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總統府的中共地下戰線

○段伯宇是中國共產黨隱蔽戰線上的杰出戰士。1946年，他打入蔣介石總統府軍務局，先后擔任侍從參謀和少將高參，從事秘密策反工作。

○這些部隊，西起蕪湖，經南京、常州、上海，東至嘉興、杭州，沿江千余裡，形成了我黨所能掌握的一條地下戰線。

○我引用了引用楚漢相爭、謀士蒯通說韓信的故事，傅作義問此事出自何處，我答曰《史記?淮陽侯列傳》。他很認真地記在本上。

○賈亦斌率部起義對蔣軍部隊影響很大，紛紛傳說：“太子派投降共產黨了”，引起軍心渙散。

　　魯迅在中國人民倍受苦難的時期曾寫下這樣的浩歌：“心事浩茫連廣宇，於無聲處聽驚雷。”我想借用魯迅的詩句，來表達解放戰爭時期我利用在蔣介石總統府軍務局（即侍從室）任職的公開身份，從事中共地下工作的斗爭史。

打進蔣介石總統府軍務局

　　抗戰開始后，我離開保定的書報雜志社，帶領幾個人上太行山尋找八路軍。當時未能找到八路軍部隊，迫於形勢，撤到豫北，參加了國民黨第三十二軍，在愛國將領周思誠（1940年去延安參加共產黨）的領導下工作。1938年春，三十二軍移駐豫中許昌、葉縣一帶休整，我借機請假探親，去西安北上到了延安。在延安，經任白戈介紹到抗大學習。7月，學校通知我回原部隊。8月初，我趕到了湖南長沙三十二軍集訓地。不久，三十二軍中共地下黨員王興剛約我談話，我匯報了去延安學習的經過，並提出入黨要求。8月中旬的一天，王興剛通知我，組織上同意了我的要求，由他作介紹人，指定時間地點，由湖南省委的聶洪鈞帶領我宣誓入黨。聶向我講了黨的紀律和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的注意事項。當時我非常興奮，下定決心要嚴格要求自己，努力為黨工作。

　　1938年秋，三十二軍開赴江西，在參加了贛北戰役打退日軍的進攻后，三十二軍被整編。1939年初，我由十八集團軍南昌辦事處介紹轉到重慶辦事處，由周怡領導。我的公開職務是國民黨戰地黨政委員會視察員（主任為李濟深）。不久，我見到周恩來副主席，他讓我做好長期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的思想准備，並利用我在國民黨任職的有利條件，在工作中團結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反對反動派。他語重心長地叮囑我：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遇到的困難多，在困難的情況下，要爭取有利的一面，並努力使之轉變為現實。共產黨員主要的一條是遵守紀律，服從組織分配。最后，周副主席再三囑咐我要安心工作，努力學習，為黨的事業把工作做好。我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期間始終牢記著周副主席的教誨。

　　1941年我所在的戰地黨政委員會的工作結束。這時國民黨陸軍大學特七期招生。國民黨軍隊中凡師以上的參謀長和軍事機關主要人員，大部分是陸軍大學畢業的。我為了在國民黨軍隊裡開展工作，決定報考陸大特七期。經過認真准備和考試，我於1943年10月考入陸大。有了這樣一個有利的工作環境，我便在同學中廣交朋友，聯系愛國的進步的同學，為今后開展工作准備條件。

　　1946年3月，我從陸軍大學特別班畢業。當時我的弟弟段仲宇問我畢業后的去向，我提出想到華北去，因為那是我的家鄉，人地兩熟，便於開展工作。仲宇建議我到蔣介石總統府軍務局，因為那是國民黨最高軍事機關，有幾個優越的條件，可以用其所長，開展工作。仲宇當時是蔣介石侍從室參謀，他可以推薦。我考慮如果能爭取到這個有利的崗位，可以更好地開展工作，便同意了。

　　1946年初，仲宇利用他調動工作（到聯合國軍事代表團）的機會，向軍務局長俞濟時推薦，由我替補他走后的遺缺。當時俞濟時在陸大將官班學習，於是同意了。同年3月10日，陸大特七期舉行畢業典禮，蔣介石以校長名義帶領三軍統帥親臨學校主持典禮。講話之后，他一一檢閱了特七期每個學員，到我面前時，我施注目禮，當時他上下打量我，我感到很突然。待典禮完畢后整隊休息時，忽然聽到叫我的名字，說校長要召見我。我當時很緊張，想仲宇和我講的事可能生效了。這時我猛然想起周副主席曾囑咐我的：“遇事要冷靜，沉著”，於是我從容地去見蔣介石。敬禮之后，蔣問到我的姓名、年齡、籍貫、學習情況，我一一作了回答。這時我見桌子上放著一張我的簡歷表，蔣又有意地問了一聲“令尊的姓名”，我回答之后他又接著問了我父親早期的學歷，當我答道：“可能是保定姚村速成武備”時，蔣站了起來，以指扣額，連聲說“好！好！好！”事后我回到家中，仲宇告我蔣接見就說明可能同意了。當我講到蔣一再詢問父親的情況時，父親告我那時蔣也在速成武備，名叫蔣志清，與我父親不同班，他是炮科學生，以后留日了。我這才知道蔣為何一再詢問我父親的學歷。

