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資料》中的波匈事件【2】

三、《參考資料》中的匈牙利事件

波蘭十月事件引起了鄰近的社會主義國家匈牙利的關注。當時的匈牙利積累了大量的社會矛盾。人們把矛頭指向匈牙利勞動人民黨第一書記拉科西，而匈牙利黨內長期積累的矛盾也爆發出來。黨內外的問題相互疊加以及蘇聯的干預，在波蘭事件后迅速引發了震驚世界的匈牙利事件。

（一）波蘭事件的波及效應

可以說，匈牙利事件（1956年10月23日至11月4日）是在波蘭事件的直接影響下發生的從《參考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到匈牙利事件與波蘭十月事件之間的關聯。不過，仔細考察匈牙利事件發生前半年的社會狀況，可以發現，匈牙利事件盡管受到了波蘭事件的影響，但更多的還是匈牙利自身問題的一次總爆發。當時的匈牙利社會有反蘇的民族主義情緒，但矛盾最深的是人們對拉科西統治下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狀況的不滿。這種不滿還在匈牙利黨內引起了不和。波蘭十月事件的發生使匈牙利民眾從中看到了解決本國經濟、政治、社會問題的希望。（具體可參見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7卷，第215—223頁。）。與其他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媒體不同，匈牙利媒體對波蘭事件進行了全面、公開報道，“匈牙利官方報紙和電台熱情地歡迎波蘭的變化”（《匈牙利電台和報紙評波蘭局勢認為匈牙利所要考慮的問題是和波蘭類似的》，《參考資料》第827期，第5頁。），“在衛星國家中間，對波蘭立場的反應似乎在匈牙利最為熱烈”（《美聯社報道歐洲各國對波蘭局勢的反應》，《參考資料》第829期，第17頁。）。不僅如此，“國家控制的布達佩斯電台廣播了一篇聲明說，‘波蘭也能夠作為對我們的一個教訓，因為要考慮的問題是類似的’”（《匈牙利電台和報紙評波蘭局勢認為匈牙利所要考慮的問題是和波蘭類似的》，《參考資料》第827期，第5頁。）。隨著波蘭事件逐漸塵埃落定，匈牙利民眾似乎從波蘭事件中看到了希望，認為波蘭事件是“可以效仿的榜樣”（《匈牙利作家協會黨委會要求召開黨的特別代表大會改選領導機構》，《參考資料》第825期，第6頁。）。受其鼓舞，匈牙利“多年來不敢作聲的工人和基層黨員們得到了自由和擺脫了束縛。他們埋怨他們工資菲薄，並且特別攻擊黨的官僚主義和一切薪俸拿得過高的官員”（《卡拉伊接見法新社記者說匈牙利將採用新的選舉方法》，《參考資料》第820期，第18頁。）。波蘭方面也認為：“波蘭目前所進行的民主化進展對匈牙利的情況不是沒有影響的。盡管存在著語言文字上的困難，這裡對波蘭報紙感到極大的興趣。目前在匈牙利和波蘭所發生的事情看來是互有關系的。對我們說來，布達佩斯電台的廣播評論對波蘭愛國和進步勢力所進行的斗爭給予的匈牙利輿論支持乃是極端重要的。毫無疑問，我們國家這種斗爭的勝利對於我們匈牙利同志們和朋友們的正當願望是有幫助的。”（《波蘭報紙評匈牙利政局》，《參考資料》第827期，第8頁。）

