把柄，误人视听。

转战陕北时，新华社在涉县待过一段时间，各项工作也得到全面恢复，包括口播，口播室在涉县一个叫西戌的村庄。涉县的条件很艰苦，有一条小溪，有时有水，有时没水。当地老百姓传说，大人物来了，河里就来水。没水时只能跑到很远的地方把水拉回来。

1948 年 4 月，马上要到“五一”了， 中央按照惯例要发表东西，也就是后来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影响非常大。当时，我们还没到西柏坡。

采访俘虏营，听国民党将领谈国共优劣

西柏坡时期是国共大决战的最后时期，我亲眼见证了毛泽东主席带领共产党最后走向胜利的过程。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毛主席的战略战术非常了不起，国民党跟他比相差很远，这方面的较量就好像大人跟小孩打似的。何况我已经见过许多次大胜利，所以坚信共产党会战胜国民党。

我觉得共产党特别会使用各种各样的力量、各种各样的人。1947 年至 1948 年初，我们住在涉县的时候，新华社让我去永年县一个很大的俘虏营采访。这个俘虏营关押的全是国民党的将军级军官，约有四五百人。和这些被俘虏的将军谈话，对我教育非常大。其中还包括当初指挥围困中原解放区的宋瑞珂，他是陈诚的嫡系。我去的时候，宋瑞珂正在那里包饺子。

还有一个湖南的老将军李守正，他是一个很帅的军人，黑胡子很长，英俊潇洒，曾担任蒋介石快速纵队的司令官。我问他，你一个快速纵队，全是坦克和装甲车，解放军是靠“11 号车”（双腿）走路，你怎么会被解放军包围消灭，把你俘虏了？李守正说：你不了解共产党， 我找了几年共产党来打仗，一个人找不到，等看到共产党一个人的时候，却已经被重重围困了，没有办法，所以我就当了俘虏。

还有在阎锡山部队里被称为“四大金刚”的四个将军，其中有一个也在俘虏营。这已经是他第四次被俘虏了，每一次被放回去，他就又带兵打过来。我问负责俘虏营的老团长：为什么他反复来打，还要放他？这个老团长跟我说：这些国民党军官知道被抓了也没问题，共产党会优待俘虏，所以每次交战都不会打得很厉害，而且一次比一次敷衍。

我去永年县俘虏营以前，高树勋将军和傅作义、阎锡山说要一起打出解放区，过江跟其他国民党部队会师，但在一个早上，他命令手下的七个军投诚， 还让警卫连把自己抓起来，送到俘虏营。后来在冶陶镇，王树声将军请我吃饭的时候，进来一个很高、很魁梧的军人。王树声介绍说这是高司令，要他坐下来一起吃。我问了问才知道原来是高树勋， 这个俘虏营的高树勋怎么还会成为上宾， 跟我们一起吃饭？王树声说：你不知道， 我们把他抓起来后，毛主席发电批评我们，说这个人还有用，还可以跟别的国民党将军联系， 做统战工作嘛！ 所以， 高树勋当时受到很高的礼遇，后来还当了副省长。真是没听说过历史上有这样的做法。

还有山东那个郝鹏举，原来是日伪军的一个司令官，日本垮台后跟随蒋介石。后来，他被陈毅的部队围困，投诚起义来到解放军，可是接着又叛变，参加了国民党的进攻，在山东临沂又被打垮、俘虏，最后被枪毙。我在处理稿件时翻译了陈毅与他的谈话，里边记述道， 郝鹏举又求饶，说我的老脑筋没有改造好，再给我一个机会。陈毅说，你跟人民讲，人民说再给你机会我就同意。之后，陈毅非常愤怒地说，郝鹏举犯了一个大错误，就是杀了共产党派到他们部队做教育工作的干部，都杀光了，杀了我们的干部就很难被免除死罪，于是就把他枪毙了。可以看出，共产党对俘虏的工作做得极为细致。

进驻西柏坡，几次见到毛泽东

记得是 1948 年夏天，我随新华社转移到西柏坡附近。当时新华社分住在好几个村庄里，我们组住的地方叫韩家峪，是一个在山的边缘、才六户人家的小村子。新华社的电台都集中在东柏坡和通家口两侧，离西柏坡很近。

虽然离得很近，我个人却不常去西柏坡，一般是礼拜六晚上举办舞会时才去， 再就是有工作时会过去。当时主管新闻工作的中央领导是刘少奇，他住在西柏坡。廖承志的住处在东柏坡，好像还在通家口住过，新华社的一般稿子交给他看就行。廖承志的英文非常好，我们的英文稿子也由他看。要是遇到特别重大或敏感的稿件，则要找胡乔木或陆定一看。我到西柏坡中央大院胡乔木那里去过一次，是跟一个英国记者一起去的。

西柏坡有一个大礼堂，我在那里听过中央军委作战部部长李涛的一次报告。李涛是个大胖子，在报告中讲了 1948 年准备怎么打仗，其中提到：如果打到青岛时，美军还没撤走怎么办？还打不打？由于我是美国人，对此记得很清楚。李涛的回答是：这要看美军什么反应。

我觉得西柏坡这一带景色挺美，物产也很富饶，又收麦子又收大米，还有鱼。老百姓的生活好像也比较好。我们的业余生活还是很丰富的，演戏的情况不太记得了， 但对周末舞会印象很深。我们这些一般工作人员实际上见到毛泽东的次数不多，而我却差不多一个礼拜能见他一次，就是因为礼拜六晚上办舞会，毛泽东基本都会去，这是延安的老传统。

图为采访结束后李敦白（左二）及其夫人王玉琳（左三）与采访者张军锋（左一）、摄影史保川（左四）在庭院中合影

当然，舞会之外有时也能见到毛主席。有一天，大概早晨 6 点多，我看到他在散步。他走到田间，见一些农民在聊天，蹲在那里抽烟，他就蹲着跟他们说话。我心想：老乡们怎么能听懂他的湖南腔？那个时候毛泽东化名李德胜，和他聊天的农民或许并不知道他就是毛泽东。在他后面大概 20 米，一个警卫员拿着他的大衣。我问警卫员：“你怎么不给他披上？早晨挺凉的。”警卫员说：“他不披。”我说：“你为什么站那么远？”他说：“他不让我接近，他怕老百姓见到带枪的，心里不舒服，就让我远远地跟在后边。”警卫员就这样在那等着。后来我说：“他怎么那么早起？”警卫员说：“还没睡呢。”那是淮海战役刚开始的时候，他在挂地图的那个值班室彻夜工作。

后来在礼拜六舞会上，我向毛泽东问好：“主席，身体怎么样啊？”他说：“我的身体在跟我闹严重的无政府、无纪律状态。”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我马上想到， 前一段时间中央刚发的文件就是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的，现在他用在自己的身体上了。

作为与毛泽东有过直接接触的为数不多的外国人，总的来说，我认为他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政治领袖，是一个天才的、思想上非常深刻的伟人。回首往事，我感觉自己坐在毛泽东旁边，就像坐在历史的旁边，而且是坐在中国革命的火车头上。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创造人类历史，而我也有幸参与其中。一个人能够对人类历史、人类进步有一点奉献，那就算没白活。（编辑 赵鹏）

（本文发表前经李敦白本人审阅）

（张军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影视处处长，高级编辑；史进平、史永芹参与本文整理）

（原载《百年潮》201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