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變和周恩來的領導藝術

周恩來為皖南事變的題詞

抗日戰爭期間國民黨當局發動的三次反共高潮，規模最大、持續最長、最劇烈、最復雜的一次，要數皖南事變。黨中央領導全黨勝利地擊敗了國民黨的進攻。周恩來在重慶直接指揮了政治大反攻，在這場斗爭中充分展示了他的黨性、才能和領導藝術。這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原則的深刻生動的范例，是毛澤東策略思想的靈活運用和白色恐怖下黨建思想的創造性發展，也是驚心動魄的一堂黨課。

我曾在重慶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過，親身經歷了這場斗爭，留下了深刻印象。近年讀到一些書刊新披露的有關皖南事變前后的檔案資料和當年南方局同志的回憶錄，深受啟發，引起我重新回憶和學習這段歷史，學習周恩來的思想、品德和領導藝術。

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分為三個階段：一、反共高潮的開端，1940年10月19日何應欽、白崇禧下令將八路軍、新四軍限期調到黃河以北到1941年1月17日宣布新四軍叛變，取消番號，審判新四軍軍長葉挺﹔二、反共高潮的頂峰，1月17日反動命令的發表到3月2日第二屆參政會開幕﹔三、蔣介石參政會退兵一戰到會后蔣約見周恩來，形勢暫告緩和。

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開端

蔣介石說過：他不消滅共產黨，死不瞑目。他為形勢所迫，聯共抗日后，仍企圖在抗戰中伺機消滅共產黨。1939年他在華北發動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失敗告終。武裝斗爭中得不到的，他又企圖在談判中取得。1940年6月、8月蔣介石兩次會見周恩來，提出八路軍、新四軍必須限期調到老黃河以北，並且以軍令相脅迫。周恩來洞察他的險惡用心，欲驅逐八路軍、新四軍到河北，再構筑封鎖線，伺機與日寇南北夾擊，全部消滅中共領導的武裝力量，於是斷然予以拒絕，並且密切注視著國民黨軍隊的動態。9月初，得到確實情報，軍令部已向第三戰區司令顧祝同發出掃蕩大江南北新四軍的命令。周恩來立即報告中央，蔣介石即將在華中發動反共高潮了。

國民黨當局敢於悍然發動第二次反共高潮（包含皖南事變）是與國內國際的情況緊密相關的。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第二年，德、意相繼在歐洲發動戰爭，而且不斷擴大，法國投降后，德軍鋒芒又指向英國。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個法西斯國家締結了軍事同盟條約。由此帝國主義國家分成了兩條陣線。德國勸中國與日本盡快結束戰爭，以便日本分兵南下，攻擊英、美在南太平洋的殖民地。英、美則希望中國能牽制日本，不使南下。為此，英國重開滇緬公路，運輸援蔣物資。美國也答應給國民黨政府巨額貸款和飛機。蔣介石感到左右逢源，興高採烈。他一面派親英美派、親蘇派、親德派、親日派四出活動，同時自己居中，以“剿共”來運作。他以為，日本對他“剿共”一定坐山觀虎斗，英美正有求於他，必不會出來干涉，因此利用這個機會，放膽地調兵遣將，包圍長江南北的新四軍。

毛澤東估計長江南北將有較大規模的武裝摩擦，一再指示新四軍要准備自衛，尤其是處境不利的皖南部隊和軍部要北移渡江或者到江蘇南部。但項英強調北移困難，“以軍部所在地為基點較有利”。

9月底，反共高潮拉開序幕，江蘇韓德勤部向陳毅所部發動進攻，想乘陳毅渡江立足未穩，攻取江北陣地，然后在南邊一壓，皖南部隊就進退無路了。陳毅按中央方針，先退避三舍，退到黃橋一個反擊，消滅韓德勤兩個師。周恩來建議，不乘勝全殲，而是與他們談判，既顯示我們顧全大局、團結抗日的誠意，又起到牽制作用。若何應欽等在江南動手，我們便將消滅韓部。

