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對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探索

位於鎮江市伯先公園內的五卅演講廳，為紀念五卅慘案而建，1925年8月奠基，1926年竣工

五卅運動把中國革命推向高潮，社會各階級的政治態度在運動中都有比較充分的表現，革命聯合陣線內部爭奪領導權的矛盾也日益顯露。生動豐富的革命實踐為共產黨人提供了許多新鮮的經驗，錯綜復雜的革命斗爭又把許多缺乏現成答案的新問題提到共產黨人的面前：中國革命的性質和發展前途是怎樣的？無產階級對待自己的同盟者--民族資產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農民應該採取什麼態度？無產階級怎樣在國民革命中實現自己的領導權？五卅運動前后，黨的領導人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毛澤東、蔡和森、鄧中夏、周恩來、惲代英等，在及時總結革命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對這些問題進行了多方面的思考和探索，作出廣泛的論述，從而把黨對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認識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

革命的性質和前途問題

黨對中國革命性質和前途的認識，經歷了一個逐步深入的過程。黨的二大明確提出，中國革命的性質是反帝反封建軍閥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前途是社會主義。1923年5月，蔡和森著文指出：中國革命運動的性質與歐美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不同，“已不是純粹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問題，事實上業已變成為國民革命(亦可稱民族革命)的問題”。

五卅運動后，共產黨人對革命性質問題作了更進一步的探討。毛澤東指出，歐美和日本等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乃資產階級一階級的革命”，“其目的是建設國家主義的國家即資產階級一階級統治的國家”，而中國的國民革命“乃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無產階級這三個階級合作的革命”，“其目的是建設一個革命民眾合作統治的國家”。瞿秋白認為，在帝國主義時代，也就是社會革命開始的時代，殖民地弱小民族裡的國民革命，“必定含孕著無產階級革命的種子”。因為這種革命，“在國際范圍內，這不過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在一國范圍內，雖然性質上還是資產階級的，而在革命力量上，卻大半須以無產階級為主力軍”。

盡管這時共產黨人還沒有提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概念，但是他們已開始從時代條件、革命的領導力量、斗爭目標等根本問題上，把這個革命同以往的民主革命區別開來。這就為黨后來明確提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提供了思想條件。

對於中國革命的前途，主要是民主革命同社會主義革命的關系問題，黨的四大認為，十月革命后，“中國民族革命運動”，是“廣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是與“推翻世界資本主義建設共產主義運動相聯結的”。五卅運動后，瞿秋白指出：民主革命“雖然是資產階級的，勝利卻不會是資產階級的”﹔如果由資產階級來領導革命，它很快便會與敵人妥協。他還指出：現在已經是帝國主義和開始社會主義革命的時代，因此“弱小民族之殖民地上的幼稚的私人資本主義，便根本無繼續發展之必要與可能”，可以由勞動平民組織的國家有計劃的發展經濟，以漸進於社會主義。他多次提出中國民主革命是“行向共產主義的第一步”。瞿秋白充分強調無產階級對中國革命的領導責任以及中國革命的非資本主義前途，這是正確的。但他在認識上存在兩個誤區：一是否定中國革命分兩步走的戰略思想，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二是把非資本主義前途理解為馬上消滅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成分，在民主革命階段提出反資產階級的任務。

資產階級和農民問題

在民主革命中，怎樣認識和對待資產階級，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共產黨人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是逐步提高和加深的。黨的一大認為資產階級都是革命的對象。二大認為資產階級民主派是可以聯合的力量。三大在一定程度上認識到中國資產階級的大部分有兩面性。到黨的四大，已明確指出中國資產階級分為反革命的“大商買辦階級”和“新興的民族工業資產階級”兩部分。五卅運動時，民族資產階級最初曾積極參加反帝斗爭並發揮過重要作用，以后卻妥協動搖，充分表現出它在政治上的兩面性，從而為共產黨人對這個階級的特性進行較深入剖析提供了客觀條件。

對這個問題，毛澤東在1925年12月1日發表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作了出色的論述。他在文中指出：中產階級對革命持有“矛盾的態度”，在“受外資打擊、軍閥壓迫感覺痛苦時，需要革命，贊成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革命運動”。但是，當革命“在國內有本國無產階級的勇猛參加，在國外有國際無產階級的積極援助，對於其欲達到大資產階級地位的階級的發展感覺到威脅時，他們又懷疑革命”。其右翼在革命斗爭加緊時一定很快地跑入帝國主義和軍閥的隊伍，和買辦階級做很好的伙伴﹔其左翼在某種時候頗有革命性，但極易妥協，不能持久。因此可以把他們當做我們的朋友，但“要時常提防他們，不要讓他們擾亂了我們的陣線”。

獲得這樣一個認識是十分重要的。在國共合作開展大革命的局面下，既要積極聯合民族資產階級參加革命，又要同民族資產階級的動搖妥協作必要的斗爭，對於年幼的中國共產黨來說，這是難以解決的矛盾。許多共產黨人不懂得，隻要無產階級牢牢地把握住對國民革命運動的政治領導，是能夠推動民族資產階級的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堅持參加革命的，但也要時常提防可能發生的事變會擾亂革命的陣線。毛澤東對民族資產階級所作的分析，比較客觀地反映了此時階級斗爭的實際狀況，為黨后來深入認識並正確處理同民族資產階級的關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根據。

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另一個重要問題。在四大之前，黨已認識到農民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黨的四大肯定農民是無產階級的同盟者。1925年5月全國第二次勞動大會通過的《工農聯合的決議案》，把引導農民參加民主革命，與農民建立鞏固的聯盟，作為民主革命勝利的保証。五卅運動后期，由於民族資產階級動搖、妥協而使工人階級陷於孤立的痛苦經驗，更証明農民斗爭的奮起，是國民革命成功所必不可少的條件，農民是工人階級最需要最靠得住的同盟軍。

五卅運動使許多共產黨人進一步認識到農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建立工農聯盟的重要性。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執委會擴大會議提出要在政綱中列入解決農民土地問題，認為“中國共產黨應當使一般民主派知道沒收土地是不可免的政策，是完成辛亥革命的一種重要職任”。會議強調黨隻有和農民“結合鞏固的同盟，才能盡自己的歷史上的職任”。李大釗在考察中國農民的經濟狀況后指出：“中國的浩大的農民群眾，如果能夠組織起來，參加國民革命，中國國民革命的成功就不遠了。”陳獨秀強調指出：“中國工人不但要擴大及鞏固自己階級的聯合戰線，且急需工農聯合之成立，……如此才能夠得工人階級在政治爭斗上和經濟爭斗上的初步勝利。”

毛澤東從1925年開始以主要精力領導農民運動，並注重研究中國農民問題。繼《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之后，他於1926年1月在《中國農民》第一期上發表《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一文，初步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法，將農村居民分為大地主、小地主、自耕農、半自耕農、半益農、貧農、雇農及鄉村手工業者、游民八個階級，並就各個階級對革命的態度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科學分析，初步形成關於農村階級分析的理論。這就為中國共產黨正確認識農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正確制定對農民的政策，奠定了重要基礎。

1926年5月，黨領導召開的廣東省第二次農民代表大會專門作出《農民運動在國民革命中之地位決議案》，指出：“半殖民地的中國國民革命便是一個農民革命”，“農民問題是國民革命中的一個中心問題，國民革命能否進展和成功，必以農民運動能否進展和成功為轉移”。把農民問題作為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說明黨對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已經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