（二）匈牙利事件的進展與反蘇激烈化

從《參考資料》的報道來看，匈牙利事件的情緒發酵要遠遠快於波蘭方面的局勢，這一發酵過程在學生、知識分子介入后升級得尤其迅速和明顯。與波蘭十月事件更多地關注經濟要求不同，匈牙利事件從一開始就帶有強烈的政治改革色彩。事件參與者不僅提出了強烈的民族主義口號，還將矛頭指向本國社會主義政權，從新聞自由、獨立的法院體系等方面提出了明確的政治改革要求：“新聞自由同國家自由有密切的關系。說人民政府也好、人民民主也好，或者是無產階級專政也好，如果它沒有新聞自由，那只是吹牛而已。”“誰也無權影響法院的決定，不管他的官職多高。”（《路透社報道布達佩斯大學生集會要求恢復納吉在黨內的領導地位和發展政府的民主化》，《參考資料》第825期，第2頁。）這些要求逐漸發展為向本國政府提出明確改革的“十四點”要求，其中包括根據普選權並且在幾個政黨參加下舉行自由選舉﹔重新採用有千年歷史的匈牙利徽章﹔匈牙利領土上的鈾礦完全供匈牙利本國使用﹔言論和出版的完全自由﹔徹底重新組織匈牙利的經濟生活等。（《外電報道布達佩斯昨有二十萬人示威要求自由》，《參考資料》第827期，第10頁。）

此外，匈牙利事件發生之初，匈牙利社會對蘇聯的不滿情緒也是十分強烈的匈牙利社會的反蘇情緒很早就受到蘇聯方面的關注。當時的蘇聯駐匈牙利大使安德羅波夫在事件發生前發往蘇共中央的報告中明確指出，匈牙利社會的反蘇情緒是由於匈牙利內部存在大量的敵對勢力，群眾受到敵對分子的影響，裴多菲俱樂部已成為積極行動的組織中心和意識形態中心。但是匈牙利勞動人民黨在拉科西的領導下長期存在黨內不和的情況，無法對政治和社會局勢形成有力控制，這引起了蘇聯方面的擔心。隨后蘇斯洛夫、米高揚等人前往匈牙利進行調查並直接插手匈牙利黨內事務，但蘇共干預下的匈牙利黨的領導層變動顯然不能使匈牙利人民滿意，進一步加劇了匈牙利社會的反蘇情緒。（具體參見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7卷，第196—242頁。）。與波蘭黨和政府堅決保持與蘇聯的友誼不同，匈牙利民眾的反蘇情緒更加激烈且逐漸發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10月19日法新社的報道指出，匈牙利“工人們要求經濟自主，少依賴蘇聯經濟，他們對莫斯科給予匈牙利援助的真實性和效果普遍感到懷疑”。工人們呼吁：“我們不需要從蘇聯獲得援助。而是需要從西方獲得援助。有了美元我們就可購買我們缺少的東西，而蘇聯隻給我們果醬。”（《卡拉伊接見法新社記者說匈牙利將採用新的選舉方法》，《參考資料》第820期，第18頁。）這種強烈的反蘇情緒，可能與拉科西長期的高壓政治有關，人們需要一個發泄渠道來表達對長期經濟社會困境的不滿。匈牙利方面最強調的是擺脫蘇聯對匈牙利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與控制。美聯社10月23日的報道中說，匈牙利官方報紙《自由人民報》表示：“蘇聯、波蘭、南斯拉夫或中國的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並不能使我們用不著規劃一條匈牙利的道路。任何外國的經驗都不能代替我們必須自己做的思想工作。”（《美聯社報道匈“自由人民報”支持學生集會上提出的要求》，《參考資料》第827期，第6頁。）“蘇聯和匈牙利之間的友誼應該在絕對平等的基礎上發展。”（《路透社報道布達佩斯大學生集會要求恢復納吉在黨內的領導地位和發展政府的民主化》，《參考資料》第825期，第3頁。）