蔣介石掃蕩長江南北新四軍，首戰遭到失敗，“捏著鼻子不作聲”。周恩來料定，蔣介石決不甘心罷休，必然要報復。

江北打響，毛澤東急電項英“速速渡，絕對不要再遲延”。又囑“軍部如不走，就要做好准備，蔣軍進攻時突圍”。

10月19日何應欽、白崇禧以軍事委員會正副參謀長的名義發出命令（“皓電”），借口統一軍令，要求八路軍、新四軍限期一個月撤到老黃河以北。“皓電”誣蔑八路軍、新四軍不打日寇，專門吞並友軍﹔不守戰區范圍，自由行動﹔不遵編制，自由擴軍，以及破壞行政系統等等。國民黨當局開動宣傳機器，大造輿論，第二次反共高潮開始了。

周恩來認為“皓電”表示“蔣的決心已下，是發動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正式信號”。隨即電告葉挺、項英，“蔣、何逼我渡江的決定決不會取消。急需搶渡一部，並可以對顧祝同表示，如相逼太甚，背水之軍隻有向南沖出一條生路”。威懾他便於我轉移和分散。10月20日周恩來再電毛澤東，“反共高潮正著著上升”，“蔣介石整個計劃大意為掃蕩大江南北新四軍”，“第一步以切斷我在大江南北及蘇皖的聯系，第二步恐為進攻”。10月29日又電中央，“國民黨擬宣布取消新四軍番號及各地辦事處，然后實行局部討伐”，我們應准備自衛，國民黨統治區黨組織要轉入地下。

毛澤東分析皖電后的局勢，認為有兩種可能，須作好兩手准備。首先“是投降日本，這種可能性較大，因為日本對蔣壓力大，引力也大，他可以退出一部分地區，由蔣代為鎮壓抗日運動。其次是加入英美集團，放棄獨立自主的抗戰，作帝國主義的工具。第三是拖”。反共內戰是為投降或加入英美集團肅清道路。時局極嚴峻。

毛澤東指出：“我們要准備蔣介石做戴高樂或做貝當，准備他宣布我為反革命，而發動全面反共，我們要准備對付最黑暗的局面，而任何黑暗局面，我們都是不怕的。”同時又指出：“蔣介石全面投降破裂的決心也不易下，也存在著阻止投降、內戰的因素：一、中共﹔二、人民（包括中間派乃至國民黨尚不願投降的將領）﹔三、蘇聯。三種力量配合得好，時局仍有好轉可能，時間還來得及，因此，應動員全國反投降內戰運動，爭取每一個可能的中間派，同時作最壞的准備，如此便可避免陳獨秀的覆轍了。”毛澤東要求周恩來要爭取每一個可能爭取的中間派，利用一切矛盾動搖蔣介石剿共的決心，並且要“准備蔣介石和我們破裂”。

怎樣對付這樣嚴峻的局勢呢？最初，毛澤東提出兩個方案和周恩來商量。一是政治軍事都採取攻勢，即“炸彈宣言”加“兵諫出師”，針對“皓電”發出尖銳、強硬對立的“宣言”，並從八路軍中抽幾萬精兵，打入國民黨軍的后方，打幾個勝仗，蔣介石是隻怕實力的。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遏止蔣介石的進攻，我軍事上取得主動，不至於被他封鎖死﹔缺點是廣大群眾不了解，對我在政治上不利。二是軍事抵抗，政治進攻。毛澤東就此征求周恩來的意見，並且說：現在是一個歷史的轉變時期，是一個中國革命帶突變性的時期，故須緊張地應付之，“宣言要抓得很緊很穩，魯莽不得，錯誤不得，此時錯一著，將遺爾后無窮之患。”

周恩來完全同意毛澤東關於時局發展有兩種可能、應做好兩手准備的分析，主張一切布置以最危險、最困難的可能性為出發點。周恩來和南方局分管組織工作的博古提出：“為准備蔣破裂，‘炸彈宣言’緩發，以免打草驚蛇，使各方受到不可避免的襲擊，也便於此間爭取避免破裂的最后可能。”國民黨地區黨組織要爭取時間撤退、隱蔽。周恩來認為“皓電”我們決不能同意，但是須要答復。他們這次是以政府軍令名義形式，與以往地方摩擦、沖突不同。周恩來、葉劍英遍訪中間派代表性人物，大家都感到形勢嚴重，為中共擔憂。隻個別進步人士認為應當抵抗，絕大多數害怕分裂，勸我讓步。周恩來轉達了馮玉祥出於愛國的建議：“中共可以表面服從，實際自干，軟硬兼施。”這樣他和孫科等人便可以向蔣進言，從中斡旋。

