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一運動親歷記【2】

為“反內戰、爭民主、爭自由”而斗爭

一二一運動的整個斗爭過程非常尖銳復雜，有時波濤洶涌，險象環生，主要原因是國民黨方面採取的分化政策。

1945年11月26日發出《罷課宣言》后，聯大國民黨、“三青團”領導人召開聯席會議。國民黨聯大區分部書記長姚從吾教授與聯大“三青團”負責人陳雪屏教授認為《罷課宣言》所提要求十分合理，不能公開反對，隻有隨聲擁護，應採取分化方略。按此方針，國民黨、“三青團”分子以“無黨無派”面目出現，在群眾中散布說：《罷課宣言》提出的要求，第一條、第二條應改為“反對美蘇助長中國內戰，要求美蘇都撤退駐華軍隊”。接著他們四處活動，“三青團”在聯大新校舍以“政治系1946級”名義征求要求修改條件的簽名，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學紛紛簽名，到28日簽名者有350多人。聯大第一黨支部領導人袁永熙向鄭伯克反映了這種情況，並提出建議：為爭取多數同學，擬將所提要求中的“反對美國干涉中國內政，要求撤退駐華美軍”改為“反對外國干涉中國內政，要求撤退一切在華外國軍隊”。鄭伯克認為改得很好，表示同意。經過許多黨員和進步同學廣泛宣傳，說明蘇聯早已聲明要撤退在東北的蘇軍，只是由於國民黨政府要求，所以蘇軍才留下來，暫不撤退。經過進步同學們的解釋，許多同學態度有所轉變。聯大新校舍的中共支部經過調查發現，新校舍有不少簽名贊成“三青團”主張的“無黨無派”同學，隻簽學號不簽姓名，於是就到學校齋務股去查，知道他們許多人都是“三青團”團員，便立即將他們的姓名和“三青團”身份及時公布，揭露了他們的陰謀。這樣，一些真正“無黨無派”的學生明白了真相，當即有290名學生公開宣布退出，最后簽名的隻剩下幾十個人。

聯大新校舍有人鳴鑼，通知簽名的“無黨無派”學生開會，經聯大黨支部發動，200多名進步同學宣稱：“我們都是無黨無派”，然后涌入會場參加會議。曾經簽名的60余名同學見勢不對，紛紛散去。此后，這60余人中僅有40多人公開聲明表示贊同罷課。只是對罷課原來所提條件不完全贊同，現在所提條件已修改，當然同意。至此，“三青團”的陰謀徹底失敗。

在此形勢下，國民黨改變了策略，關麟征帶著現金和棺材，到聯大圖書館吊唁四烈士，聯大罷委負責人說：“你向四烈士道歉嗎？他們接受，我們就接受。”關麟征碰了個大釘子。反動派還導演了公審槍斃姜凱等兩個死囚的鬧劇，宣稱姜凱等二人是一二一慘案的真凶，並邀請罷聯派代表參加公審，罷聯拒絕並發表聲明，指出這是假審判。殺人的真凶是李宗黃、關麟征、邱清泉等。

這時罷課已有十多天，雖然運動發展順利，但鄭伯克和聯大、雲大地下黨領導等保持清醒的頭腦。大家分析：聯大新校舍參加“罷聯”工作的同學逐漸有下降趨勢。許多中學生的家長要求復課，不少中學同學開始復習功課。12月14日前，參加公祭的已達到15萬人次，佔全市總人口1/3以上。各種跡象表明，運動已達高潮，高潮以后自然會有下降趨勢，12月10日后，國內各省市支援昆明罷課的行動也逐漸減少。

聯大的教授雖曾積極支持學生，但學校的中心任務是教與學，他們后來多次表示，希望學生早日復課。聯大常委梅貽琦從北平回昆明路過重慶時，國民政府教育部長朱家驊威脅說：如果聯大於12月17日前不復課，立即解散聯大。梅心情沉重，返昆后在聯大教授會上宣布，如學生於12月17日不能復課，即宣布辭職。教授會也表示，如17日學生不復課，也集體辭職。聞一多教授及時提出，如17日前李宗黃、關麟征等不能受到懲處，教授也集體辭職。兩個決議均獲得通過。