與事件參與者的活躍表現、波蘭統一工人黨和政府在十月事件中的表現相比，匈牙利黨和政府在事件中顯得莫衷一是，模棱兩可。在事件開始之初，匈牙利勞動人民黨黨報對事件的發生持贊同和支持的態度根據當時駐匈牙利的蘇聯大使安德羅波夫的報告，匈牙利黨報的自由化傾向在9月份就已經十分明顯：“最近一段時間，報刊雜志上出現一系列言論。這些言論違背馬克思主義，有時是公開敵視、辱罵匈牙利和社會主義陣營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成就。”他舉出的例子就來自匈牙利黨的機關報《戰斗》《自由人民報》等。（具體參見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7卷，第263—265頁。）。“我們的黨和它的報紙站在青年的一邊，贊成他們的大會，預祝他們成功。”（《美聯社報道匈“自由人民報”支持學生集會上提出的要求》，《參考資料》第827期，第7頁。）“共產黨中央機關報‘自由人民報’今天對學生要求進一步自由主義化的呼吁表示歡迎……”（《匈牙利電台和報紙評波蘭局勢認為匈牙利所要考慮的問題是和波蘭類似的》，《參考資料》第827期，第5頁。）學生在進行示威游行時，軍隊和警察也並未對游行活動進行干預。“學生們攔住了一輛滿載匈牙利士兵的卡車，把傳單拿給他們看。這些士兵讀了傳單，據說他們表示同意蘇聯軍隊應該離開匈牙利。”“警察沒有干涉示威游行，也沒有聽說有什麼沖突或發生什麼事件。”（《外電報道布達佩斯昨有二十萬人示威要求自由》，《參考資料》第827期，第10頁。）不過，從10月23日同一天的新聞報道中也可以看到，政府的態度也有一定的限度——“告誡學生提防那些要使資產階級抬頭的‘民族主義挑舋分子’。這些學生必須不讓他們的示威變成反革命性質的示威。”（《外電報道匈牙利示威游行情況黨報要求群眾警惕民族主義挑舋分子乘機作祟》，《參考資料》第828期，第1頁。）“廣場附近看不到警察，但是有五卡車的士兵急忙趕到廣播電台附近地區，他們對示威群眾表示友好。”（《美聯社傳匈游行隊伍與警察沖突據說已有一人死亡》，《參考資料》第828期，第3頁。）

仔細查看《參考資料》可以發現，自10月25日開始零星報道匈牙利相關事態以來，匈牙利事件如同一列高速度的“過山車”，在短短一周內經歷了醞釀、迅速發酵、爆發沖突、軍事鎮壓的快速發展，其激烈程度從鋪天蓋地的媒體報道中可見一斑。在匈牙利事件后期，10月31日報道了匈牙利方面工會改組、更換軍官、釋放政治犯、社會民主黨和農民聯盟等民主黨派重新恢復等新動向，納吉更一度宣布退出華沙條約、宣布匈牙利中立。（《匈牙利通訊社和電台報道匈牙利情況》，《參考資料》第850期（1956年11月2日上午版），第15—16頁。）

（三）匈牙利事件的國際反應

匈牙利事件發生在波蘭方面的局勢逐漸穩定，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剛剛鬆了一口氣的緩沖時期，其影響力使其他東歐國家不得不重新走向更加謹慎的立場。10月27日，合眾社報道說：“在匈牙利引起叛亂的學生騷動波及到東德”，民主德國學生集會，“要求舉行群眾大會聲援匈牙利的自由戰士們”（《合眾社報道民主德國洪堡大學學生舉行集會要求烏布利希辭職並實行民主改革》，《參考資料》第838期（1956年10月28日），第1頁。）。在民主德國發生的情況促使該國領導人進行了細致地防范，烏布利希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走到工廠第一線，向工人解釋：“人們應該早在反革命分子企圖進攻的萌芽階段就去粉碎它”﹔“匈牙利的事件給我們的教訓是勞動人民和他們的國家權力機構必須保持警惕以擊破敵人的分裂陰謀﹔進一步發展真正的民主化和人民的自由”﹔“我們必須先對波蘭事件的發展有了仔細的認識以后才能發表這些材料。我們報紙的任務不是在發表一些最大的驚人事件上去同西方報紙競賽，而西方報紙的任務卻是在於挑撥、歪曲和否認發展的事實。”（《烏布利希等向柏林各工廠工人解釋波匈局勢格羅提渥說民主德國決不隨意改組政府》，《參考資料》第838期，第32頁。）捷克斯洛伐克則專門召開捷共中央委員會特別會議討論匈牙利局勢，加強了與匈牙利邊境的安全措施。和波蘭事件發生期間採取的沉默態度一樣，“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的報紙直到現在隻字不提匈牙利的事態發展……這樣，歐洲六個人民民主國家隻有波蘭和匈牙利的輿論相互之間得悉對方國家目前的形勢”（《法新社報道捷、羅、保、阿等國報紙沒有發表關於波、匈政局的消息》，《參考資料》第831期（1956年10月25日下午版），第19頁。）。