蘇皖是中共長江南北聯系的重地，經濟較發達地區，鄰近滬杭寧三角地帶，又是蔣介石必爭的地方。1939年周恩來曾親自到新四軍考察，並提出“向北發展，向南鞏固”的方針，得到中央批准。陳毅等7月渡江，便取得主動，而軍部局促於皖南一隅，處蔣軍包圍之中，很難生存發展，不如集中江北，以加強我江北的陣地。周恩來認為這樣政治上、軍事上都較為有利。11月2日，周同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談話。潘認為僅據現有材料尚難判定蔣介石已與日本妥協，認為非新四軍從江南撤退不能使蔣滿意和停止剿共戰爭。周恩來將潘的意見報告中央。中央反復衡量軍事、政治得失，決定緩發“炸彈宣言”，改為政治上進攻，軍事上抵抗，江南讓一步，爭取中間派。毛澤東把這個方針概括為幾句話：緩和以爭取同情，抵抗以保存實力，軟給蔣以面子，硬給他以畏懼。軟硬兼施，缺一不可。這樣才能打破蔣的詭計，制何的進攻、爭取中間向我。根據這方針，毛澤東草擬了復電，以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名義於11月9日發出，通常稱“佳電”。

“佳電”與“皓電”針鋒相對，駁斥了種種無理責難，提出我們的嚴正主張，是打退此次反共高潮開始階段的核心文件。

“佳電”說明我軍一切行動都不違反國策命令（三民主義、抗戰建國綱領原則、蔣之文告等），都是合乎敵后實情和民心、人情的。不言而喻，國民黨當局把八路軍新四軍都趕到老黃河以北的命令是不利抗戰，不合國策，有悖人情事理的。雖然如此，我們為顧全團結抗日大局，還是隱忍退讓，將江南新四軍主力北移，這篇電文講道理有說服力，文詞也委婉感人，許多中間派人士讀了都深表同情。

“佳電”對蔣介石是軟硬兼施，給面子，也給以威懾。如說戰士深怕調離后，重演平江慘案、確山慘案，暗指第一次反共高潮。江南主力北移，讓他一步，江北部隊暫時請求免調，說“暫時”是給蔣面子，說“免調”是塞他幻想。說鷸蚌漁人是暗指他若進攻，我必自衛。最后一段點出有人煽動反共高潮，目的是為破裂投降鋪路，陷中國於分崩離析、統帥身敗名裂的境地。希望蔣明確團結抗日方針，改善各方面工作，以自力更生為主，爭取抗戰勝利。這是“國家民族成敗所關，萬世子孫之生命所系”的大事，不是隻關乎兩黨和軍隊防區問題。這裡把蔣與親日派加以區別對待，痛陳利害，爭取他留在抗日陣營。“佳電”即使中間派看到中共仁至義盡，也使蔣、何明白中共決非軟弱可欺。“佳電”對“皓電”是有力的政治反擊，也為以后轉為政治反攻作了必要的准備。“佳電”取得了廣大人民的同情。

11月中旬以后，毛澤東對時局的估計逐漸有變化，從部分電報中可以看到：

——11月3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中日妥協和日蔣聯合剿共的危險是嚴重地存在著。”但是毛澤東得知11月30日日本同汪精衛集團簽署了《日華基本條約》並正式承認汪政權，就認為“日蔣決裂，日汪拉攏，時局從此有轉機”，“此次嚴重的投降危險已被制止”，“在蔣沒有真正投降以前，向我大舉進攻是不可能的”。

