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取蘇聯解體教訓 反對歷史虛無主義

習近平同志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實現偉大夢想，必須進行偉大斗爭。社會是在矛盾運動中前進的，有矛盾就會有斗爭。我們黨要團結帶領人民有效應對重大挑戰、抵御重大風險、克服重大阻力、解決重大矛盾，必須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任何貪圖享受、消極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為都是錯誤的。”中國人民的偉大夢想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任何與此目標相悖的做法都是錯誤的，必須與之進行偉大斗爭，而其中的關鍵就是反對一切質疑黨的領導和黨領導的偉大工程的斗爭。這是一項極為重要的政治任務，不僅關系到我們黨的生死存亡，也關系到國家和民族復興大業能否成功。如果我們對重大挑戰、重大風險、重大阻力、重大矛盾掉以輕心，就可能葬送我們黨歷經數代領導人開創的偉大事業，蘇聯解體就是黨放棄了領導地位從而導致國家分崩離析的活生生的事例。盡管在蘇聯解體的過程中，經濟、政治、民族、文化、外交等很多因素都起了助推器的作用，但不可低估的是意識形態的瓦解，而意識形態領域的進攻正是從歷史虛無主義開始的。

一、俄羅斯與歷史虛無主義的淵源

虛無主義的詞源是拉丁語“nihil”，意為“什麼也沒有”。最初弗裡德裡希·海因裡希·雅各比將其引入哲學領域，后尼採構建出“經典的虛無主義”[1]哲學，並賦予其“使世界，特別是人生，沒有目標、價值、真相和意義”的涵義，而海德格爾將虛無直指存在，認為“‘虛無主義’之虛無意味著：根本就沒有存在……它被遺忘了”[2]。后現代主義哲學家讓·弗朗索瓦·利奧塔和德裡達則將認識論及倫理體系推至極端的相對主義，否認真理、價值、歷史進程和人類追求的意義，從而也就否定了西方文明所建立的基礎。上溯古希臘形而上學的鼻祖，下到仍在世的后現代主義大師，虛無主義作為西方哲學的一股思潮，可謂久矣。在這樣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俄羅斯也不能逃脫虛無主義思想的散播，從文學界到思想界受到廣泛的影響。

1862年，屠格涅夫發表小說《父與子》，主人公巴扎羅夫被稱為“虛無主義者”，他質疑一切、不服從任何權威，這個人物形象在俄羅斯文壇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此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與罰》《群魔》和《卡拉馬佐夫兄弟》等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虛無主義者的鮮活形象。就連大文豪列夫·托爾斯泰也不例外，作為一個典型的法律虛無主義者，他企圖用道德律令來代替法律。[3]至於虛無主義在思想界的影響，由於“19世紀俄羅斯的思想直接可以說是德國思想的附庸”[4]，而彼時費希特和青年黑格爾派正在虛無主義的道路上愈走愈遠，所以俄羅斯的歐化派知識分子，如恰達耶夫、斯坦凱維奇、別林斯基、赫爾岑和巴枯寧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虛無主義。他們將虛無主義貫穿到自己的行動中，開展了否定舊傳統和舊價值的思想解放運動和社會運動。俄國大思想家別爾嘉耶夫指出，俄羅斯的虛無主義背后隱藏著宗教和道德動機，旨在要求歷史的終結，並期待新生活在終結后開始。[5]

由此可見，早期虛無主義在俄羅斯的傳播具有一定革命性，可稱“激進運動的思想啟蒙”。只是隨著歷史的前行，虛無主義的形而上學本質越發突顯，並最終演化為人類進步思想的敵人，暴露出局限性和反動性的一面。表現在歷史態度和歷史評價上，虛無主義的主要特征是片面孤立地看問題，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或持雙重標准，或以偏概全，否認歷史的規律性，否認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認為已經發生的一切都沒有真相，完全可被改寫。蘇聯建立后，經過斯大林時期、赫魯曉夫時期和戈爾巴喬夫時期的醞釀發酵，歷史虛無主義蓄勢已久，最終在蘇聯解體的關鍵時刻起了關鍵作用。

