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會前的共識與歧見

（摘要〕1961年五六月間的北京中央工作會議初步總結了“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劉少奇對糧食問題及“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分析，凸顯了困難成因及農輕重比例失調的嚴重后果。八九月間的廬山中央工作會議確定了工業高指標堅決退夠的政策。毛澤東認為形勢從此“一天天向上”。但各地糧食短缺表明最困難時期還沒有過去，不充分認識困難就不能正確制定調整任務的目標。由此，七千人大會進一步總結經驗教訓。

〔關鍵詞〕農業﹔重工業﹔高指標﹔高征購﹔人禍

1962年初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以對“大躍進”以來經驗教訓的“初步總結”【《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40頁】。及其所蘊涵的“變局”【參見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年。】為學術界所關注。實際上，這個“初步總結”從1961年五六月間的北京中央工作會議（以下簡稱北京會議）就開始了。在會議分組討論中，黨內民主、人民民主、階級斗爭擴大化成為關注重點，工農業“高指標”、“高征購”背后的制度性因素初現端倪。劉少奇對糧食問題的分析及“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37頁。】的判斷，凸顯了困難成因及農輕重比例失調的嚴重后果，得到鄧小平的認同【參見《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1642頁。】。八九月間的廬山中央工作會議（以下簡稱廬山會議）確定了重工業“高指標”堅決退夠的政策。毛澤東對形勢的基本估計是：“一九六一年到了谷底，從此一天天向上。”【《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170頁。】但各地糧食嚴重短缺的現實表明，最困難時期還沒有過去，不充分認識困難就不能正確制定調整任務的目標。七千人大會進一步總結“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劉少奇重提“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參見《劉少奇選集》下卷，第421頁。】。隨后召開的西樓會議及5月中央工作會議繼續正視困難，確定了“傷筋動骨”調整的方針，由此形成“大刀闊斧”全面調整的局面。正由於對形勢判斷及應對措施的歧見，“變局”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一、北京會議對“大躍進”以來經驗教訓的初步總結

北京會議是在1961年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中央領導人帶頭檢討“大躍進”運動以來缺點錯誤的歷史背景下召開的。

進入20世紀60年代初，國民經濟已接近半癱瘓狀態，然而中央對困難成因的判斷依然未切准脈搏。1961年1月1日，中央批轉河南信陽地委關於“信陽事件”的報告，這份報告夸大“敵情”，把糧食減產和大量餓、病、死人的現象一概歸咎為壞人和地主封建勢力的破壞，因而提出整風整社，徹底孤立和打倒反革命復辟勢力。中央肯定這份報告，要求全國三類社整風整社都應照此執行，反對“走過場”【《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76頁。】。這一批示助長了整風整社運動中“左”傾錯誤的發展【《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1919.5-2005.12）》，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第215頁。】。但是，“大躍進”運動的重挫是一劑使人清醒的猛藥。在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第二書記會議上，毛澤東問到“大躍進”的口號在1961年還能不能提時，鄧小平說：“今年元旦，《紅旗》雜志和《人民日報》社論，沒提‘大躍進’，是提爭取社會主義建設的新勝利。”【《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609頁。】毛澤東沒有對此提出異議。1月中旬召開的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正式通過“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毛澤東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1961年“搞一個實事求是年”【參見《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4、237頁。】。4月25日，毛澤東在給鄧小平的信中提出了在北京會議中所應當完成的任務，即收集農民和干部的意見，修改工作條例六十條和繼續整頓“五風”【參見《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268-269頁。】。會議通知下發后，中央和各省、市、區負責人按照通知要求，紛紛到農村做調查【《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158頁。】。從年初到北京會議召開之前，形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規模的調查研究，人們的頭腦也隨之逐漸冷靜下來。

