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軍第一所炮兵學校的組建【2】

不久，中央軍委下達了炮校班子和任職命令，炮校的牌子也就正式挂起來了。12月6日，中央軍委專門為創辦炮校一事給各軍區並轉各分區發了電報指示：“軍委為了准備反攻，准備加強我軍裝備，俾能由游擊戰轉到運動戰，由鄉村打進城市，決定創辦炮兵學校，立即訓練大批炮兵干部，並決定在邊區全黨全軍動員黨員與干部去學習炮兵。望你們即在前方搜集炮兵人才、器材、書籍等送延安參謀部。這是政治任務與戰略任務，望各軍區負責人認真執行為要。”電報強調“立即訓練大批炮兵干部”，“這是政治任務和戰略任務”，可見把創辦炮校擺的位置很高，時間要求很急。軍委電報對我們是支持，是鼓舞，更是鞭策，籌備工作要求更快地進行。

隆冬的“陝北江南”，到處冰封雪蓋，但炮校園內卻顯得春意盎然，開學准備工作緊張而有秩序地進行著。教員問題，由炮團教導營選出了10多名，“抗大”三分校及后來軍事學院的教員情況我熟悉，能任炮兵教員的人選我很清楚，要過來一部分。每個教員我都談話，提出要求，生活方面請后勤的同志盡量給予照顧，有的教員放下包袱就投入了工作。教材問題，當時收集到一些零散的日軍的、蘇軍的、還有閻錫山的晉軍的，但都殘缺不全，隻能依靠自編。於是分別召開了兵器、基礎理論、戰役戰術教研組會議，我和他們一起研究好提綱，分頭著手編寫，最后由我定稿。開學前總算編出了一套教材，在印刷上也下了功夫，搞得比較精美。教學器材很缺乏，隻有10多門山炮，有幾門是閻錫山仿造的“41”式，有幾門是日本“13”式，都是老掉牙的。我要訓練部的同志抓緊搶修，並做好實彈射擊的准備。教學場地、黑板、桌椅板凳問題，由后勤的同志負責解決。校園內許多窯洞的燈光通宵不滅，我有空就到處走走，請大家注意勞逸結合。可是一些干部總是說，想到炮兵要發展，越干越有勁。有的還說：“校長，你勸我們休息，你自己也不要累壞了。我們見你也一天天瘦了。”那時候的干部都很單純，互相關心，互相體貼，一個心眼干革命。邱創成同志帶著政治部的同志也很忙，他們派出一些同志到各軍區去選干、選學員，一部分同志清查運動中的遺留問題。另外，原炮團幾百名戰士，一部分選為炮校學員，一部分繼續為炮校做飯、喂豬、站崗放哨，有許多思想工作要做。當時一些基層干部都擔心戰士想當學員不願當炊事員，會鬧矛盾。但是經過動員教育，全團戰士帶上背包緊急集合，當場宣布名單，由各單位帶走，沒有一個不服從命令，沒有一個鬧情緒的，表現出非常高的覺悟。

各軍區、軍分區接到中央軍委的電報后，都很重視，很快從“抗大”總校、七分校，延屬分區各機關和陝甘寧邊區各旅，選拔了許多優秀學生和干部來炮校學習和工作。到1945年2月中旬，正好3個月，調來的干部和學員陸續到齊了。於是召開全校軍人大會，我做了第一次編隊動員。全校編為3個炮兵大隊：第一大隊隊長張志毅（兼），副大隊長邵明銀﹔第二大隊隊長宋承志（兼），政委張英，副隊長江共﹔第三大隊隊長張量，政委文擊。3個大隊下設9個炮兵隊。除了3個炮兵大隊外，還有1個工兵科，主任是唐哲民，副主任韓連生﹔1個迫擊炮隊，隊長是趙章成。另外，還有1個秘書室，1個警衛連，全校共1300余人。

一切准備就緒后，我向賀老總作了匯報。他非常高興，笑得胡子都不停地抖動。他說：“這樣快就辦起來了，真漂亮，真痛快。”我說這和中央軍委及聯司首長的支持是分不開的。我這句話一點也不是恭維，是實話。因為當時前線戰事很緊，誰能把辦炮校的事看得那麼重？沒有中央軍委的重視和支持，光調干、調學員都不知要拖到猴年馬月呢。賀老總說：“還有啥子事要我做的，盡管說吧。”我請示舉行開學典禮，賀老總說，這是件大事，要報告，我馬上辦。他給朱總司令通了電話，朱德同志在電話裡也高興地說，沒想到這麼快就可以開學了。現在黨中央正在准備開七大，都抽不開身，炮校可以先開課，開學典禮等七大后再補。我又向賀老總匯報了學校下一步的工作打算。臨行時，賀老總笑呵呵地說：“你是我軍大大的功臣。不過，我看你的氣色不太好，可能是這一陣累的，一定要注意休息。”

為了提高學員的學習積極性，帶著敵情練兵，2月底進行了一次實彈射擊。選擇一個山頭做為假設陣地，並做了一些草人作為假設的日本鬼子。射擊時，由神炮手趙章成進行了迫擊炮射擊表演。山炮射擊，由我指揮，原炮團的干部戰士操作，由於當時炮彈很緊張，隻打了兩個齊射，打的是間接射擊，從校正射到齊射都打得不錯，命中率、覆蓋率都很正常。射擊后組織學員參觀，使他們增加了炮兵的感性知識，有的學員說：“一定要好好學習，讓日本鬼子好好嘗嘗中國的鐵拳頭。”

3月14日，再次召開了全校軍人大會，我做了第二次編隊動員，傳達了全期8個月的訓練計劃。要求大家克服困難，為革命而學習炮兵知識，要學習革命最需要的東西。會后掀起了一個轟轟烈烈的學習熱潮，出現許多好人好事。到這個時候，我確實感到有點累了，常常感到頭暈，腰酸背脹，四肢無力。但我看到大家學習勁頭那麼足，又得到莫大的安慰。我雖然為籌建炮校跑了幾個月，但做的工作畢竟是有限的，原炮團的同志創造了很好的條件，這些同志在創辦過程中做了大量工作，沒有這個集體的努力，炮校的創辦是不會這麼順利的，他們才是“大大的功臣”。

4月中旬，我帶著炮校排以上干部到延安參加“七大”，毛主席還抽空單獨接見了炮校的干部，勉勵大家要認清形勢，為了展開抗日戰略反攻，努力學習炮兵專業知識，將來象種籽一樣到各個部隊去生根開花結果。不幸的是“七大”沒有開完，我就病倒住進了醫院，一連18天昏迷不醒。以后醫生告訴我，得的是全身衰弱症。我身在醫院，心在炮校，非常思念炮校。炮校的同志也很關心我，他們常來醫院談炮校的情況，談工作。6月中旬，中央軍委調朱瑞同志任代理校長，他也常來醫院商討工作。11月底，炮校奉命遷往沈陽，我仍住在醫院。直到1946年3月22日，朱瑞、創成、裕民、繼鋼、登濤同志還從東北給我發來電報：“極盼你快點回來主持校政，你的病情如何？我們在念。”但我的病仍然未好。可愛的炮校，留給我的是美好的記憶，但以后再也沒能回炮校工作了。

（摘自：歐陽淞 曲青山主編：《紅色往事：黨史人物憶黨史》，濟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