二、歷史虛無主義是蘇聯解體的原因之一

客觀、全面、准確地書寫歷史和評價歷史，是批判歷史虛無主義的前提。文過飾非、全盤推翻、模棱兩可和以偏概全都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必然為歷史虛無主義打開缺口。斯大林時期的歷史虛無主義主要表現在個人崇拜上，對領袖豐富的政治和社會實踐的臉譜化、絕對化描寫降低了可信度和真實性，一旦負面信息被放大，就會對領袖形象造成顛覆性的破壞作用。1956年2月24日，赫魯曉夫在《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秘密報告中講到,斯大林濫用權力,違背了列寧處理黨內斗爭的原則和方法,並且拋棄了列寧說服教育的工作作風,把黨內的正常爭論看成是對敵斗爭,走上了大規模鎮壓和清洗的道路。赫魯曉夫把這一切主要歸結為斯大林個性缺陷和個人品質所致。“我們不能說這些都是渾頭渾腦的暴君的所作所為。他以為,這一切都是為了黨的利益、工人群眾的利益和為了保衛革命的成果所必須做的。”[6]赫魯曉夫的話使克裡姆林宮外的普通群眾感到震驚。沒有人在意赫魯曉夫的前半句“我們不能說”，而是記住了后半句“這些都是渾頭渾腦的暴君的所作所為”。不去具體分析當時的歷史背景和個人情況，而是片面強調斯大林的缺點和錯誤，完全抹殺斯大林的歷史功績，這正是歷史虛無主義的特征。

1964年，蘇聯共產黨10月全會上,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魯曉夫成為蘇共的最高領導人,開始強化意識形態控制和書報檢查制度。但是，“要想走回頭路是決不可能的了。即使在1964年10月中央全會罷免了赫魯曉夫以后也是如此。想要扭轉非斯大林化進程的企圖失敗了,而持不同政見運動反倒發展起來了。”[7]持不同政見運動從最初的廣場集會，發展到非正式組織，這時已形成了三個比較重要的派別：有羅伊·麥德維杰夫為代表的民主社會主義派,薩哈羅夫為代表的西方派和索爾仁尼琴為首的新斯拉夫派。1964年羅伊·麥德維杰夫開始定期發行一種被西方稱之為《政治日記》的地下刊物。1965年，因“非法出版物”而獲罪的西尼亞夫斯基和達尼埃爾事件發生后,地下出版不僅沒有減少，反而更加蓬勃發展。大量揭露斯大林時期鎮壓內幕的回憶錄、簽名人數眾多的抗議信件、請願書、聲明、批評政府對持不同政見者處理方法的文章,以及法庭審判的各種法律文件和被告人的辯護詞在私下出版物上廣為傳播。通報形式的定期刊物開始大量涌現,像《時事紀事》、《自由思想》、《烏克蘭通報》、《移居》、《立陶宛天主教紀事》等等,內容也轉變為時事政治和經濟評論,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的運動綱領廣泛流傳。大批在國外出版的蘇聯持不同政見者的書籍私自流入蘇聯，外國作家的禁書也通過各種渠道進入蘇聯,被翻印或者以手稿的形式在暗中流行。一時間信息爆炸，真假混淆，謬種流傳。

80年代中期，蘇聯解體的關鍵人物戈爾巴喬夫上台。他提出：“我們肯定輿論多元化，擯棄精神壟斷的做法。”[8]實際上，就是放棄黨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在文化領域實行新自由主義。為更好地貫徹自己的意圖，戈爾巴喬夫重用亞·雅科夫列夫，取代葉·利加喬夫來主管蘇共意識形態工作。亞·尼·雅科夫列夫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蘇共背棄共產主義理想、放棄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思想地位的代表人物。1985年12月，作為戈爾巴喬夫當時的親信，雅科夫列夫進言道：“在我國的實踐中，馬克思主義不是別的，而是一種新的宗教，它屈從於專制政權的利益和它任性的要求。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條主義的闡釋，其危險足以使任何創造思維甚至經典思維都毀滅殆盡。魔王，它就是魔王……必須在理論上做出這樣的突破，才能制止極權主義和對自由、創造的蔑視，才能結束意識形態的單一化……問題就不僅僅是拆除斯大林主義，而是替換掉千年沿襲下來的那個國家模式。”[9]他對十月革命怨恨不已，號召要徹底肅清布爾什維克主義，對布爾什維克主義斬草除根。雅科夫列夫說道，馬克思主義從一開始就充塞繁瑣哲學、解決問題的簡單處方、迷惑人心的烏托邦觀點，布爾什維克主義除了無道德和犯罪行為以外不可能產生別的什麼。[10]在肆意詆毀蘇聯歷史和蘇聯制度的同時，雅科夫列夫對資本主義贊不絕口。他言道：“資本主義帶來了實用主義的倫理。在資本主義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中體現了崇高的理想主義，它依據的是清醒的、腳踏實地的現實考慮。[11]不難想像，戈爾巴喬夫當政期間，一個極力反對和抵制馬克思列寧主義、仇恨十月革命和布爾什維克運動的人，進入了蘇共的領導核心，成為蘇共意識形態工作的主要負責人，蘇共從內部被搞垮就不足為奇了。