綜合這些情況，鄭伯克重溫了黨中央關於斗爭必須“有理、有利、有節”的方針，運動在取得一定成果時，應該及時停止，改變斗爭方式，但又不能無條件復課。鄭經過和省工委、聯大、雲大、黨支部和民盟周新民等領導人商量，把原來提的七條要求改為五條：一、懲凶﹔二、取消禁止集會游行的禁令﹔三、保障人身自由﹔四、中央社更正污蔑師生的荒謬言論，請教授會和罷聯將事件真相在《中央日報》等報刊公布﹔五、由政府支付安葬、撫恤、治療等費用。並表示這些條件得到滿足后即可復課。這五條修改后的條件均經過聯大罷聯代表大會和昆明罷聯代表大會通過，並由聯大罷委及時交給聯大教授會逐條討論。關鍵人物是梅貽琦，聞一多在清華讀書時就是梅校長的學生，他夜訪梅老師，談了四小時，說明學生要求停止內戰是正義的，而暴徒加以鎮壓，死傷多人，學生因此才罷課。但學生是講道理的，是愛護學校的。他拿出五項條件說明學生的正當要求得到滿足后就會復課。

梅先生原來是怕學生無限期罷課下去，經聞一多解說，他的顧慮解除了，第二天晚上梅與王瑞沅、王世堂（中共黨員，工學院罷委會駐校部代表）談話，原則上同意學生的復課條件，並說明：第一條，甲、教授會已在昨天告同學書中說明，關於本月一日之慘案，除軍事負責首腦人員已經政府先行停職議處外，教授會還請求政府對行政負責首腦人員先行撤職。乙、涉及李、關、邱訴訟部分，已由法律委員會提起正式訴訟。第二條、第三條，今天盧主席、霍總司令已有聲明，可稱完備。第四條，教授會已發表此次事變經過情形之報告，送《中央日報》等報館登載，除函催各報館照登外，並可印發，廣為傳播。第五條，撫恤及賠償無問題，地方當局已有聲明，並已由本校呈請政府撥款。12月22日，罷聯召開第四次代表大會，討論並通過上述五項復課條件。

12月24日，梅貽琦、熊慶來招待各報記者，發表談話，報告一二一慘案真相，並指出，地方最高當局“對於學生集會施以高壓，應負激成罷課風潮之責任”。暴徒闖入學校，搗毀教具，“毆打學生，實為當時軍政當局之責任”。這一談話全文登於26日《中央日報》和其他各報。

至此，罷課斗爭取得重大勝利，12月25日，全市大中學校罷聯會一致通過《復課宣言》，聲明為顧全大局，在五項條件已得到基本解決的情況下，忍痛抑悲，停靈復課，待李宗黃受到撤職處分后，再確定四烈士出殯日期，並表示繼續為“反內戰、爭民主、爭自由”而奮斗到底。

揭露反動派的內戰陰謀，爭取各界支援

在全國民主力量和昆明學生運動的強大壓力下，蔣介石被迫免去李宗黃本兼各職。李於12月24日在萬民唾罵聲中悄悄離昆，關麟征已在12月8日被免去省警備司令一職，由霍揆彰代理。盧漢為求早日解決學生罷課問題，亦由雲南省政府撥出為四烈士安葬，及為受傷學生治療、撫恤、修整校園和建設四烈士墓地的費用。1945年12月27日，昆明學生結束罷課復學，教師同時復教。罷聯改名為學聯。《罷委會通訊》改名為《學生報》，繼續出版。

1946年1月，聯大學生自治會由過去的學生代表大會間接選舉改為全體同學直接選舉，被選出的17名理事，其中有兩人是中共黨員（吳顯鉞、王鬆聲），其余都是進步同學，吳當選為常務理事兼市學聯主席負總責任。當時的首要任務就是公葬四烈士和為四烈士舉行出殯、游行，以擴大反內戰、爭民主的影響，進一步打擊反動派。市學聯決定於1946年3月17日為四烈士舉行出殯游行。

