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在西湖會議上被增選為二屆中央委員【3】

六、1923年6月，陳獨秀在“三大”的報告中，有“中央委員會與吳佩孚有過往來，這是不能令人滿意的”話語，這實際上是對李大釗的批評，也是李為二屆中央委員的証明

以上引陳獨秀的話，說這實際上是對李大釗的批評，似乎還不能使讀者看出頭緒。因此，需要對引語加以擴充，以看出其來龍去脈。陳獨秀說：“我們始終是反對軍閥的。有一個時期，我們忙於組織京漢鐵路員工，要與‘交通系’作斗爭，而吳佩孚也反對‘交通系’，那時我們才沒有反對吳佩孚。但是從罷工（指二七大罷工——引者注）時起，我們就猛烈地反對吳佩孚。然而，中央委員會與吳佩孚有過來往，這是不能令人滿意的。”{16}實際上，陳獨秀的這段話，都與李大釗有關。陳獨秀說的“交通系”，長期把持中國鐵路、金融、財政大權，出賣國家主權，並結黨營私，網羅國會議員，在政界具有相當實力。鄧中夏說：“吳佩孚知道交通系在鐵路上有長遠的勢力，同時又知道共產黨在鐵路上有新興勢力，於是他就企圖利用共產黨鏟除交通系。當時共產黨北京黨部明知道吳佩孚的利用，然而亦樂得相互利用一下，因為在鏟除交通系這一點上對於工人階級是有利的。經過李守常同志向吳佩孚御用內閣交通部總長高恩洪建議每路派一密查員，得其允許，於是，京漢、專科學校的同學、時任吳佩孚顧問的白堅武接洽“聯吳”事宜。10月9日，李大釗陪同孫中山的代表張繼再次赴洛陽，與吳佩孚會談。10月11日，陪同張繼離洛陽，吳佩孚、白堅武等到車站送行。因此，陳獨秀所說的“中央委員會與吳佩孚有過來往”，就是西湖會議后李大釗與吳佩孚有過來往。如果李大釗未在西湖會議上被增選為二屆中央委員，而只是一名普通黨員，陳獨秀斷不會在三大上對他進行不點名的公開批評。說到這裡，應該提到，1989年時，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的周承恩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說：“還有一條更重要的材料可以証明蔡、瞿的說法比較可靠。這就是《陳獨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第三次黨代表大會的報告》。這個報告雖非中文原件，但它是保存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檔案中的文獻。陳獨秀在這個報告的最后，曾對二屆中央委員個人‘提出批評意見’。其中除提到陳本人和張國燾外，還提到了‘鄧同志’，從下面的批評內容看，很明顯是指的鄧中夏，而對李大釗則無一字提到。這可以作為二屆中委有鄧無李的一個有力旁証。”{18}周先生在上面說“蔡、瞿的說法可靠，指的是蔡和森在《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1926年）中，談到二屆中委中沒有李大釗{19}，以及瞿秋白在《中國共產黨歷史概論》（1929年）中，也提到二屆中委中沒有李大釗{20}。其實，蔡、瞿二人的說法，終究不是原始文獻，其准確性還是要通過其他資料的印証。對這個問題此處就不多說了。隻說“對李大釗則無一字提到”批評的問題。上述陳獨秀在三大的報告中，實際上是提到了對李大釗的批評，這可以作為二屆中委中有李大釗的一個有力旁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