　　蔣召見之后不久我即接到通知到軍事委員會侍從室報到。當時正是侍從室准備改為軍務局的過渡時期。4月間我到侍從室報到，地點在嘉陵江右岸的上清寺。在那我見到了第四科科長張國疆。我與他在戰地黨政委員會時就認識，另外他又是仲宇的同班同學，因此對我很歡迎，也比較尊重我。他告我侍從室要改為軍務局，原第六組改為第四科，正在准備遷南京，囑我安頓一下家屬，等候通知，搭機飛南京后再來上班。

　　4月底我接到通知，搭機先飛南京。這時侍從室已改為軍務局。我到南京略事安頓后即去軍務局上班。上班之后先由張國疆帶我去見俞濟時局長，隨后又去二科（作戰科）拜會了高級參謀楊振興。楊是陸大教官，又是我的同鄉，我自然希望得到他的照顧。這樣，我到軍務局后有了一個小環境，便於我在機要部門站住腳。

　　關於軍務局的成立情況是這樣的：1945年日本投降后，蔣介石為了取得美國的援助，發動內戰，適應美軍的要求，改組了軍事委員會。蔣決定撤銷侍從室，另在國民政府內設立軍務局，把原來侍從室主管軍事的部分劃歸軍務局。軍務局的特點是規模不大，人員精干，業務集中，它是凌駕於國民政府各部門之上的軍事機要部門，猶如滿清時代的軍機處。這時我才體會到仲宇說的：“是一個有利的工作環境，便於開展工作”。

　　有了這樣的工作崗位，當時首要的問題是得到黨的領導。當我得知周恩來副主席於5月3日與董必武等領導同志飛抵南京，就住在離蔣介石總統府不遠的梅園新村時，便決定冒險去梅園新村見周副主席。但是幾經冒險不得接近，真是咫尺天涯，情意難通，所謂望夫子之門牆而不可及！

　　正在這個時候，一個星期日我在值班，在檢查第四科的文件檔案時，偶然見到裡面房間的辦公桌上放著一個木匣，上面積滿灰塵，像久久無人動用過。我打開一看，全是國民黨中央通訊社收集的我黨中央文件和毛澤東等領導同志的報告、講話，頓時好似黑暗中見到了光明，當時無比興奮。第二天上班后我問張國疆：我們辦公室內為什麼有共產黨的文件？他告訴我是研究共產黨的對策的，可由我保存。這樣我取得了合法閱讀的地位，於是我日以繼夜地學習，了解了黨的基本方針和政策，這是我在蔣軍內部開展中共地下工作的依據。

團結國民黨愛國將領，反對蔣介石的內戰政策

　　日本投降后，我黨為了避免內戰，和國民黨簽訂了“雙十協定”，接著舉行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和平建國綱領等五項協議。但是蔣介石卻違背全國人民的意願，撕毀政協協議，發動了大規模內戰。在此情況下，我遵照黨的指示，在蔣軍內部醞釀反對蔣介石內戰政策的斗爭。

　　當時我在陸大聯系的一批進步同學，分配到南京國民黨的軍事機關，從國防部到南京守備部隊均有。這些同學希望和平建國，不願再打內戰。他們是萬建藩、賈亦斌、劉農畯、宋光烈、宋建人、王海嶠、董嘉瑞等。當時萬建藩是國民黨南京衛戍副司令，賈亦斌是蔣經國的副手，國防部預干局代局長，我們時常在他倆的家裡借著聚餐座談、聯誼、敘舊、漫談形勢，各述見聞。三載同窗，異地相逢，倍感親切。聚會時我多半是聽、問或插話，主要是介紹在軍務局看到的一些材料，以事實說明八年抗戰之后又打內戰是多麼不得人心。當時同學們反映很強烈，均不同意八年抗戰后再打內戰。蔣介石的種種倒行逆施，引起陸大同學的深思，同學們憂憤滿懷，紛紛尋找光明，籍以報國。

　　1947年，我黨發表《雙十宣言》，提出了“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當時為了徹底揭露蔣介石的種種欺騙，我在同學中歷數蔣介石背叛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共反人民的真相。經過一個時期的座談、討論，同學們在事實面前不能不引起深思。他們對蔣介石打內戰的目的看得越來越清楚。這為日后組織武裝反蔣奠定了思想基礎。