——毛澤東原來很擔心蔣為加入英美陣線，以剿共來肅清道路。10月12日曾電項英：“蔣可能加入英美戰線，整個南方有變為黑暗世界的可能”，但11月6日看到周恩來一個重要情報后，想法大大改變，“蔣加入英美集團有利無害，加入德意日集團則有害無利，我們再不要強調反對加入英美集團了，雖然我們也不應該提倡（因為他是帝國主義戰爭集團）。目前不但共產黨、中國人民、蘇聯三大勢力應該團結，而且應與英美作外交聯絡，以期制止投降，打擊親日派親德派活動。根據3日情報（——指周三日重要情報）如能由上述四種勢力的聯合與配合，好轉可能性還是有的。”周恩來報的這份重要情報在《皖南事變》和《周恩來年譜》中都查不到，也不能妄加猜測。毛澤東在法國貝當投降后，就認識到，應把英美政策在東方慕尼黑時期與德意日三國聯盟后加以區別，英美以前的政策是以犧牲中國與日本妥協，三國同盟后，英美需要中國牽制日本南下，因此要援蔣抗日。而內戰則不能抗日，我們可以利用英美與日的矛盾和蔣對英美的依賴來遏制蔣降日內戰。

——蔣內外不穩，危機空前。國民黨內民主派反對內戰，胡宗南、閻錫山等駐西北、華北的將領對華中剿共也不感興趣。白崇禧也軟下來，經濟政治各方面困難重重，“佳電”以后，廣大中間勢力反對內戰，同情中共。

——蔣對進攻新四軍有種種困難，我取緩和態度，進攻沒了借口﹔蔣怕八路軍南下，尤怕我從西安突出﹔怕我皖南部隊不動，擾其后方﹔怕我消滅韓德勤，蔣未與日本真正講好條件前，剿共戰場是不方便的。如我各方工作做得好（皖南讓步、華中自衛、全國反投降內戰運動、爭取中間），這次反共高潮可能打退。蔣決不會放棄對我的壓迫政策，仍須防備。

綜合以上各點，從11月下旬起毛澤東認為蔣介石一切辦法都是嚇我讓步，並無其他法寶，始終不過是“大吹小打”而已。可能有局部進攻，是攻勢防御，決非戰略攻勢。毛澤東甚至預計規模會比第一次反共高潮小，但要求這不向下傳達，以免下面鬆懈。中間派被蔣嚇倒了，要求我讓步，要善為解釋。

基於以上估計，毛澤東10月間曾令葉挺、項英速速渡江，決不可遲疑。11月下旬卻叫他們再拖個把月，12月底以前移完，不算太遲，時間還來得及。毛澤東一面叫葉挺、項英盡快作好北移准備，同時叫周恩來、葉劍英加緊與蔣介石、何應欽交涉，要求緩期（“皓電”原定須11月20日以前撤畢），並發給被何應欽無理扣發的11月軍餉，指定北移路線，保証安全通過。周向中央報告顧祝同指定的路線時說“靠不住”，仍以走蘇南為好，毛澤東告葉、項按周恩來的意見北移，並說：“你們北移讓他（蔣）一步，從大勢判斷，蔣（介石）顧（祝同）不會為難你們的。蔣為使我軍移動不發生變化起見，確已命令顧祝同通知各軍加以協助，故障礙是不會的，但你們仍須注意警戒。”（蔣有手令緩期到12月底前移完）

周恩來估計蔣介石在華東進攻必不可免，反共高潮仍在發展，將發生更大的反共事件和戰爭，但是否全面破裂，就要看國際國內的變化了。他力爭時局好轉，同時作壞轉准備，高度警惕地注意著國民黨當局的動態。他組織各辦事處和上層統戰人員，不放鬆政治進攻，反擊國民黨當局的反共宣傳，充分利用“佳電”這有力武器，廣泛爭取中間派的同情，不放過每一個可能爭取的對象。

組織上抓緊把國民黨統治區的黨組織轉入地下，撤退暴露的黨員干部，組織兩個秘密的領導機關，一旦重慶辦事處被封，就可代替南方局領導國民黨統治區的黨組織。建立了備用的秘密電台，還准備了一條撤退的秘密通道。

周恩來依他的預見，下了兩步棋。12月23日他會晤美國進步記者斯特朗，約她長談數次，把這次反共高潮的來龍去脈詳細告訴她，並將一組材料委托她帶回美國，在適當時期由周恩來通知她在報刊公開發表，預言即將發生更大反共事件和戰爭。叮囑她：“這些材料暫時不要發表，我捎信給你，同意你這樣做時再發表，我們不希望過早地暴露這些沖突而加劇摩擦。不過我們願意把這種資料交到值得信任的外國人士手中，以便在蔣介石展開更加瘋狂的進攻時及時揭露，我們擔心這種進攻”。后又對斯諾作了同樣部署。