毛澤東在3月廣州中央工作會議期間，作出“現在局勢已經是有所好轉”的判斷，並坦率地為這幾年工農業“高指標”承擔了責任。他認為責任就在於調查研究少了，而且責備自己“也沒有下去，搞一個公社、一個工廠的調查”【《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261-262頁。】。毛澤東還反思1959年廬山會議“反右傾”之后沒有堅持反“左”，他感嘆反“左”中間插了一個反右，“結果就反出一個浮夸風”，“把我們原來的反‘左’割斷了” ，“造成一種空氣，不敢講真實情況了”【《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134-1135頁。】。劉少奇反思的重點是1959年的繼續“大躍進”，他認為：“去年由一千八百四十萬噸鋼增加到二千零四十萬噸，是犯了錯誤的”，“中央有些政策，決定前缺乏很好的調查研究。根據不夠，決定之后，又沒有檢查執行情況，發現問題，及時糾正。”【《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501、509頁。要求各行業“整個六十年代的連續躍進”是黨中央作出的決定。1960年1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說：“這次會議作出決定的只是一個問題，就是關於今年的計劃。關於鋼產指標，按照中央的方案，第一本賬，即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的，是一千八百三十五萬噸，第二本賬，爭取二千萬噸或者還稍多一點。”會后，全國開始大辦縣社工業、大辦水利、大辦食堂、大辦養豬場等，“共產風”隨之又泛濫起來。從1959年冬到1960年春“是經濟工作中‘左’傾蠻干最厲害的一段時期”（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第1049-1050頁）。此后，中共中央批准國家計委、國家經委、國家建委關於第二本賬的報告，這個報告規定的鋼產量指標為2040萬噸。鋼產量的變化，沖亂了整個國民經濟計劃的安排，在全國又掀起了保鋼、保煤、保運輸的“躍進”高潮﹔隨著中蘇關系的惡化，毛澤東又提出全國大煉“爭氣鋼”，要爭取當年生產2000萬噸鋼，從而使經濟生活發生了更大的危機（參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第623-626頁）。】在如何分析缺點錯誤的問題上，鄧小平也突破了毛澤東關於“九個指頭”和 “一個指頭”的定論【參見《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627頁。】。中央領導人承認“大躍進”運動中有缺點錯誤，這就為北京會議初步總結經驗教訓開了好頭。

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討論制定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針對糧食短缺的局面，提出了《關於減少城鎮人口和壓縮糧食銷量的九條辦法》。

會議期間，毛澤東共有四次講話。前三次（5月21日、23日，6月8日）是他同各中央局同志的談話，主要講退賠問題。毛澤東批評說：這幾年我們政策執行得不好，我們不退賠，就要被打倒【毛澤東同各中央局同志的談話（1961年5月23日）。】。他開誠布公地說：違反客觀事物的規律要受懲罰，要檢討。我們就是受懲罰，最近三年受了大懲罰，土地瘦了、人瘦了、牲畜瘦了，“三瘦”不是受懲罰是什麼？主要是中央和我負責，我負主要責任，這些話應在三級干部會議上講。搞鋼鐵我也是滿腔熱情，勁頭也大，北戴河會議也很有點來頭。你們在座的，大區的同志，如果四六開，你們也有四成吧！我這話一直講它幾年，你們做好了，聽厭了，我不講了。【毛澤東同各中央局同志的談話（1961年6月8日）。】毛澤東對“高指標”、“高征購”的批評相當嚴厲，並為此承擔了主要責任。但“高指標”、“高征購”背后的原因，他沒有過多涉及。

由於前期調查研究接觸了實際，分組討論中許多同志的發言觸及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經驗教訓。其中黨內民主、人民民主和階級斗爭擴大化成為熱議的問題，工農業“高指標”、“高征購”背后的制度性因素也初現端倪。

一些同志提出，“人民公社成立以后，為什麼兩次刮‘共產風’，今后如何能夠不再刮？”關鍵是要保証有“人民內部的民主”和“黨內民主”。“1957年以來，反對資產階級右派的斗爭，反對國際修正主義的斗爭，都是必要的。但因此而發生的副作用，是一部分同志隻強調集中，隻強調紀律，隻強調統一意志，忽視民主，忽視自由，忽視心情舒暢、生動活潑。‘寧左勿右’成為一個時期事實上存在的風氣。要用長期的工作，耐心地來改變這個風氣，還要定出一定制度出來，才能保証不再刮‘共產風’。”有人說：“幾年來，不僅是下邊，在縣以上拔白旗、反右傾，處分了很多人。黨內是非不清，干部謹小慎微，互存戒心，有的干部說‘這幾年是在敵我分界線上工作’，上下不通氣，關系很不正常。”【北京中央工作會議小組會議簡報，第一組（華東、東北）第5、7號（1961年5月23日、24日）。】有人批評說：“黨內民主生活，這幾年是有削弱。說是政治挂帥，不少地方成了書記個人決定問題，特別是第一書記不點頭，什麼事都不能辦。黨的政策、重大問題，卻很少集體討論，這實際上是沒有政治挂帥”。“黨內民主生活是個大事，要進行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和制度建設，不然，整了風，沒有正常的民主生活，沒有個制度，也還是不能完全解決問題。”【北京中央工作會議小組會議簡報，第二組（西南、西北）第3號（1961年5月24日）。】

