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大智慧處理香港回歸

在革命戰爭年代，鄧小平曾五次踏上過香港這片土地。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處理香港回歸的歷史重任又落到了鄧小平身上。他以偉人的智慧，提出了香港回歸“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與撒切爾夫人就香港主權問題進行了艱難談判，堅持香港駐軍，主持完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基本法》。1997年7月1日，香港順利回到祖國的懷抱。鄧小平與香港回歸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緊緊聯系在一起。

毛澤東會見希思時說，“香港是割讓的，九龍是租借的”，說著指了指鄧小平等人說：“到時候怎麼辦，我們再商量吧。是他們的事情了。”

鄧小平在謀劃香港回歸時，曾經表達了在中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后，去香港走一走看一看的願望。很多人以為他從未去過香港。其實，他在早期的革命活動中曾經五次來到香港，盡管來去匆匆，可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0年9月11日，年僅16歲的鄧小平和84名四川籍學生，由上海乘法國郵船，開始赴法勤工儉學的旅程。9月14日，鄧小平和同船的同學抵達香港。這是鄧小平第一次到香港。同行的馮學宗在日記裡這樣寫道：香港“背山面海，樹木陰翳。商旅雲集，街市寬闊，屋宇齊整。此地貿易之人，雖是中國人，但那種種的管轄權完全屬於英國人，英人自得此地后，訂立了許多束縛華人的條例，近已成為沿海最繁華最緊要的商埠了”。這想必也是鄧小平對香港的最初的印象了。

1929年七八月間，鄧小平奉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派遣，告別妻子張錫瑗，坐上南下的船，經過香港赴廣西開展革命工作，這是第二次到香港。次年1月，鄧小平因向中央匯報工作，取道香港來到上海，這是第三次到香港。1月底，他取道香港回到廣西，這是他第四次到香港。1931年 2月，鄧小平率領紅七軍到達廣西。他奉命往上海向中共中央請示匯報，由韶關經廣州到香港，再由香港到達上海，這是他第五次到香港。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政府的一貫立場是：香港是中國的領土，中國不承認帝國主義強加的三個不平等條約，主張在適當時機通過談判解決這一問題，未解決前維持現狀。

1974年5月24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住處會見英國保守黨領袖、前首相希思，周恩來和鄧小平等在座。毛澤東以他特有的風格，與客人縱論天下大事。當希思談到英國可以給中國提供技術和技能方面的幫助時，毛澤東說：“你們幫助我們，我們高興。你們剩下一個香港問題，我們現在也不談。香港是割讓的，九龍是租借的，還有二十四年。”說著，他指了指鄧小平等人說：“到時候怎麼辦，我們再商量吧。是他們的事情了。”

1977年7月17日，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一致通過決定，恢復鄧小平因天安門事件被罷免的黨政軍領導職務，他第三次被起用。擺在他面前的工作千頭萬緒，可撥亂反正、恢復經濟才是最緊迫的工作。10月2日，他會見參加國慶活動的港澳各界同胞代表團和香港知名人士利銘澤和夫人。他在談話中說：“說什麼‘海外關系’復雜不能信任，這種說法是反動的。我們現在不是海外關系太多，而是太少。海外關系是個好東西，可以打開各方面的關系。”鄧小平在這裡明顯地透露出一個強烈的信息，包括港澳台在內的海外關系是正常的人際關系，中國經濟建設離不開海外關系這個“好東西”。

鄧小平恢復工作后，便開始重視香港問題，思考“香港主權”的事情。1978年4月，國務院成立港澳事務辦公室。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籌備和召開第一次港澳問題會議。會議開了將近一個月，對一些錯誤的極左的政策，進行正本清源，旨在改善與港澳工商界的關系。廖承志遵照鄧小平的指示，對一批香港客人保証，香港可以長期保留它的現行制度，中國不會在香港搞群眾運動。

1978年12月，外貿部長李強前往香港，主要任務是考察香港怎樣能為中國，尤其是廣東的現代化建設提供幫助。李強在香港首次宣布，中國將接受外商投資，歡迎貸款。李強還經鄧小平同意，正式邀請香港總督麥理浩訪問北京。1979年3月29日，鄧小平在北京會見香港總督麥理浩。他說：“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個問題本身不能討論。但可以肯定的一點，就是即使到了一九九七年解決這個問題時，我們也會尊重香港特殊地位。”

他明確表示不同意麥理浩提出的香港回歸，新界仍由英國管理的意見。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不影響投資者的投資利益，這就是：在本世紀和下世紀初相當長的時期內，香港還可以搞它的資本主義，我們搞我們的社會主義。就是到一九九七年香港政治地位改變了，也不影響他們的投資利益。麥理浩訪問北京和鄧小平的會見，給國際社會透露了一個重要的信息，即中國政府已正式把香港問題提上了議事日程。

