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初期反對建筑浪費和批判“形式主義、復古主義”問題

摘要：新中國成立初期，建筑界提倡“民族形式”的創作設計，旨在弘揚民族文化、美化城市。但是，這種設計形式沒有處理好建筑的適用、經濟和美觀三者之間的關系，而是片面追求建筑外表的華美，從而使建筑成本大大增加，造成巨大浪費，違反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基本建設方針。為此，全國開展了反對建筑領域浪費的運動，這是值得肯定的。同時，建筑學界和其他學術領域一樣，也開展了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斗爭，這就是把“民族形式”的設計思想當作“資產階級形式主義、復古主義”加以批判，從而把學術問題混淆為政治問題。對建筑領域反對浪費和批判“形式主義、復古主義”問題進行深入研究，不僅可以彌補黨史學界研究的空白，而且還能夠為當前提倡節約、反對鋪張浪費提供一定的借鑒。

關鍵詞：新中國初期 “民族形式” 建筑浪費 形式主義和復古主義

新中國成立初期，在“向蘇聯學習”的口號下，建筑界提倡“民族形式”的創作方向，並設計出一批具有民族風格的建筑。但是，這種“民族形式”的設計思想沒有遵循中共中央提出的“適用、經濟、可能條件下的美觀”的基本建設方針，而是單純追求建筑外表的美觀，甚至不惜增加建筑成本，從而造成巨大浪費。為此，建筑領域開展了反對浪費的運動。同時，為了從思想上查找根源，建筑學界還開展了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斗爭，就是把“民族形式”的設計思想當作“資產階級形式主義、復古主義”加以批判。對此，建筑學界已作了一些研究。但這不僅僅是建筑領域的課題，黨史學界也應給予積極關注，本文試圖就上述問題作一簡要探討。

一、建筑界學習蘇聯與提倡“民族形式”的建筑設計

新中國成立后，各個領域都在向蘇聯學習，建筑領域也不例外。在這個過程中，以清華大學建筑系為代表的中國建筑學界積極尋求一種新的創作設計方向，中國建筑設計思想由此發生轉變，即由模仿歐美式的“玻璃方匣子”①轉向提倡蘇聯式的“民族形式”。

對於這種轉變，在華工作的蘇聯建筑專家發揮了積極引導作用。1949年9月，蘇聯專家同清華大學建筑系主任梁思成第一次見面時就提出，建筑要提倡“民族形式”，還畫了一個大屋頂來說明這個思想。②其中，有兩位蘇聯專家對清華大學建筑系的設計理念產生了深刻影響，一位是都市計劃專家穆欣，另一位是蘇聯建筑科學院通訊院士阿謝普可夫。關於中蘇建筑設計思想的傳承關系，1952年12月，梁思成在《蘇聯專家幫助我們端正了建筑設計的思想》一文中作了詳細闡述。文中提到，穆欣曾告訴他們，20世紀30年代，蘇聯建筑師之間流行著一種意見，以為建筑只是為了方便，隻要房屋，不要高塔。蘇聯有許多教堂，這些教堂都有高聳的鐘樓，今天既然不需要教堂，所以也就不需要鐘樓了。但是，斯大林糾正了這種看法，他提醒建筑師：古代俄羅斯城市是多麼美觀，有教堂，有金頂，有鮮明的色彩，有豐富的雕刻。我們雖然不修教堂，但是我們絕不拒絕俄羅斯傳統。阿謝普可夫在清華大學講授“工業建筑”課程時，也專門講到建筑的“民族形式”和如何接受建筑遺產的問題。他說：蘇維埃建筑是過去幾個世紀內優秀建筑遺產的承繼者，它通過新的形式，在新的社會條件下，在新的技術基礎上實現了古代的優秀傳統。這說明在蘇維埃國家，古代遺產和現代生活之間，批判地應用過去的和大膽創造新的之間，是沒有矛盾存在的。③阿謝普可夫要求清華大學建筑系的學生，在“民族形式”建筑設計方面打下堅實基礎，要像愛女朋友那樣愛“民族形式”④。在蘇聯專家的引導下，新中國的建筑師開始接受一種新的建筑設計思想，這就是“民族形式”的建筑設計思想。

蘇聯建筑界倡導的“民族形式”的設計思想，實際上就是如何對待民族文化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1925年5月，斯大林在莫斯科東方大學發表《論東方民族大學的政治任務》的演說，提出“民族形式、無產階級內容”的文藝理論，闡述了把民族文化同無產階級文化相結合的問題。他認為，“無產階級文化並不取消民族文化，而是賦予它內容。相反，民族文化也不取消無產階級文化，而是賦予它形式。”⑤1940年1月，毛澤東在論及對待傳統文化的科學態度時也指出：“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並蓄。”這種新文化，就是“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義的內容”。⑥應該說，在如何對待民族文化這個問題上，毛澤東和斯大林的認識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穆欣建議中國建筑設計師在設計自己的城市的時候，應以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為基礎。

對於毛澤東提出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梁思成是贊同的，認為這就是新中國建筑設計的總方向，只是過去沒有學好，未能體會它的精神，“加上觀點方法錯誤，所以不知如何做起。”⑦現在，蘇聯專家又重提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因此很快就得到梁思成的認同，他的設計思想隨之發生轉變。