戈爾巴喬夫上台后，不僅沒有對思想陣線加強管理，反而強調“不論是今天的痛處或是過去歷史上的悲慘事件，都可以成為報刊分析的對象”，將思想領域的混亂進一步擴大化。在“歷史反思熱”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歷史教科書修訂和歷史檔案揭秘。1986年11月，在全蘇社會科學教研室主任會議上，戈爾巴喬夫指責蘇聯歷史教科書存在著公式主義、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要求重新編寫歷史教科書。在1987年蘇共召開的紀念十月革命70周年大會上，戈爾巴喬夫作了名為《十月革命與改革：革命在繼續》的報告，聲稱要繼續60年代未完的事業，恢復歷史公正。[12]實際上，所謂的“歷史公正”就是徹底否定斯大林，進而批判列寧，動搖社會主義制度，推行戈爾巴喬夫自己全面右傾的“新思維”。1988 年6 月，蘇聯有關部門決定，取消本學期中小學歷史課考試，中小學歷史教科書需要重新編寫。隨后出現了各種版本的新編歷史教材，但大多質量不高，有的寫得過於抽象，有的矛盾百出。[13]某些史學家過於強調歷史污點，對包括衛國戰爭、戰后恢復在內的蘇聯歷史一概抹黑，蘇聯儼然成了“歷史的黑洞”。不同思想傾向的知識分子在教材中夾帶私貨，吵成一團。歷史教材編寫中的亂象一直持續到蘇聯解體后，引起較大爭議的有2003年多盧茨基編寫的《20世紀祖國史》，2007年菲利波夫的教師參考書《俄國現代史（1945—2006）》和巴爾先科夫與弗多溫合寫的教學參考資料《俄國史（1917—2009）》。各種版本眼花繚亂，學生們無所適從，不知取信於誰。歷史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與“歷史教科書”亂象同時存在的，是所謂“歷史檔案”揭秘問題。早在蘇聯解體和歷史檔案大規模解密之前，一些人有針對性和選擇性地曝光斯大林時期所謂“歷史檔案”——其實大多是無稽之談，故意丑化斯大林，為全盤否定斯大林和社會主義制度做准備。維克多·蘇沃洛夫，本名弗拉基米爾·博格丹諾維奇·雷岑，曾為蘇聯總參謀部情報總局工作，1978年叛逃至英國。此后，他出版了十多本關於蘇德戰爭和蘇軍的書，引起國際史學界，特別是俄羅斯、德國和以色列史學研究者和讀者的廣泛關注。蘇沃洛夫的核心觀點是：斯大林是希特勒世界大戰計劃的積極支持者，同時也是一個陰謀策劃者。斯大林知道蘇聯與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會導致英法對德宣戰，以此成功地把希特勒拖進了戰爭，自己坐收漁利。[14]如此荒誕不經的觀點卻在國際上博得眾多人的擁護和贊成，如蘇聯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薩哈羅夫就是他的擁躉，俄國歷史學家米哈伊爾·梅利久霍夫和美國作家埃裡克·馬戈利斯等人部分贊同他的觀點。他們說，希特勒從斯大林手中拯救了歐洲﹔1991年蘇聯不可避免地崩塌，這才是二戰的真正終結。[15]同樣荒謬的說法還有斯大林不會打仗，多虧了朱可夫才取得了勝利﹔斯大林曾經想向希特勒投降，通過保加利亞大使向德軍乞和。甚至還有更荒唐的，說斯大林與希特勒惺惺相惜，所以救了希特勒一命等等。這一切都打著“歷史檔案”揭秘的旗號，斯大林不僅沒有領導蘇聯紅軍取得二戰勝利的歷史功績，反而成為歷史罪人。這股歪風一直刮到蘇聯解體后仍未停止。近年來，國際上盛傳“斯大林是二戰的真正發動者”，就源自這些虛假的檔案揭秘。他們找到朱可夫的“先發攻擊計劃”藍圖，指出斯大林計劃以訓練為借口，在邊界大量部署軍隊，隨時准備切斷德國與羅馬尼亞的石油鏈，就得出了斯大林先於希特勒發動戰爭的結論，不僅隻字不提希特勒的“巴巴羅薩計劃”，甚至全然不顧二戰中德軍首先向蘇聯發動進攻的史實。實際上，誣蔑蘇聯先發作戰正是希特勒的陰謀，這是史學界早有定論的。