國民黨反動派聞訊后，手忙腳亂，百般阻撓。令聯大、雲大及各中學領導勸阻制止，並令全市各商店關閉門戶，“不願與聞”雲雲。

反動派還有一手，就是利用省、市商會等機構的代表和學聯代表談判，要求送殯隊伍游行時不能將四烈士的靈柩從城外西郊的聯大靈堂中抬進城。他們的借口就是把死人棺材抬進城內會有血光之災，以前從無此例雲雲。參加談判的學聯代表吳顯鉞和施載宣事先了解他們的這種借口，早有准備。當省、市商會代表說昆明慣例不許把死人棺材抬入城內時，吳顯鉞、施載宣反駁說：1915年蔡鍔領導的反對袁世凱稱帝的護國之役，死難烈士們的靈柩不也是從城外抬進昆明市內的圓通山安葬的嗎？引起血光之災了嗎？這一反駁，使商會代表等啞口無言，隻能同意。但他們又提出，出殯游行隊伍不能喊口號，不能貼標語。吳、施二位同意了。出殯游行隊伍才得以如期舉行。

市學聯訂出了周密的計劃，嚴格分工：由路祭組分配在近日樓、馬市口等20多個鬧市大道路口設立路祭亭，各有關單位准備好路祭文和朗誦員﹔由聯大高聲唱團、雲大哈哈唱團負責對全體同學教唱挽歌﹔預計需白花、素紗等三萬多件，由全市中學女同學扎制﹔花圈、挽聯、挽幛等亦由同學們預先整理，出殯時由參加送殯的同學用竹竿高高舉起，等等。一切都按計劃安排好了，但出發前卻發生很多意外。原來預訂好抬靈柩的扛房突然奉令不能來抬了。於是殯儀總指揮吳顯鉞等又改為租馬車來載運靈柩，但租妥馬車后，馬車夫來說，馬被軍警拉走了。吳等又改用幾匹白布，系住車轅由同學們牽引，成隊的送殯者拉著靈車行進，這也是“執紼”的一種形式。

出殯的行列以“一二一死難四烈士殯儀”大橫幅為先導，撞擊自由鐘開路，鐘聲哀沉憤怒，震蕩全城。自由鐘后是“黨國所賜”的四個大木牌，每個大字一塊大牌。走在最前面的是殯儀主席團：雲大校長熊慶來、聯大訓導長查良釗、市學聯常委吳顯鉞、雲大的侯澄、中法大學的朱潤典，還有南菁中學和昆華工校的校長，省商會理事長。接著是坐在人力車上的一二一慘案中右腿被炸斷致殘的繆祥烈。在主席團后面的是寫著“民主使徒”“你們死了還有我們”的12塊大木牌。后面是於再、潘琰、李魯連、張華昌四烈士的靈柩，每一靈柩后有十多所大中小學的師生以及本市的市民。送葬群眾三萬多人，每一靈柩前都抬有烈士的血衣、畫像亭，學生樂隊和僧、尼、道等奏哀樂。同學們唱著聯大同學嚴寶瑜創作的《送葬歌》：“天在哭，地在號，風吹著摧心的悲歌，英勇的烈士啊，你們被誰陷害了？你們被誰殘殺了？那是中國的法西斯，那是中國的反動者，是中國人民的仇敵。今天，送你們到那永遠的安息地﹔明天，讓我們踏著你們的血跡，誓把那反動的勢力消滅！”隊伍高舉著幾百挽聯、挽幅等。每個大街的十字街頭都設有路祭亭，參加路祭的朗誦者用悲戚的感人的聲音朗誦祭文，催人淚下。每篇祭文都是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罪惡的控訴。

國民黨反動派事前通知全市各商店關門閉戶以示抗議，但實際是起了反作用，全市人民走上街頭，萬人空巷，又一次接受反內戰、爭民主教育的熏陶。游行隊伍經過全市主要街道后，回到西郊聯大校本部，將四烈士靈柩安葬在聯大院內的墓穴內。主祭人是聯大訓導長查良釗，陪祭人是聞一多、吳晗、錢端升和雲大教授尚鉞等。查先生用顫抖的聲音說：“這四位烈士是為著民主自由的新中國死了，我們后繼者，要有民主的精神、科學的知識、聰明的腦力，去完成他們還沒有完成的工作。”聞一多說：“今天我們在死者的面前許下諾言，我們今后的方向是民主！我們要懲凶，關麟征、李宗黃他們跑到天涯，我們追到天涯，這一代追不了，下一代繼續追。血債是要血來還的。”吳晗說：“墓上有‘民主種子’四個字，我覺得這地方應改為‘民主聖地’，在歷史上中國有過聖地，而今天的聖地是民主的聖地，不久，許多朋友要離開這裡，將來幸福的新中國來臨時，我們不會忘記在西南的角落上有塊‘民主聖地’。”