蘇聯的建筑設計思想不僅強調建筑的民族風格，而且肯定建筑是一種藝術，即強調建筑的美觀。1935年7月，聯共(布)中央在批准莫斯科改建五年計劃時指出：“城市建設工作應全部達成藝術形態，不論是住宅、公園、廣場、公共建筑都如此”。阿謝普可夫在清華大學講課時專門就這個問題作了闡述，他說：“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宣布了美觀和實用的統一性——這就是任何建筑作品的藝術造型和實際用途有機的統一。”當時，國內有些建筑單位把“適用、堅固、經濟”作為建筑的三個要素。穆欣卻反復告誡中國建筑師，這樣的觀點是“片面的、狹隘的”。他強調：“社會主義的城市建筑不僅要便利、經濟，而且必須美觀”，“要美觀就不能經濟”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因為“藝術和經濟之間並沒有天然的矛盾”。在蘇聯專家的影響下，以清華大學建筑系為代表的中國建筑學界“肯定了建筑和城市建設的藝術性”，認識到“隻要有房子住，誰管它美不美”的思想是錯誤的⑧。

針對中國建筑學界曾模仿西方現代建筑的情況，1953年波蘭建筑師協會召開之后，在華工作的蘇聯建筑專家提出反對“結構主義”的口號，認為“結構主義”是資產階級思想在建筑領域的反映⑨。在批判“結構主義”之后，中國建筑界掀起學習蘇聯建筑的熱潮，這就是提倡“民族的形式，社會主義的內容”的設計方向，梁思成是其中一位最積極的分子。1953年2月至5月，梁思成隨中國科學院訪問團對蘇聯進行訪問。他實地考察了蘇聯建筑的發展狀況，看到莫斯科興建了帶有民族風格的建筑群，使城市變得非常優美。他稱贊蘇聯建筑師“創造性地應用古典與民族傳統來設計社會主義時代的新型建筑”，認為“蘇聯的成功是我們學習的榜樣”⑩。於是，梁思成開始極力提倡“民族形式”的設計。10月，他在中國建筑學會成立大會上作《建筑藝術中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民族遺產的學習與運用的問題》的報告，提出“我們建筑師，建筑藝術家，有必要學習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方法”。而中國的現實主義的新建筑“應該是產生於我們的民族文化中，具有民族形式和社會主義內容”(11)。1954年，他在《祖國的建筑》一文中進一步提出：“我們的建筑也要走蘇聯和其他民主國家的路，那就是走‘民族的形式，社會主義的內容’的路，而揚棄那些世界主義的光禿禿的玻璃盒子。”(12)

什麼是中國的民族形式？社會主義的內容應該怎樣來表達？中國建筑師和大學建筑系教授，出於對中國建筑事業的熱愛，都在積極探討這個問題，努力尋求中國的民族形式。梁思成在這方面傾注了大量心血，做了很多的調查和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在他的影響下，中國古典建筑不僅成為許多大學建筑課程的主要內容，而且成為許多建筑師追求的設計形式。應當承認，研究中國建筑歷史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不能隻限於研究古代建筑，而忽視現代建筑。然而，建筑界在探討“民族形式”的設計問題時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再從設計部門的情況來看，許多設計師在現實工作中，結合具體的建筑工程，努力創作中國建筑的民族形式。有些人在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把現代建筑同中國傳統建筑結合起來，設計出一批既符合功能需求，又為廣大民眾所喜愛的建筑。(13)但是，中國的古典建筑博大精深，要想在較短的時間裡搞清楚中國民族形式的真正內涵，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結果，大多數設計師認為中國建筑的民族形式，就是簡單地模仿古代的宮殿、廟宇、斗拱，而不是批判地吸收。於是，他們設計的許多建筑物都戴上四周伸展出“飛檐”、下面支撐著“斗拱”的綠色帽子，當時被稱為“大屋頂”。這種設計形式的擴展速度非常之快，據北京市的統計，1952年“大屋頂”的建筑面積為51000多平方米，1953年增加到169000多平方米，1954年達到220000平方米。(14)而且由北京開始，兩三年之內就傳播到全國許多大中城市，在1954年達到鼎盛時期。“這種‘民族形式’不但在民用建筑中到處濫用，而且也逐漸向工業建筑中‘發展’”，(15)幾乎成了中國建筑設計的一種潮流。

中國建筑設計師大多接受過西方的建筑教育，在歐美“玻璃方匣子”式的設計思想受到批判之后，他們對蘇聯提倡的“民族的形式、社會主義的內容”的設計思想接觸的時間又不長，還需要一個逐步消化和吸收的過程。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把蘇聯的建筑設計思想同中國的實際結合起來，確定中國自己的建筑設計創作方向，設計出既經濟、適用又美觀的建筑，這確實需要認真探討。遺憾的是，中國建筑界一開始並沒有解決好這個問題，沒有搞清楚在經濟文化還相對落后的中國，人們現實生活的需求究竟是什麼，更沒有遵循厲行節約、集中資金進行工業化建設的方針，而是盲目照搬了蘇聯的建筑設計思想，甚至把“民族形式”等同於“大屋頂”。這就是中國建筑界學習蘇聯，提倡“民族形式”的建筑設計所帶來的主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