聯系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一些同志還反思了1959年廬山會議后期“反右傾”斗爭擴大化問題。有人提出：“是不是可以考慮，廬山會議期間和以后，全黨范圍內的主要傾向不一定到處都是右的。特別是把反右傾的口號擴大到工農群眾中去，影響更大……作為全黨、全國范圍來講，當時的主要傾向仍然是‘左’，而不是右。”有人說：“廬山會議之后，我們在農村中來了個反右傾斗爭，來了個公共食堂萬歲，來了幾個大辦，現在看來，這和當時農村實際情況是背道而馳的，以致造成了1959年冬和1960年春的嚴重情況”，“去年北戴河會議強調反對國際修正主義，這無疑是正確的、必要的，但是不能因此而對國內的經濟工作提出過高的不切實際的要求，甚至使經濟工作不按經濟發展規律辦事。其后果証明是不好的。1958年下半年，指標過高、政策過左、黨內斗爭過火、下面說假話，是上面高指標、瞎指揮、命令風造成的。”有人認為：“我們在傳達廬山會議的時候，把其（指彭德懷等人--引者注）與當時一些具體工作中的問題聯系起來了，食堂問題、大辦鋼鐵問題、指標高低問題，把對這些具體工作的看法，作為右傾機會主義的根據，這就壓抑了黨內民主，從此具體政策、具體工作的不同意見就不容易聽到了。上下不大通氣，發揚黨內民主，必須從分清是非和平反做起。”也有人提出：“黨內風氣值得研究，事實上並不是所有的人頭腦都是不清醒的”。“今后對於少數反面意見應該加以保護，這樣才可能有爭論，隻有爭論才能發展真理，真理是越辯越明的，沒有爭論，並沒有好處。”【北京中央工作會議小組會議簡報，第三組（中南、華北）第3、5、6號（1961年5月24、25日）。】有人從階級斗爭擴大化對工礦企業的影響指出：“蘭州的廠子最亂，許多廠子的機械設備破損嚴重，事故很多，不能正常生產。這是由於上層建筑影響生產關系，又影響生產力。在中央直屬的大企業中，有八個廠子被整成是‘反黨集團’，統統拉去勞教。現在看來，沒有一個夠得上‘反黨集團’。”有人提出：“王任重同志給主席的信中說‘有些地方病人、死人並不是由於敵人破壞’，這句話應該引起我們警惕。現在有些地方看到死人，就籠統地說民主革命不徹底，因此工作組下去不去調查真實原因，而單純去找漏劃地、富。這種調查方法就一定要犯錯誤。”【北京中央工作會議小組會議簡報，第一組（華東、東北）第12、35號（1961年5月26日、6月5日）。】有人強調：“現在文風之壞，不可容忍。把錯誤的東西說成是毛澤東思想，正確的東西說成資產階級思想，是可忍，孰不可忍，這是在踐踏毛澤東思想這面旗幟。以后不許亂用毛澤東思想這面旗子。”【北京中央工作會議小組簡報（文教組）（1961年6月2日）。】

從上述發言可見，1958年以后引發“共產風”的工農業“高指標”、“高征購”以及瞎指揮、命令風是伴隨著1957年反右派斗爭以后黨內外日益嚴重的階級斗爭擴大化和決策上的獨斷專行而發展的。階級斗爭擴大化既阻塞了黨內外民主的言路，也成為決策上獨斷專行的保護傘。寧“左”勿右，動輒以“革命”的名義，不僅窒息了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也助長了一些人濫用“毛澤東思想”作為干荒唐事的借口。鄧小平后來反思說：“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3頁。】這是對“大躍進”以來經驗教訓的重要詮釋。

