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內最早使用"黨的生活"的是誰【2】

■毛澤東提出“黨內生活政治化”這一概念，更加凸顯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特性

大革命后期，受當時黨中央主要領導人影響，“家長制”、“一言堂”現象嚴重，破壞了黨內生活的正常開展，黨的事業遭受重大挫折。大革命失敗后，黨的工作重心開始向農村轉移，黨員成分發生很大變化，大批先進農民加入黨組織。1927年3月工人成分黨員佔53.8%，農民成分佔18.7%，至1928年六大，農民成分則達76.6%。表現到黨內，非無產階級思想問題越來越突出，嚴重妨礙黨的路線的貫徹執行，黨內政治生活出現異常。黨的領導人很快意識到黨內生活的不正常，特別是毛澤東同志在新的革命探索實踐中開始思考黨內生活正常化問題，第一次提出“黨內生活政治化”。

1929年12月古田會議召開，毛澤東親自起草會議決議，從“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黨的組織問題”“黨內教育問題”等方面，批評和糾正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提出紅四軍黨內各種不正確思想的來源是由於黨的組織基礎的最大部分是由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成分所構成的，但黨的領導機關對於這些不正確思想缺乏一致的堅決的斗爭，缺乏對黨員做正確路線的教育﹔第一次提出“教育黨員使黨員的思想和黨內生活政治化、科學化”的論斷，開啟了“著重從思想上建設黨”的新思路。同時，強調黨要“理論聯系實際，實行馬克思主義”，要注重調查研究﹔要善於運用批評與自我批評這個武器，“黨內批評要防止主觀武斷和把批評庸俗化，說話要有証據，批評要注意政治”。

鑒於當時黨內的狀況，毛澤東著重強調政黨的政治性，實現了由“黨內生活”“黨的生活”等向“黨內生活政治化、科學化”的重要轉變。“政治化”強調堅持黨的主張和原則，強調堅持黨的性質和宗旨，強調堅持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保証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科學化。在當時條件下，初步回答了黨在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條件下，如何從加強黨的思想建設入手，保持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和建設黨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問題，成為我們黨積極開展思想斗爭、嚴格黨內政治生活並取得成效的重要開端。之后，雖然沒有提出“黨內政治生活”這一概念，但“黨內生活”“黨的生活”等相關概念一直沿用，並且在長期革命實踐探索中，黨內生活的政治性一直被強調。

1935年召開的遵義會議，積極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依照民主集中制原則，抵制了共產國際的錯誤領導，結束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黨中央的統治，第一次獨立自主解決自己的問題，黨內政治生活出現新局面，成為黨內政治生活正常化的一次生動實踐。

抗日戰爭時期，“黨內政治生活”內涵不斷豐富。六屆六中全會重申黨的紀律，提煉出“四個服從”，用嚴格的紀律規范黨內生活﹔特別是延安整風成為黨的歷史上最為全面、最為集中的黨內政治生活實踐。經過延安整風，黨徹底排除了錯誤路線的干擾，初步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形成了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三大優良作風﹔黨的七大黨章闡釋了“民主集中制”的深刻內涵，第一次規定了黨員的各項權利和義務，把黨的政治紀律建設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

解放戰爭時期，為克服長期游擊戰爭形成的黨內錯誤習慣，我們黨陸續制定了《關於建立報告制度》《關於健全黨委制》《黨委會的工作方法》等一系列文件，規范黨內政治生活。1949年3月在七屆二中全會上，面對黨的工作重心即將由農村轉向城市、從戰爭轉向生產建設的情況，毛澤東提出“兩個務必”，即：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並提出“六條規定”，預防黨和軍隊腐敗。經過新民主主義時期黨的探索實踐，黨內政治生活的基本規范初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