1981年9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就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問題，對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提出著名的九條方針政策，又稱“葉九條”。

1982年1月11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華人協會主席李耀滋時，把“葉九條”概括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即“一國兩制”。他說：“九條方針是以葉副主席的名義提出來的，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兩種制度是可以允許的。他們不要破壞大陸的制度，我們也不能破壞他們那個制度。國家的統一是我們整個中華民族的願望。……我們講大政方針。沒有這樣的氣度不行。”

鄧小平正是以“這樣的氣度”縝密地思考香港回歸的問題。4月6日，鄧小平在北京會見英國前首相希思，他們之間的對話已經勾勒出“香港回歸”的基本路徑。希思回憶起1974年與毛澤東會見時，毛澤東所談香港回歸的往事，他問：“現在離一九九七年隻有二十四年的時間了，你是如何考慮在這個期間處理香港問題的?因為很多人都要在香港投資，怎樣才能使投資者不要擔心呢？”

鄧小平回答：“香港的主權是中國的。中國要維護香港作為自由港和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影響外國人在那裡的投資，在這個前提下，由香港，包括在香港的外國人管理香港。我們新憲法有規定，允許建立特別行政區，由香港人自己組成政府，不管是華人、英國人或其他人都可以參加，可以做政府雇員嘛，甚至成為香港政府的成員都可以考慮。香港的各種制度也不變，對外可用‘中國香港’的名字發展民間關系，如貿易、商業關系。……如果中國那時（1997年）不把香港收回來，我們這些人誰也交不了賬。新界的租讓，香港島、九龍半島的割讓，是過去不平等條約定的，現在實際上是廢除條約的問題。”

鄧小平在會見國慶35周年港澳同胞觀禮團時說：“港人治港不會變。由香港人推選出來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

1981年7月18日上午，鄧小平會見香港《明報》社長查良鏞，也就是著名的武俠小說作家金庸，這是鄧小平恢復工作后會見的第一個香港同胞。金庸一直是鄧小平的仰慕者，他為鄧小平1976年的不公鳴不平。鄧小平復出后撥亂反正，推行改革開放，大力發展經濟。金庸又通過《明報》予以報道，使海內外更真實地知道改革開放后的中國。

金庸來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見到鄧小平時，躬身行禮，謙恭地說：“我一直對您很仰慕，今天能見到您，感到榮幸。”鄧小平迎上前去，握著他的手說：“歡迎査先生。我們已是老朋友了。你的小說我讀過，我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書中的主角大多歷練磨難才成大事，這是人生規律。”鄧小平和金庸暢談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形勢， “重出江湖”的鄧小平對未來中國充滿信心，給金庸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

金庸作為中國優秀的知識分子，雖身在香港卻對祖國統一充滿熱切的希望。早在1981年2月，他就在《明報》撰寫了《關於香港未來的一個建議》，表示：有關香港的未來，中英雙方的想法相當一致，維護香港現狀，對各方都有利。他提出三點建議：一、香港是中國的領土﹔二、香港的現狀保持不變﹔三、中國如決定收回香港，應在15年之前通知英國政府。金庸所反映的意見和建議，體現出居住在香港的絕大多數中國人的良知和底線，自然也為中國政府所接受。1984年9月26日，中英兩國草簽了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金庸立即作出反應，稱鄧小平的“一國兩制”是“天才的設想”，超越了英國人的預測，並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稱之為“一言可為天下法，一語而為百世師”。

1982年3月20日，鄧小平會見香港工商界知名人士查濟民，向他介紹了中國政府解決香港問題的方針政策。他指出：“在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這件事已經定了。一切文章都在這個前提下做。現在，主要是研究這個文章怎麼做的問題。”在查濟民談到香港一百多年來都是英國人統治，香港人沒有機會參政，香港回歸后培養管理香港的人才是個很大的問題，建議成立幾個政治性團體，以便培養這方面的人才時，鄧小平指出：“這個建議很重要，為了培養治港人才，需要建立一些政治性團體。”

同年4月27日，鄧小平訪問朝鮮，他在與金日成談到香港問題時說：“現在我們定的方針是，到一九九七年包括香港島、九龍半島、新界整個收回。英國的盤子是放在繼續維持英國的統治這一點上的。這不行。在中國，不管哪個人當政都不會同意新界延長租期。……到一九九七年，香港島、九龍半島、新界，中國全收回。在這個前提下，維持香港自由島、國際金融分中心的地位。我們設想，那時香港收回，維持自由港和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的社會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香港由香港人自己管理，組織地方政府，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挂中國國旗，也可能有個地方的旗幟，這可以商量，因為它也有些外事活動和國際交往。保留這樣一個香港對我們益處比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