5月31日，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會議全體會議並發表講話，更透徹地分析了“大躍進”的嚴重困難及成因。第一，中央應對工農業“高指標”、“高征購”負責。劉少奇說：現在各方面的矛盾“都集中表現在糧食上”，問題“就是工業、交通、文教都辦多了”，這就造成“工農之間發生了尖銳的矛盾”。其根本原因就在於農業“高指標、高征購”、 工業“高指標”，“這是從中央起要負起責任的”。第二，困難成因主要是“人禍”。劉少奇說：“湖南農民有一句話，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從全國范圍來講，有些地方，天災是主要原因，但這恐怕不是大多數﹔在大多數地方，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我們在執行總路線、組織人民公社、組織躍進的工作中間，有很多的缺點錯誤，甚至有嚴重的缺點錯誤”。第三，警惕有發生路線錯誤的危險。劉少奇說：“我們現在是來總結經驗。好在我們現在能夠回頭，能夠總結經驗，能夠改過來，還不是路線錯誤。但是，如果現在我們還不回頭，還要堅持，那就不是路線錯誤也要走到路線錯誤上去。”【《劉少奇選集》下卷，第337、338頁。】劉少奇的話，分量很重﹔“七分人禍”，中央難脫其責。在中央應負的責任中，工農業“高指標”、“高征購”是重點，這就把對“大躍進”以來缺點錯誤的反思上升到中央決策層面，這無疑也是“七分人禍”的症結所在。當時的情況是，國家糧食庫存越來越少，城市糧食供應越來越緊張，工業生產大幅度下降，如果再孤立保鋼，就會出現“潰退”了，也就會有發生路線錯誤的危險。

同日，周恩來在會議上作《關於糧食問題及壓縮城市人口》的報告，提出解決糧食問題的根本辦法，是從城市壓縮人口下鄉。他強調：“現在的問題，集中表現在速度上。為了協調各方面的比例關系，必須放慢建設速度。”【《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413頁。】鄧小平也在同日會議上講話說：“究竟是天災，還是由於人禍？少奇同志也說過，在一些地區恐怕我們工作上（包括若干政策）的毛病是主要的，天災不是主要的。從糧食上暴露出來的問題，實際上是農輕重問題，是重工業速度問題。”【《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642頁。】從糧食短缺窺見重工業速度，鄧小平寥寥幾句便抓住了劉少奇所說“七分人禍”的重點。這些意見表明，工農業“高指標”、“高征購”，問題發生在基層，根子還是在中央決策層，關鍵在於重工業“高指標”和發展速度。循著這樣的思路尋找解決困難的辦法，首先是把居高不下的重工業“高指標”降下來﹔其次是把城鎮人口減下來，這是走出“大躍進”困境的唯一出路。這次會議調整的結果：煤由原來的4.36億噸減到3.13億噸，鋼由原來的1845萬噸減到1000萬至1100萬噸，三年內減少城鎮人口2000萬以上。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仍然認為這個鋼指標過高，並提出重工業一定要“退夠”的建議【李富春在北京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1年6月12日）。】，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都贊成再度調整指標。毛澤東在李富春發言時插話說:退得夠，這樣好。無非是外國人罵，說中國人不行。不退，你有什麼辦法？【毛澤東在北京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插話（1961年6月12日）。】

會議於6月12日上午結束。毛澤東發表講話，再次對1959年廬山會議后期“反右傾”斗爭擴大化作出反省，但仍堅持關於彭、黃、張、周錯誤的決議是正確的。他認為“共產風”發生的原因：一是各級干部中許多人不懂得什麼是社會主義﹔二是“五個大辦”（即大辦水利、大辦文教、大辦縣社企業、大辦養豬場、大辦交通）。毛澤東認為“我們搞了十一年社會主義，現在要總結經驗”。他通過總結經驗得出的結論是：現在的問題就是“教育干部”的問題（這篇講話在收入《毛澤東文集》第八卷的時候，篇名就叫做《總結經驗，教育干部》）。從工農業“高指標”、“高征購”所造成的嚴重后果看，簡單地從“教育干部”方面“總結經驗”，有些不那麼讓人服氣。但“教育干部”對“五風”盛行的地區的確具有重要指導意義。毛澤東認為：在座的都是先生，“我們自己思想通了，就要以身作則教育干部，教育省一級、地一級、縣一級，首先要教育這三級干部。”【參見《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275-277頁。】毛澤東建議，下次中央工作會議到廬山去開，時間在8月。他說，今年這個廬山會議沒有1959年廬山會議那個急風暴雨了。他決定二上廬山，開一個心情舒暢的會。【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167頁。】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認為：“七千人大會初步總結了‘大躍進’中的經驗教訓。”【《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卷，第140頁。】但筆者認為，用此句話來概括北京會議也很合適，七千人大會則應該用“進一步總結了‘大躍進’中的經驗教訓”來評價可能更恰當一些。歷史地看，北京會議分組討論中熱議的黨內民主、人民民主和階級斗爭擴大化，抓住了工農業“高指標”、“高征購”背后的制度性因素﹔劉少奇關於“七分人禍”的判斷，鎖定重工業“高指標”和發展速度，抓住了困難成因的關鍵和中央應負的責任。七千人大會所取得的積極成果正是在這兩方面基礎上的進一步展開和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