軍務局內的斗爭

　　（一）利用職務掩護同志

　　掩護廣東東江支隊安全轉移　1946年，蔣介石利用軍事調處，企圖把華南我廣東游擊隊（東江支隊）轉移到華北地區，以便鞏固他在兩廣的后方基地。當時國防部規定了廣東東江支隊北上的路線。我看到這份報告時就想不能再發生第二次皖南事變。當我了解到國防部的意圖是害怕東江支隊沿途散播革命種子，所以規定行軍路線便於防范（當然不能排除沿途截擊的可能）時，為了掩護該支隊的安全，我提出將支隊4000余人水運北上，既避免沿途與群眾接觸，又可便於監視。我的主張得到軍務局內穩健派的支持和局長俞濟時的同意，報蔣批准。這樣就確保了我東江支隊北上的安全。東江支隊於1946年6月30日由廣東乘船北上，於7月5日安全到達了煙台我解放區。

　　掩護王啟明起義后安全到達解放區　1947年3月一個星期六的下午，張國疆交我一份秘件電報。我接過一看，是報告王啟明於3月中旬在河南汲縣率部起義。這種案件本應立即呈報，因為正好是在星期六下午，張國疆早下班了，我便借機放在抽屜裡。第二天是星期日，這就晚報了兩天。這樣既掩護了王啟明安全到達解放區，我也避免了糾葛。

　　營救萬建藩之弟　1947年夏，賈亦斌和我談到萬建藩（時任南京警備司令部參謀長）的弟弟在蘇北擔任一個兵站分部的負責人，因涉嫌給解放區供給物資被扣押，案情嚴重。萬建藩隻此一弟，怕被老母知道出事情。賈亦斌同時也轉達了萬建藩的意思，要我設法營救，並告我“萬之弟可能是共產黨”。根據這種情況我決定冒險盡力營救，一則是搭救同志，同時也為團結爭取萬建藩，當時陸大同學聚餐多是由他相約。為此，我特意接近第六科主管軍法的何專員。何是蔣家的親屬，也是俞濟時的親屬，為人較忠厚，講情面，我以個人身份和他接近是有可能的。我們初次交談，泛泛談及歷史上的“人治”與“法治”的問題。經過談論，我給他留下了個好印象。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漸漸談及到國民黨對待共產黨嫌疑一類的案情問題。何說了實情：有些是事實，但很多屬於涉嫌，也有不少屬於虛構，此類案件頗難處理。談到投機處，何竟向我征求處理此類案件的意見。我例舉了歷史上的一些案例請他參考，並乘機問到萬建藩之弟的案件，並說萬建藩是現任的警備司令部參謀長，其弟竟陷入“共嫌”案情，家有老母，萬的心情沉重等等，還談到了萬是我陸大同學的關系。我請何慎重考慮，妥善處理。我們談話之后，何專員對萬之弟簽署處理意見為：“撤職考查，待另任用”。這樣即保全了同志，也團結了萬建藩，為爾后開展工作取得較大的便利。

　　類似上述情形在我經手的案件中還有一些。每次遇到這種事，我總是在合法條件下設法掩護，為之開脫。如雲南的朱家壁同志我也掩護過。

　　（二）斥敵

　　處在敵人的機要部門，在工作、環境中總是險境叢生的。1947年夏，張國疆告我第三科來了一位高參，可能是三十二軍的尹國祥，問我是否認識。我一聽有些疑慮，因為我考陸大特七期時，借用了商震先生辦的河北軍事政治學校的証件，當時遭到尹國祥的反對。現在他也到軍務局，引起我的警惕。當時該局副局長毛錦彪與尹國祥氣味相投，沆瀣一氣，更引起我的注意。果然時隔不久，軍務局后樓我的宿舍被檢查了，書桌上抽屜裡均被翻亂了。不久我因事到俞濟時局長辦公室，俞不在，遇到毛錦彪，他突然盛氣凌人地叫住我說：“你不要以為我不知道，不好好干我把你關起來。”我佯裝不知何事，他拍著桌子大吼：“你干的事，你明白。”當時我想在反動派面前絕不能后退，於是反唇相譏，指斥毛錦彪：“你不講理，老子不干了。”我憤懣地說：“此處不養爺，自有養爺處”。把腳一跺，回到四科辦公室，當即向張國疆提出：“我干不了，不干了，請向局長報告，辭職撤職都可以。”說完想抽身離開軍務局。張國疆處事較穩，冷靜地對我說：“你先回家休息，此事由我妥為辦理。”我借機出總統府回家后，當夜囑家中收藏好家中的馬列書籍，焚毀有關材料等。我閉門不出，做了最壞的准備。過了幾天，接到張國疆電話，約我去軍務局。見面后他告我已向毛錦彪作了疏通解釋，並向俞濟時報告了我工作努力，為人正直的情況，囑我照常上班，安心工作。這樣事態平息了。不久在一個紀念會上，局長俞濟時講話時有意提出：“軍務局同仁應團結一致，努力工作，不要隨意指責，更不要把青年逼上梁山。”俞濟時意有所指，同時也為我開脫。不久毛錦彪調國防部工作了。