《新華日報》在發表的《論一二一運動》一文中說：“它是中國青年一面光輝的旗幟！它光榮地出現在中國青年運動的歷史上，正如‘五四’一樣，‘一二一’放射出燦爛的光芒！”

1945年12月27日結束罷課，昆明各大中學的學生緊張地學習和復習功課，准備迎接大考。1946年5月4日，聯大宣布教學結束。2000多師生陸續離昆北上，到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復學。聯大師院留昆，成為現在雲南師范大學的前身。

一二一運動提高了聯大、雲大及各學校同學和部分市民的覺悟，也培養和鍛煉了許多進步分子和骨干。一二一運動前，在全昆明的學生中，中共黨員隻有20多人，一二一運動后，中共黨員發展到100多人。黨的外圍組織民主青年同盟（民青）在運動前有300多人，運動后發展到600多人。還有很多黨員、民青同志留在昆明繼續進行地下斗爭，有的到農村參加武裝斗爭，在建立“邊縱”（滇桂黔邊縱隊）中起了重要作用。1950年初，南下解放大軍到達雲南時，邊縱已組成主力部隊4.5萬多人，縣區游擊隊10萬多人，並殲敵6100多人，解放了91座縣城（在雲南境內為60座），為配合南下大軍迅速解放全雲南立下了歷史功勛。聯大的黨員黃平（黃燕帆）、陳盛年（陳瑞麟）、袁用之（袁成源）、高知遠（高彤生）、李德仁（李祥榮）、周錦蓀（丁怡）、王雲、許琤（女）等都參加了武裝斗爭，有的成為文武雙全的指揮員，有的成為地師級的領導骨干。

在武裝斗爭中，聯大同學曾慶銓、吳國珩、王昊、陳虞陶、陳海（陳月開）英勇犧牲。

有的聯大同學根據黨的需要，到國民黨統治區繼續從事地下工作，不幸犧牲。其中，齊亮和劉國志（小說《紅岩》中劉思揚的原型）在四川因黨內叛徒告密被捕，在重慶渣滓洞被敵人殺害。鐘泉周、江文煥、榮世正等是在白區從事地下工作中被敵人殺害的。這些烈士永遠活在人民心中。

一二一運動打響了第二條戰線的第一槍

毛澤東說：偉大的正義的學生運動是“解放戰爭的第二條戰線”。昆明的一二一運動打響了第二條戰線的第一槍。

經過民主運動和一二一運動鍛煉的2000多名聯大師生意氣風發，斗志昂揚地北上，於1946年10月在北大、清華、南開復學，1946年12月底就和北方的進步同學一起，掀起了偉大的抗暴（抗議美軍暴行）運動。在游行隊伍的指揮小組中有北大的胡邦定、龐邦鏞、聶運華，清華的方復、楊立等，他們都是在聯大時入黨的中共黨員。這說明聯大北返的同學，對發動並領導這次抗暴運動起到了重要作用。1947年5月20日，全國學生掀起了“反飢餓、反內戰”運動，“向槍口要飯吃”的口號把政治斗爭和經濟斗爭結合起來，反映了全國人民的要求﹔1948年6月，全國學生又掀起了“反美扶日”運動﹔1948年7月，因國民黨屠殺被騙入關的東北學生而引發了“七九”游行請願運動，等等。這些運動一浪高過一浪，聲勢浩大，參加的人數從幾十萬到幾百萬，參加的群眾從學生到助教、教授、中小學教員、市民、商人、資本家各階層，甚至國民黨軍隊、國民政府中的基層官兵和公務員。這些運動充分揭露了反動政權專制獨裁、貪污腐敗、欺壓人民的罪行。

作為解放戰爭第一條戰線的人民解放軍各個戰場捷報頻傳，經過三年多的時間就贏得了解放戰爭的勝利。

（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原副總編、編審）

轉自：《百年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