而在西方國家眼中，匈牙利學生和知識分子主導的以西方為藍本的政治改革呼聲應該得到呼應。《參考資料》相關文章即提到，南歐的意大利和南美的阿根廷的大學生舉行游行表示支持匈牙利人民的抗爭。“羅馬一千多名大、中學生星期六拿著‘打倒獨裁者’的標語通過羅馬的街道舉行示威。某些標語說，‘匈牙利萬歲’，其他的標語說，‘匈牙利人，我們支持你’，‘波蘭萬歲’”。在阿根廷，“三百名學生今晚用石塊攻擊波薩達斯街的蘇聯大使館……這次示威是為了抗議蘇軍向匈牙利人民射擊的。”（《南尼在“前進報”發表文章談匈牙利局勢意總工會對匈牙利要求蘇軍平定暴亂表示遺憾》，《參考資料》第838期，第29頁。）與匈牙利接壤的奧地利，在匈牙利動亂期間除了加強邊境巡邏外，還表示要給匈牙利逃亡者以避難權，“如果這些人被追捕，他們的追捕者侵犯了奧地利的國界，奧地利將使用它所有的一切手段進行抵抗。”“我們的鄰國匈牙利正受到嚴重的國內動亂的威脅。逃亡者正在到達我們的國境要求避難。不論他們逃亡的動機是什麼，忠於民主精神的奧地利共和國將給予他們避難的權利。”（《奧國防部長視察奧匈邊境奧司法和內政部長表示要給匈叛亂分子以避難權》，《參考資料》第838期，第17頁。）進入11月份，隨著蘇聯軍隊進入布達佩斯，不僅西方國家對蘇聯的行動表示了強烈的反對和抗議，各國民眾的示威游行也不斷高漲，《參考資料》選錄的報道中就有瑞士、瑞典、德國、比利時、荷蘭、法國、盧森堡、美國、葡萄牙等國家的反蘇游行與示威，不少市民還攻擊了蘇聯大使館。隨后，發展中國家的印度、泰國、巴西、烏拉圭、阿根廷等也相繼被報道爆發反蘇活動。

