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功和他的中共黨史研究【2】

在日本的中共黨史研究者中，不少學者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都有研究和評說，中西功亦然。他在1969年出版的《中國革命和毛澤東思想》一書中，高度評價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的歷史地位。他寫道：“毛澤東在中國的民族民主革命中發揮了卓越的才干。他是一位軍事天才，在中國這樣一直以武裝斗爭形式為主的革命中，他確實是最為有用的人才。他在三十年的革命過程中竭盡一切努力，做出了各種各樣的獨創，締造了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中西功認為“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經歷了非常有特色的四個時期——第一次大革命、蘇維埃革命、抗日戰爭和人民民主主義革命。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各個時期的具體綱領（總路線）並為之奮斗。在第一次大革命和蘇維埃革命時期，毛澤東在理論上和政治上尚未成熟，可以說處在修養時期。毛澤東在理論上進行精心創作是在西安事變之后。在這一發展時期，中共在政治上和軍事上掌握了高水平的領導藝術，這在1945年黨的七大上進行了總結。那時，中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路線被命名為“毛澤東思想”。雖然對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還不明確，但是它作為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政治方針，經受了長期革命斗爭的考驗，所以它可以引導新民主主義革命走向勝利。”

關於毛澤東晚年思想，中西功先生在同一本書中也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正處在高潮之時，其觀點獨特，十分有見地。他認為，人們對毛澤東思想的理解之所以產生種種分歧，關鍵在於他們把非常不同的觀點和政治方針統統叫做“毛澤東思想”。中西功主張把毛澤東思想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經受了考驗的毛澤東思想，即“七大”所確立的毛澤東思想﹔另一部分是今天的毛澤東思想，即1957年、1958年后展開的毛澤東思想。他認為，這兩種毛澤東思想在政治內容上，在對事物的看法上和對世界形勢的分析上都非常不同。中西功所分析的毛澤東晚年思想就是所謂1957年以后的毛澤東思想。

中西功對毛澤東晚年思想持批判態度。他認為，今天的毛澤東思想，其特點是沒有把毛澤東在不同革命階段的觀點和路線加以區分，而是羅列在一起﹔這樣一種形式上的特點反映了毛澤東晚年思想的本質，即把社會主義革命看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繼續，用老辦法解決新問題。但是，中國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之后，社會現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所以，中國問題的核心是毛澤東晚年思想與中國變化了的現實的矛盾。

中西功對晚年毛澤東思想的分析毫無疑問包含著合理的成分。例如，他把“今天的毛澤東思想”同“經受了考驗的毛澤東思想”加以區別的觀點，接近后來我們關於毛澤東思想體系的觀點﹔他把毛澤東晚年思想的起點定在1957年、1958年之后，認為晚年思想的錯誤同全面否定“八大”路線有直接關系，這也有其合理的一面，至於把毛澤東晚年思想概括為用老辦法解決新問題，雖然未必都能為人們所接受，但也有獨到之處，可視為一家之言。由此可見，同中國的情形相似，毛澤東晚年思想及其經驗教訓，已經成為日本學者的關心課題，這是件好事。他們的研究態度比較冷靜、客觀，也已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觀點，其中不乏可供參考之處。

不過，從學術研究角度看，中西功的某些觀點還是值得商榷的。其一，他對兩種毛澤東思想的劃分是不夠准確的。在他看來作為科學體系加以肯定的毛澤東思想，似乎僅限於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所以他認為，毛澤東終究沒有成為一名社會主義者。這顯然不符合事實。國內所講的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所制定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理論所構成的有機統一體。毛澤東晚年雖然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理論方面犯了嚴重錯誤，但他諸如《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論十大關系》等一系列著作中提出的許多基本觀點，無疑代表了中國共產黨人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規律的勇敢探索和正確認識。至於毛澤東本人是否是社會主義者，顯然更不能根據他在有關理論問題上的貢獻大小或失誤來衡量。

其二，毛澤東晚年為什麼會在理論和實踐上出現重大失誤，這是個極其復雜的問題。在我國全面開展社會主義建設之初，全黨都面臨著理論准備不足的問題，這樣，在出現了一些新的緊迫問題時，思想沿慣性軌道向以往成功的經驗尋求解決辦法，這種情況確實存在。但是，把毛澤東晚年思想的本質歸結為用老辦法解決新問題，難免過於簡單化了。這裡應當考慮到諸多因素，如對中國社會主義所處發展階段缺乏足夠清醒的認識，對國內外形勢作出了偏頗的估計，對馬克思主義某些觀點產生了誤解，加快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和願望，以及其他種種客觀因素。這些因素以不同方式構成一股合力發揮著作用。我們對這一作用過程，應該進行更深入、更細致的研究。

中西功對毛澤東晚年思想的研究是有價值的。他對中共黨史有關資料的熟悉程度和對毛澤東思想的探索性研究成果令人敬佩。筆者在日本進行學術交流期間，曾不止一次地聽日本朋友講：“中西功是日本的毛澤東”，足見他在日本的影響力。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日語譯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