　　（三）結婚與釋疑

　　經過和毛錦彪的這場斗爭，尹國祥以往那種小人得志的姿態反而收斂起來，不敢再興風作浪了。但這場風波驚動了關心我的同學好友。特別是聯勤部的黃警華及宋光烈、劉經霖等同鄉、同學均很關心我。他們向我提出，應當結婚，以免議論紛紛。並以實情告我：“在重慶陸大讀書時，有人就懷疑你何以不結婚。”1947年冬，經劉經霖（時任南京警備司令部上校參謀）介紹認識了他的表妹敏如。經相互了解，雙方都認為很合適，1948年3月我們在杭州結婚。

　　婚后我們回到南京，我趁假期約同學便宴，依次訪問諸友。為了報答黃警華的關懷，我偕敏如先行拜訪﹔又承賈亦斌舉辦舞會與同學相見。經過連日周旋，我結婚的消息自然傳遍了軍務局。又經張國疆、楊振興先生的解釋，對我的懷疑明顯地消失了。不久，張國疆調任駐蘇武官，俞濟時讓我接任第四科科長，少將高級參謀。我乘機把楊寶賢同學調到四科協助工作。形勢一變，我便於開展工作了。

　　和敏如結婚后，有了一個助手，來訪同學大都由她接待，有事她就直接到總統府告訴我。這樣，我開展工作方便多了，也比較保密。

　　（四）因公赴北平，趁機見傅作義

　　1948年新年之后，我出差去北平。當時傅作義坐鎮北平，統率華北軍政，我很想和他見面談談。因為我和他有一定的友誼。1927年涿州戰役，傅一戰成名。戰事結束后，他被張作霖父子羈押在保定。1928年北伐軍進到隴海線時，我正在保定河北大學讀書。是年夏季的一天，父親的朋友約我共同幫助傅作義逃出了保定，擺脫了奉軍的看押，經白溝河到達天津，接管了天津警備司令部，肅清了張宗昌、褚玉璞的殘部，開創了北伐軍在天津的勝利局面。我大學畢業后，未再和傅會面。這時華北戰事方酣，我希望見到他，做做工作，推動形勢的轉變。

　　到北平后，我首先和陸大同學孫伯舉聯系。當時他是北平行營的參謀處長。我告他了來京目的，提出想見見傅作義先生，順便看看陸大的同學。從孫伯舉、羅文浩（時任河北省保安司令，陸大同學）處我了解到了北平形勢，並得知傅作義新任“華北剿總”，家住總布胡同。電話聯系后，傅約我第二天一早到他家去。我到后，他牢牢握著我的手說：“已多年不見了”，不禁慨然，若有所思。接著他說：“我原定今早飛天津、唐山視察，伯宇來訪，暫緩出發，借敘渴念。”他問我過去學醫怎麼進了總統府軍務局當參謀，對此他表示驚異。我了解傅的治軍精神，他初接“重任”，抽空接見機不可再，我決定傾吐真情。

　　我向他談了抗戰期間我志願從軍報國，以后考入陸軍大學，經蔣召見，調到軍務局（原侍從室）的經過，並告他這次來京、津是想看看華北情況。我話音未落，他轉了口氣，說：“你有使命來京吧？”我誠懇相告，自己是以世交晚輩身份來看先生的。他聽后轉為愉快，叫我坐到近前談心，我乘機談了幾個問題。

　　首先談了八年抗戰之后蔣介石又發動內戰的形勢。1946年全面進攻失敗，1947年重點進攻又遭失敗，損失慘重，軍無斗志﹔解放軍已插入大別山區，把戰爭引入中原腹地﹔政治上李濟深等國民黨元老又建立了革命委員會，國民黨分裂，蔣家天下岌岌可危。造成這種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蔣獨裁專斷，違背民心，發動內戰，國民黨內部腐敗無能，其失敗只是時間問題。接著，我向他說明危難之中蔣把華北重任委以先生，戰則難操勝券，敗則責任在身。我與先生情屬至交，曾患難與共，所以借來京機會，妄進一言，請先生慎思。我談了之后引起傅的沉默。接著我講了一段歷史，引用楚漢相爭、謀士蒯通說韓信的故事：“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不可言。”又說“楚漢相爭，非賢者不能息天下之禍。”我記得講到此處，傅先生問我此事出自何處，我答曰《史記•淮陰侯列傳》。他很認真地記在本上。我借此拜別，他送我時頷首示意，表示惜別。

　　在北平1個月，訪問了當時的軍政首腦及在北平的同學，基本上了解了華北局勢，公事告一段落。1948年春節前回到了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