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怎樣防止“紅色恐怖”【3】
——中央特科“伍豪之劍”的由來
■在周恩來的領導下,特科有著嚴格的政策和紀律,絕不允許進行任何恐怖活動
中國共產黨把隱蔽斗爭看作是政治斗爭的一部分,一旦出現差錯就必須立即檢討和糾正。由於顧順章叛變,中共中央領導機關的活動范圍被迫縮小。雖然中央特科成績卓著,但周恩來還是做了檢討。1931年6月10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在其起草的《中央審查特委工作總結》中,對顧順章事件作了自我批評:“特委本身政治教育的缺乏,成為特委基礎不能鞏固的歷史病源……直接指導這項工作的伍豪同志要負錯誤的主要責任。”
中共中央為隱蔽戰線制定了嚴格的政策和紀律,絕不允許進行任何恐怖活動。為了更客觀地認識這一問題,我們來看一下當年周恩來領導中央特科時的死對頭、國民黨情報機構領導人徐恩曾是如何對此進行評介的。
徐恩曾是國民黨中統局最早的負責人之一,因為錢壯飛的英勇壯舉而被附帶出名。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他在台灣出版的回憶錄《我和共產黨戰斗的回憶》中,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地下斗爭是這樣評介的:“共產黨人是反對暗殺手段的。他們自稱:他們所反對的是整個‘社會制度’不是某些‘個人’,反對社會制度須要依靠‘群眾的力量’,‘暗殺’是無用的。中共在過去三十年中,對於這個教條,大致是遵守的。”當年水火不容生死纏斗的老對手口中作出這樣的認定,可見中國共產黨的隱蔽斗爭絕不進行恐怖活動,絕不傷及民眾百姓的政策是說到做到的。
對於中央特科在上海的除奸活動,徐恩曾的評介更為具體:“其選擇的地點和時間,都經過周密的計算和布置,使人難於提防,這種情況引起其余的工作人員的不安,每個人的神經非常緊張,那些曾從共產黨中轉變過來,或是曾經參加對共產黨地下組織的破壞行動的人,更人人自危,整日不敢出門,因為誰也料不到,何時會成了紅隊的下一目標,大家在緊張恐怖中過生活,自顧尚不暇,當然完全喪失了向敵人還擊的能力。”徐恩曾直至寫回憶錄時多少還心有余悸,當年“伍豪之劍”的威力,由此可見一斑。
雖然時過三十年,且已經敗退台灣,徐恩曾在其回憶錄中不僅刻骨銘心,而且還不顧五十年代初彌漫台灣的“清除匪諜”恐怖,依然在字裡行間流露出難以掩飾的贊譽,可見其表達的敬佩確實是由衷的。當年的中國共產黨不僅在戰場上,更在精神上擊敗了對手。
(作者為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上海分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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