周恩來在11月17日、22日兩次向中央報告，國民政府軍事動作未停，且企圖由西而東、由北而南造成半包圍圈，蔣介石也未約談，據此建議皖南新四軍速移蘇南。

12月25日“聖誕節”，蔣介石忽然約見周恩來，以動感情的神情，大談四年前患難交情（指西安事變），並說中共領導的部隊如撤到老黃河北，可以影響全國，將大有作為，不撤他就要打，斷定中共必然失敗。他許諾隻要新四軍肯撤走，他保証通行無阻，隻要肯開過河北，擔保至1月底絕不進兵。周恩來立即警惕蔣“大灌米湯”，“其中必有文章”，在壓、嚇之外，又加上“哄”的一著了（即動手前麻痺我）。蔣的許諾“靠不住”，周連夜以特電詳報中央。

毛澤東12月26日急電葉挺、項英，嚴厲批評項英一再強調困難，猶豫不決，自己無決心，無辦法，在敵頑夾擊下，是很危險的。不要對國民黨存幻想，不要靠他們幫助任何東西。要估計到移動中可能遇到攻擊，要有自衛的准備和決心。必須把機密文件統統銷毀，片紙不留。

一周后，項英等率部倉猝移動，陷入重圍。6日頑軍猛攻。葉挺血戰苦撐，急電中央求救。他得到中央批准，去上官雲相處交涉，被上官誘、騙扣押。新四軍軍部與七八倍於己的頑軍激戰七晝夜后，傷、亡、被俘七千余人，除傅秋濤部千余人外全軍覆沒。

在激戰最危急時，毛澤東電周恩來、葉劍英火速與蔣介石交涉，令顧祝同撤圍放行。13日軍令部劉為章答復：已經向顧祝同下達蔣的指示停戰放行，並假意說：中共應令新四軍渡江后即北上，不得逗留，也不得進攻韓德勤，周恩來用電話質詢顧祝同時，他竟推說，三戰區與新四軍電話聯絡中斷，戰斗已停，不知葉挺、項英在何處？他們已殲滅了新四軍，卻故作不知，來掩蓋罪責，陰險詭詐竟到了這地步。

第二次反共高潮從謀劃到消滅新四軍軍部，蔣、何、顧玩盡了兩面手法和壓、嚇、哄的伎倆，一面下達軍令，迫我軍限期北撤﹔另一方面下達密令給顧祝同，要“一網打盡，生擒葉、項”。他們調兵遣將，大造輿論，撤銷桂林辦事處，如此等等，都是從軍事上、政治上對我施壓威嚇。動手前加上哄，保証通行，但顧祝同指定的路線，是誘新四軍自投羅網。待我軍啟行，他們竟公開在報紙上透露消息，使日寇乘機沿江堵截。他們放過先期渡江的輜重家屬，攔截后行的軍部。臨發動攻擊前，用“哄”麻痺我們，進攻得手后，又當面撒謊，掩蓋罪責。何等狠毒！

毛澤東曾認為蔣日決裂，大局有轉機，因此，“從大勢判斷，蔣、顧是不會為難你們（項、葉）的”，蔣未投降，就不可能大舉進攻，兩面作戰。況且我讓一步，深得中間派同情，他們若攻擊遵令北移的部隊，便暴露了所謂“統一軍令”，實際上是消滅異己，政治上於彼大不利。而且八路軍決不會坐視，軍事上蔣也不能不考慮，蔣是精於計算的。因此，“從大勢上判斷”，他不會為難北移的軍部。同時毛澤東也提醒仍要警惕。但是蔣介石、何應欽要消滅新四軍，蓄謀已久，自恃軍力上佔優勢，決不放過他認為難得的機會，削弱中共的力量。至於是否全面破裂，還要看國際國內的反應和變化，他明知消滅抗日有功部隊，必招人民反對，而他的投機性卻不惜冒險一賭。蔣也不是全無顧慮，在宣布新四軍叛變時，不點中共和八路軍，留有回旋余地，把消滅新四軍軍部隻說是局部問題，軍事問題。

1月17日蔣宣布新四軍叛變，取消番號。毛澤東隨即通知各地，情況變了，“前一段估計不適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