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初期中央紀委領導集體構成研究

[摘要] 改革開放初期中央紀委領導集體的構成中，常委以上的領導基本屬於同一時代的干部，大多通過從事工農運動走上革命道路，密集地在全國工農運動高漲的1925—1926 年入黨，其籍貫分布具有某種程度的集群性。領導集體主要有以下來源：一是“文革”前曾在紀檢、監察系統工作的一些同志﹔二是因各種因素需要重新安排工作的一些同志﹔三是平反冤假錯案后復出的一些同志﹔四是各條戰線和有關部門的一些同志﹔五是一些年富力強的中年同志及女同志和少數民族同志﹔六是同林彪、“四人幫”集團作過堅決斗爭的一些同志。他們基本都有共同的延安經歷， 解放戰爭時期革命生涯的交叉點密集，說明解放戰爭時期是干部調配最為頻繁的時期。隨著全國的解放，黨的高級干部群體向全國擴散。1978 年多名高級干部在中央紀委的匯合，是特殊形勢下的特殊形態，是老干部大規模復出的先聲，也是黨的組織路線撥亂反正的具體體現。

[關鍵詞] 改革開放初期﹔中央紀委﹔領導集體﹔歷史淵源

[中圖分類號] D262.6 [ 文獻標識碼] A

1949 年新中國剛剛成立，中國共產黨就設立了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1955 年，各級監察委員會取代了紀律檢查委員會。1966 年“文革”爆發后，黨的各級組織遭到了嚴重破壞。1969 年4 月，黨的九大取消了設立黨的監察機關的條款。“文革”結束后，1977 年黨的十一大通過的黨章中提出設立紀律檢查委員會，此后，恢復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被提上日程。

1978 年，中組部就中央紀委領導集體組成問題先后三次向中央提交報告，候選人數在第二次報告時增加到88 人，第三次報告時增加到99 人，后來又增加1 人，最終形成了100 人的新一屆中央紀委領導集體，其中書記、副書記15 人，常委24 人，委員61 人， 陳雲為第一書記。1980 年2 月，又增補趙毅敏為中央紀委副書記兼秘書長。這一屆中央紀委領導集體的形成是黨的組織路線和政治路線撥亂反正的重要體現，也是老干部大規模復出的先聲。

一、中央紀委領導集體的構成

筆者考察了這一屆中央紀委領導集體的構成，為了方便起見，隻對常委以上的40 人（包括趙毅敏）進行統計分析。

從基本的人口學特征來看，40 人全部為清一色的漢族，其中男性37 人，佔92.5%， 女性3 人，佔7.5%。三位女性鄧穎超、章蘊和帥孟奇全部從事過全國婦聯的領導工作。從年齡來看，40 人平均年齡72.1 歲，年齡最大的帥孟奇81 歲，最小的胡耀邦和馬國瑞63 歲。其中60—69 歲年齡段的10 人， 佔25%﹔70—75 歲年齡段的24 人， 佔60%﹔ 75 歲以上年齡段的6 人，佔15%。中央紀委常委以上的領導基本屬於同一時代的干部， 為之后領導干部的年輕化埋下了伏筆。

從黨齡上看，平均黨齡49.3 年，黨齡最長的方志純為54 年，最短的閻秀峰為42 年。黨齡在49—54 年的高達31 人，佔77.5%， 而這其中黨齡為53 年的12 人，黨齡為52 年的8 人。如何解釋這種入黨時間密集於1925—1926 年的現象？

從這些干部的簡歷、傳記、回憶錄、年譜乃至紀念文集等資料來看，他們大多是通過從事工農運動走上革命道路的，而1925 年和1926 年正是工農運動大發展的時期。1925 年5 月，五卅運動在上海爆發，並迅速席卷全國，約1700 萬各階層群眾直接參加斗爭， 標志著大革命高潮的到來。中華全國總工會也在當月成立。6 月，中共在廣州、香港領導發動有25 萬人參加的反帝大罷工即省港大罷工。各地的農民運動也如火如荼，廣東海陸豐農民運動高漲，毛澤東也回到湖南的家鄉從事農民運動。1926 年，北伐戰爭爆發， 上海工人連續舉行三次武裝起義，省港大罷工仍在進行中。毛澤東發表《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指出“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彭湃也發表《海豐農民運動》。毛澤東主持了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為全國輸送農民運動骨干，中央紀委常委曹廣化就參加了這屆講習所的學習。而從中共黨員人數來看，1925 年初為994 名，10 月份就發展到3000 名，到了1926 年4 月，則發展到1.1 萬名，到了1927 年4 月黨的五大召開時，黨員人數已達57963 名。（參見《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1 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 年版，第7—10 頁。） 這些干部如此密集地在1925—1926 年入黨是和當時全國工農運動高漲的總形勢息息相關的。

從教育程度來看，小學、初中文化程度的15 人，佔37.5%﹔高中、中專文化程度的10 人，佔25%﹔大學文化程度的15 人， 佔37.5%。從籍貫來看，湖南籍的13 人，佔32.5%﹔河南籍的5 人，佔12.5%﹔河北籍的5 人， 佔12.5%﹔ 湖北籍的4 人， 佔10%。其他還有山西籍的3 人，四川籍的2 人，陝西籍的2 人，江西、安徽、上海、山東、遼寧和黑龍江籍的各1 人。從籍貫分布特點來看，具有某種程度的集群性。湖南、湖北、河南和河北四省高達27 人，佔67.5%。

如何解釋這種不均衡基礎上的精英集群現象？與這幾個省是中國革命運動的中心有關。這些省份，特別是山區，井岡山、大別山、太行山，往往交通不便，有利於革命中心的形成﹔加上山區人地結構緊張，階級矛盾尖銳，具有成為革命中心的經濟基礎。因此產生了多個革命根據地，成為孕育革命精英的搖籃。再加上毛澤東、劉少奇、彭德懷、賀龍、李先念等人的領導和帶動，使得這幾個省革命精英輩出。從黨員人數來看，1927 年黨的五大召開時湖南、湖北兩省最多，分別為1.3 萬人。（參見《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1 卷，第11 頁。）

在這40 人中，解放前曾被捕入獄的有16 人，佔40%，分別是：王鶴壽、魏文伯、趙毅敏、曹瑛、馬輝之、王維綱、呂劍人、王鶴峰、孔祥禎、帥孟奇、李士英、李楚離、張子意、周仲英、閻秀峰和張策。“文革”中被迫害、關押和入獄的高達36 人，佔90%。這說明這屆中央紀委領導集體是由久經考驗並具有堅定信仰的職業革命家組成。

在這40 人中，曾經任過中央委員或候補委員的有12 人（這一屆中央紀委委員后來成為中央委員的有何東昌、李立功和多吉才讓等人。），佔30%，分別是：陳雲、鄧穎超、胡耀邦、黃克誠、王鶴壽、周揚、張啟龍、韓光、劉瀾波、帥孟奇、章蘊和趙毅敏。這說明這屆中央紀委領導集體具有規格高、權威大、陣容強的特點，從而為中央紀委的恢復重建以及工作的開展奠定了堅實的領導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