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記“一二·一”運動【11】

決策

　　國民黨中央以關麟征的停職，槍決假凶犯等花招來強迫學生復課失敗后，又陰謀組織聯大教授集體辭職，逼迫雲大校長熊慶來，聯大常委梅貽琦下台，還准備強迫聯大提前復課，雲大提前放假，以釜底抽薪的辦法來破壞運動，孤立運動。

　　12月8、9日，我同交通員王時風碰頭，我詳細談了運動情況和對策，要他盡快口頭報告南方局，因交通不便，他12、13日才成行。14日，我同聯大第一、二支部袁永熙、許乃炯、李凌等以及市區的何志遠，還有個別聯系的郭沂曾等同志分別碰頭，對運動發展形勢進行了分析研究，12月初至“一二九”前后，聯大新校舍（即校本部）參加罷聯工作的學生，約為學生總數的1/3強，12月10日以來逐漸下降到1/4左右，一部分工作人員已從工作中退出，一部分在職工作人員有疲倦的感覺。不少中間派同學對運動逐漸冷淡，坐茶館聊天，看電影消遣，成為他們的主要生活。

　　就整個運動看，14日前參加公祭的已達10萬人次以上，佔全市總人口1/3以上，捐款近3000萬元。

　　13至15日我翻閱了最近的《新華日報》，就全國各地支援昆明的形勢來看，12月9日起重慶3天公祭，成都“一二九”大游行，遵義浙大罷課一小時，運動已達高潮。12月10日以后國內各省市大規模游行、罷課消息已漸減少，各地各界捐款援助昆明罷課的單位和人數亦逐漸減少。

　　12月14日盧漢前往聯大吊唁被難師生，《新華日報》在12月15日第二版新聞中有“盧主席招待學生代表經過”消息，報導了學生代表所提條件，盧漢對學生所提條件例如保障人身自由，賠償損失，撫恤公葬等一一作了答復。我揣測此消息是否有傾向性，有所暗示。中央多次指示斗爭策略是有理有利有節，有節，便是適可而止。我擔此重任，須謹慎從事。

　　14、15日，我分別和聯大一、二支部負責同志碰頭，支部反映幾日前派王漢斌、程法伋去重慶，現未返昆，群眾情緒正高，目前復課，轉彎太急，難於做思想工作。

　　了解這些情況后，我到了馬市口五華坊與《雲南日報》的歐根商量，我們又一同到綏靖路中國工業合作協會找到周新民、李文宜等同志，互相交換了情況和意見。周談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他舉例說，守衛省政府大門的警衛營是警備部派的，盧漢進出時，警衛戰士輕視他，當他面說，“嘿？這個大塊頭也當起主席來了！”盧漢向霍揆彰提出要把省政府警衛營換成保安團的。周也談了民主人士和社會各界對運動的反映，我把當前我所考慮的問題詳細地對他說了，對怎樣適可而止，他提出停靈復課的意見。他說，這是老百姓的辦法，被仇家打死了人，把喪停在屋裡，打官司，官司不贏不出喪。

　　我從周新民處出來，回到福照街順便到進修教育出版社孫仲宇處找來一本《“一二九”——劃時代的青年史詩》，感到要吸取“一二九”的寶貴經驗教訓。

　　我決心按照周新民的意見結束此戰役。和省工委及聯大的同志碰頭后，他們都同意了。1946年2月，我在重慶向南方局匯報到此時，中央青委書記馮文彬在場，他插話說，中央很關切運動進展情況，少奇同志當時曾說，是時候了，該復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