四、波蘭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對中國的影響

由於發生的時間接近並且背后都有蘇共因素的影響，我國學術界通常把波蘭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作為一個整體看待，概稱為“波匈事件”。但是我們從《參考資料》的大量報道中，可以發現波蘭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之間存在明顯的差別。首先，二者起因不同。波蘭事件的發生主要集中在經濟領域，少數的政治改革呼聲也是在經濟改革被政府拒絕之后提出的，並且僅僅局限於“俄國佬滾回去”“釋放囚犯”和“打倒秘密警察”等要求。匈牙利事件一開始就具有強烈的政治改革傾向，直到最后甚至提出國家中立，改革現行政治制度等要求，矛頭直指社會主義制度本身。其次，二者影響不同。在波蘭十月事件中，西方媒體的反應是有所克制的，盡管他們也關注波蘭方面的事態並表示聲援，但也出現了一些理性的聲音——“如果認為波蘭的新統治者們希望同俄國決裂，那將是愚蠢的看法”（《英報說如果認為波蘭會和蘇聯決裂那將是天真和愚笨的想法》，《參考資料》第825期，第16頁。）。但匈牙利事件伊始，西方媒體通過各種形式和渠道了解匈牙利形勢，並將之與民主、自由等西方理念相聯系，態度一邊倒地支持匈牙利，譴責蘇聯，尤其是蘇聯的軍事行動。其中，歐洲自由之聲廣播電台的報道內容是被轉載較多的消息來源。而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媒體在匈牙利事件上顯得更加謹慎小心，甚至採取了強制措施和安撫措施，可見當時局勢的嚴峻性。再次，二者性質不同。盡管波蘭事件的爆發引起了蘇聯方面的緊張並迅速派遣代表團直接干預，但蘇聯的不滿主要集中在波蘭黨領導層的更迭上，當波蘭方面表示要維持波蘇之間的關系后，蘇聯方面作出了讓步。但是，蘇聯在匈牙利事件發生之前就以先入為主的冷戰思維作出了判斷，即匈牙利已經受到敵對勢力的影響，有脫離社會主義陣營的危險。因此，如果說前者被認為是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爭端，后者顯然是一起“反革命事件”。

波蘭事件發生時，蘇聯方面即通報社會主義陣營的主要國家，並要求他們派遣代表團到莫斯科進行協商。因此，中國共產黨事實上是以協調者的身份成為兩次事件的見証者。從各種渠道得來的消息使中國共產黨很早就意識到這是兩個不同性質的事件，中共中央會議文件和毛澤東的相關講話中很少使用“波匈事件”的說法，而是分開來講兩個事件。根據目前可查到的資料，毛澤東在約一年時間（1956年10月至1957年11月）的各種講話和文稿中，有30次提到“匈牙利事件”，提及“波蘭事件”隻有8次，“波匈事件”3次。他在提到匈牙利事件時，基本上都是將之視為一次企圖顛覆社會主義的反革命暴亂，借以警醒黨內干部和群眾﹔提到波蘭事件時多是在外交場合並採取兩分法進行分析，肯定主要成績，也說明存在的錯誤﹔如果同時提及波蘭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則主要是描述性的。

具體來說，中國共產黨對波蘭事件的看法是溫和的，“看來波蘭還不像馬上要脫離社會主義陣營，加入西方集團。他們要改組政治局似乎是堅決的。對於這種情況，蘇聯方面到底採取什麼方針？無非一種是軟的辦法，一種是硬的辦法。所謂硬的辦法就是派軍隊，把他壓下來，比如武裝干涉﹔軟的辦法是勸告他。勸他，他不聽，剩下一個就是讓步。他要改組政治局，就讓他改組，承認哥穆爾卡為首的中央，同他打交道，在平等的基礎上跟他合作。他不是要獨立要平等嗎？就讓他獨立，跟他講平等。這樣，就可以爭取到波蘭留在社會主義陣營裡面，留在華沙條約裡面”（《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16頁。）。但是，對匈牙利事件，事件還未平息時，中國共產黨內部就認為，匈牙利事件與波蘭事件不同。“匈牙利確實存在反革命勢力策劃叛亂。事件的性質是反革命性質。”“匈牙利的情況同波蘭完全不同……在匈牙利的蘇軍既是根據華沙條約又是應匈牙利政府邀請幫忙維持秩序的。顯然，現在匈牙利黨和政府無法控制局勢，這時如果蘇聯不幫一把，撒手不管，匈牙利這個社會主義陣地就會喪失。”（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系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46、29頁。）毛澤東更將二者進行一個形象的比喻——“波蘭一股風，匈牙利一股七級風，把一些人吹動搖了，思想混亂。”（《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25頁。）很顯然，波蘭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在當時的中國共產黨看來，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為此，他們還征詢當事者的意見來加以驗証。1956年12月初，毛澤東致電正在波蘭訪問的周恩來，明確指示：“關於匈牙利十月事件和波蘭十月事件有根本不同的性質這個問題，也請你同波蘭同志談一下，並征求他們的意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63頁。）在中共領導層看來，波蘭事件主要是由國內矛盾引發的，波蘭黨和政府提出的要求與蘇共平等對話的立場正與中國共產黨的要求相一致。但是匈牙利事件不同，它具有明顯的敵我矛盾性質。這也就是為什麼在此后的歷次講話和相關文章中，毛澤東多次強調匈牙利事件而較少提及波蘭事件的一個主要原因。而且，中國共產黨深以匈牙利事件為鑒，提醒黨員領導干部必須警惕在中國國內發生匈牙利事件的危險，“這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第285頁。）。

