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參加整風運動和七大

○曹瑛 1941年底回延安后，在中央辦公廳秘書處工作，親歷了整風運動，參與“七大”准備工作，並選中共七大代表，任七大秘書處長和國統區代表團秘書。

○“實事求是”就是在整風運動中提出來的，中央黨校校訓“實事求是”四個大字，就是毛澤東同志的親筆題詞。

○新四軍由很多山頭組成，如果不反掉宗派主義，這支軍隊怎麼打仗，怎能團結到一起呢？

○在延安整風運動中，也提出“反對經驗主義”，實際上是對著周恩來同志的，周恩來同志當時很誠懇地作了自我批評，作了檢討。

○吳玉章同志當時正在病中，聽說了這件事，他拄著一根棍子來到會場，他完全出於好心，哭著說：“小余呀，你就承認了吧。”

○在我們黨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同時，國民黨也正在開第六次代表大會，兩個大會的目的完全是相反的。

回延安途中

　　1941年10月，我奉命從重慶回延安。

　　和我一起回延安的八路軍重慶辦事處的一批干部中，有南方各省參加七大的黨代表，還有一些去延安學習的同志。我們分乘4輛大卡車，押車的是龍飛虎同志。由於政治環境很壞，沿途行徑非常艱苦，國民黨到處設卡，阻擋我們。離重慶以北150華裡有一個地方叫青木關，是出入重慶北面的門戶，國民黨軍隊在這裡設卡，過往行人一律嚴加檢查。由於周恩來同志親自送我們過青木關，國民黨特務不敢胡作非為，我們較順利地通過了青木關卡。

　　“雙十節”這天我們到了成都，這天是中華民國成立紀念日，是當時的“國慶節”，晚上全城提燈游行，我們的汽車在街上串來串去，找不到出路，串到天亮才出了成都城。從成都往北前進，經過棧道，到了劍閣，“劍閣天下雄”名不虛傳，盤山路又窄又曲折，傍山險路懸崖絕壁，危險得很。越過秦嶺來到寶雞，國民黨特務機關把我們的車扣留了兩個晚上，對我們一個一個地檢查，我們就打電報給八路軍西安辦事處，葉劍英同志聞訊趕到寶雞，經過一番交涉才放我們過去。但有一個人被留下了，就是白崇禧的私人醫生周澤昭，他是一位醫術很高明的外科醫生，在桂林時就跟中國共產黨有聯系。特務發現了周醫生，就把他留下弄回去了（后來他還是到了延安）。被動員到延安去的醫生有好幾個，其中有一位是我在貴州認識的醫生，叫李志中。他愛人是護士叫沈元暉，他們一起到了延安。

　　在黨中央機關工作

　　回到延安的第二天，組織上就分配我到中央辦公廳秘書處工作。中央辦公廳由任弼時和李富春同志負責，秘書處長是王首道同志，我協助王首道同志工作，主要負責黨的機密，還有一項任務是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的會議做記錄。當時由首道同志和我輪流做記錄，誰有時間就誰去。1944年11月王首道同志離開延安，和王震同志一起率領三五九旅南下，我接任秘書處長，為中央做記錄的工作就由我一個人承擔了。秘書處下設6個科室：機要科、材料科、電訊科、文書科、交通科、速記室。秘書處還辦了幾個刊物，有一個編輯委員會，成員有任弼時、李富春、王若飛、王首道、李華生（電訊科長）和我。我主要負責編輯《黨務廣播》，另外《中央電訊》、《中央通信》、《支部生活》等是電訊科管的。所謂《黨務廣播》就是把關於黨務方面的材料，黨的中心工作，每個根據地后方、前線的情況、工作經驗，用電報的形式發到全國各地，發給全黨。有的提供給新華社廣播電台，向全國全世界播發。《黨務廣播》現在中央檔案館還保存著一部分，當然是很不全的。

　　電訊科經常收到全國各地，主要是敵后抗日根據地黨組織用密碼發給黨中央的報告，內容非常豐富而且重要。有一次，我要李華生同志給電訊科密家凡同志一個任務，編寫一篇關於揭露日本侵略者對我抗日根據地進行蠶食掃蕩、實行“三光”政策的稿子，小密把各根據地給中央報告中的情況加以分析綜合，寫了一篇很好的文章，我把它發給了全黨，新華社廣播電台也播放了。有些材料，是我黨同國民黨蔣介石進行斗爭的有力依據，是宣傳抗日反對投降派的有力武器，我們把它整理好發到八路軍、新四軍各地辦事處。董必武同志在重慶同國民黨蔣介石作斗爭，動員大后方的廣大人民抗日就很需要這方面的材料。1943年8月有兩份《黨務廣播》發往重慶給董老：一份是《共產黨抗擊全部偽軍概況》，一份是《國共兩黨抗戰成績比較》。在《共產黨抗擊全部偽軍概況》中指出：“全國偽軍六十二萬余人，大部分為國民黨軍所偽化，其中百分之九十（五十六萬人）以上為共產黨所抗擊，國民黨對之一槍不打。”《國共兩黨抗戰成績比較》以具體事實揭露了國民黨蔣介石消極抗日的真實面目，說明：共產黨抗擊了全部侵華日軍共36個師團，60萬人的58%（35萬人），國民黨僅抗擊了42%（25萬人），共產黨抗擊了偽軍62萬人的90%以上（56萬人），國民黨僅牽制偽軍不足10%。

　　這些刊物，也是整風准備工作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