在上述認識的基礎上，結合中國國內在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年初“大約共有一萬多工人罷工，一萬多學生罷課”（《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0冊，第154頁。）的不安定因素，促使中國共產黨進行深刻反思。一方面，黨內部分領導人認識到，東歐國家和我國出現的問題是黨和政府在領導方式上的官僚主義的結果﹔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開始認識到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重要性，“匈牙利事件証明，我們每個國家把工作做好是多麼重要。中國的群眾很好，就是很窮，經濟落后，文化落后，還要幾十年才能改變這種情況。政治情況較好，這就是說人民是團結的。在團結方面也還有些問題，人民內部不是沒有矛盾的，工作中也有缺點，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也還存在，有些地方影響了黨和群眾的關系。這些缺點要整，我們准備在全黨整頓作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102—103頁。）正是國內外兩方面的經驗和教訓，最終促成了1957年以反對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為主要內容的整風運動。

此外，中國共產黨在協調蘇波關系時也開始思考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系問題，並由此提出社會主義國家之間也應該遵循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參考資料》對各社會主義國家在事件發生時的基本態度進行了連續的關注。盡管這些國家仍然聽從蘇聯的指示，但是我們也從波蘭和蘇聯官方媒體的論戰中看到了蘇聯主導地位在一定程度上的動搖。在波蘭方面一再強調與蘇聯的友誼的同時，他們也要求兩國之間完全平等的關系。中國共產黨在波匈事件期間的居中調停時就已經明確提出：“蘇聯是不是可以對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在政治上、經濟上放手，放開，讓這些國家獨立自主。”當時在蘇聯的中共代表團團長劉少奇在轉達中共建議時還提出：“我聽毛澤東同志講過，在社會主義國家之間，也可以實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18頁。）蘇共在反對和辯解之后，最終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建議，並於1956年10月30日發表了《蘇聯政府關於發展和進一步加強蘇聯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友誼和合作的基礎的宣言》，對蘇聯在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之間關系上的錯誤，作了自我批評。中國政府隨即在11月1日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於蘇聯政府宣言的聲明》，指出：“社會主義國家都是獨立的主權國家，同時又是以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和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精神團結在一起的。因此，社會主義國家的相互關系就更應該建立在五項原則的基礎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於蘇聯政府宣言的聲明》，《人民日報》1956年11月2日。）波匈事件之后，周恩來於1957年1月應邀赴蘇聯協助處理蘇波問題，聽取了蘇、波兩國對事件的回顧和雙方的訴求，在發回國內的總結報告中指出了蘇聯方面在處理事件過程中的失誤，並將之上升為思想問題：“（一）蘇共領導同志的錯誤基本上是思想問題。他們常把蘇共的利益同兄弟黨的利益、個人領導的利益同黨的利益、蘇聯的利益同世界人民的利益對立起來。（二）中蘇關系問題。現在正是大敵當前，所以蘇聯同志對中蘇團結態度甚殷。但是我看蘇聯領導者並非心悅誠服。（三）在國際局勢的問題上，我覺得他們考慮或者應付具體的現實問題多，缺乏對於整個局勢的全面分析和預見，考慮和討論世界戰略和遠景問題很差。在策略問題上由於原則性不夠明確，故有時靈活無邊，常常不能通過具體策略的正確運用去圓滿地實現總的戰略方針。更主要的是他們缺乏對於局勢的好壞兩種估計，缺乏辯証觀點，所以在國際事務中也常有發生使人擔心的事件的可能。我覺得對他們不做工作已經勢在不許，但是又絕不能求成太急。”（《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72頁。）

在和平共處基本原則的大前提下，中國共產黨認為，各個社會主義國家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應該有自己的特色。“我們跟蘇聯同志說，十個指頭，九個指頭是擁護你們的，是跟你們一致的，隻有一個指頭我們有矛盾，我們不同意你們一些事情。中國和蘇聯兩個國家都叫社會主義，但蘇聯和中國的民族不同。至於所做的事，那有很多不同。”（《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33頁。）中國共產黨在協調蘇波、蘇匈關系中，在闡述中國共產黨對事件的態度時，也提高了自己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地位。比如，波蘭方面在中國共產黨居中協調時肯定了“中國經驗”，“在這方面，我們看到了中國經驗，也採用了這種經驗。中國在解放前，在許多問題上和共產國際也不是一樣的……我們都認為是由於中國的幫助，才使我們免除了發生像匈牙利那樣事件的危險”（《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41—42頁。）。

從《參考資料》的報道中，我們可以看到西方國家在波蘭事件和匈牙利事件過程中牢牢佔據了國際社會的話語權。“帝國主義”因素在事件中的作用不可能不引起中共領導人的注意。11月30日，毛澤東在修改給訪問印度的周恩來的電報稿中指示：“此外請你看形勢，對於西方在匈牙利組織顛覆活動一點，在適當時機加以揭露，你以為如何？”（《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38頁。）在中國共產黨看來，這是“帝國主義陣營同社會主義陣營之間，帝國主義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壓迫民族之間，帝國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之間”（《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第562頁。）的敵我矛盾。同時，從匈牙利事件的教訓中，中國共產黨更加關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修正主義思想。毛澤東將這種思想的苗頭指向蘇共二十大，“說到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我想講一點。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列寧這把刀子我看也丟掉相當多了。十月革命還靈不靈？還可不可以作為各國的模范？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的報告說，可以經過議會道路去取得政權。這個門一開，列寧主義就基本上丟掉了。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是階級斗爭沒有搞好，那麼多反革命沒有搞掉，沒有在階級斗爭中，分清敵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論和唯物論。現在呢，自食其果，燒到自己頭上來了”（《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33—34頁。）。由於對西方顛覆活動和小資產階級思想侵蝕黨內領導干部的擔心，以及對黨內存在修正主義的疑慮，在當時國內不少高級知識分子提出“大民主”的建議時，毛澤東深表戒心，導致1957年反右擴大化的發生。在越來越緊張的國內外形勢下，階級斗爭重新被確定為社會的主要矛盾，中國自此走上了長達20年的曲折發展歷程。

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從這兩起事件中認識到，必須拓寬黨員領導干部的國際視野，提高他們的辨別能力和免疫力。“要見世面，要了解國際情況，敵人的情況。我們准備擴大發行《參考消息》，准備從過去兩千份擴大到三十萬份，發到縣一級，黨內黨外都可以看。要使我們的人懂得外界的事情。我就贊成出蔣介石全集。就是說，要見世面，要經風雨，不要藏在暖室裡頭，暖室裡頭長大的東西是不牢固的。”毛澤東將擴大《參考消息》的發行比喻為“種牛痘”，“發行《參考消息》以及出版其他反面教材，就是‘種牛痘’，增強干部和群眾在政治上的免疫力”。（《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88、70頁。）

（本文作者黃曉丹，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孫代堯，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100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