如果說教科書和歷史檔案是專家們的事情，那麼大眾媒體和文藝作品則對群眾意識影響深遠。80年代以后，蘇共主動打開思想領域的“閘門”，自由派人士逐漸把持了主要報刊和其他輿論工具。1986—1988年間蘇聯一批有影響的報刊先后被“新人”接管，包括《消息報》、《星火》畫報、《莫斯科新聞》、《共青團真理報》、《論據與事實》周刊、《莫斯科真理報》、《莫斯科共青團員報》、《青春》雜志、《新世界》雜志等。蘇共《真理報》、《共產黨人》雜志、《經濟報》等報刊的編輯部也大幅度調整。正是這些全蘇性質的主流報刊煽風點火、左右輿論，成為“公開性”運動的急先鋒。靠揭露歷史、暴露“隱蔽”材料，一些報刊的發行量劇增，《新世界》、《論據與事實》和《星火》畫報的發行量都高達幾百萬冊（份）。“解禁文學”廣為流行。1989年第6期俄羅斯聯邦作協的機關刊物《十月》發表格羅斯曼的中篇小說《一切都是流動的》，這是“蘇聯第一次對列寧主義和政治家列寧個人的公開批判”。小說大講列寧性格的兩重性,認為“列寧的悲劇不僅是俄國的悲劇,它成了世界的悲劇”，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是“隱蔽的奴隸制度”,俄國的社會主義思想是法西斯主義的先導。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公開指責列寧,把列寧說成是包括設立勞改營在內的一切鎮壓措施的始作俑者。從此以后,文學界以攻擊列寧為時髦。不僅是文學，電影戲劇也如此，幾十部被禁影片得以放映。1986年12月初開始，莫斯科15家影院持續三個月放映一度使輿論轟動的、影射斯大林的代表作《悔悟》。此片導演為格魯吉亞人欽吉斯·阿布拉澤，影片通過回憶獨裁者阿拉維澤殘暴肆虐的年代，隱喻斯大林時期的政治生活。該部電影的公映是蘇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崩潰的開始”。[16]1987年7月，莫斯科電影節閉幕式上，放映了長期被禁映的影片《政委》，描寫情緒激憤的群眾與紅軍發生嚴重沖突的經過。此后，一些電視台開始放映描寫阿富汗戰爭蘇軍傷亡和切爾諾貝利核電事故的紀錄片，引起社會的震動。這種影響強烈沖擊著多年的形成的思想觀念，群眾的思想和信念發生了動搖。

面對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蘇共不僅沒有積極作為，反而拱手讓出輿論陣地。1990年6月12日，《蘇聯出版法》的正式頒布更為媒體的自由化提供了法律基礎。在《蘇聯出版法》的鼓勵下，一些報刊先后宣布“自主辦報”，借機擺脫蘇共和主管部門的束縛。1990年前后，《消息報》的編輯和記者為獲得“財產和報紙的獨立和自由”與原所屬的蘇聯最高蘇維埃打得不可開交，結果卻是最高立法機構慘敗，失去了70多年的報紙。《消息報》變成俄羅斯激進自由派的先鋒報，一度為外資控制。在辦了登記手續的報紙中，蘇共掌握的僅佔1.5%。[17]此種背景下，各種攻擊、謾罵蘇共和社會主義制度的言論、文章紛紛出籠，反馬克思主義思潮泛濫，宣揚色情、暴力的報刊大行其道。報刊、電視、電台及出版社紛紛追求利潤，不但忘卻了政治責任，甚至失去了社會良心。嚴肅的學術著作和科普隊伍幾乎銷聲匿跡，隻能依靠內部印刷在小范圍內交流。

不停撼動蘇聯大廈根基並導致其坍塌的，絕不僅僅是戈爾巴喬夫一人或雅科夫列夫、葉利欽等幾個人。這其中既包括蘇共高層蛻變分子，也包括存有異見的知識分子、政論家、作家等，乃至聽信謊言、不明真相的群眾，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同時不可忽視的是，歷史虛無主義泛濫背后有國際因素。美國中央情報局一馬當先，聲稱要“調動一切手段，包括精神手段，摧毀敵人意志”。他們極力扶持不同政見者，將他們在蘇聯無法出版的書印制出來，再運送回國，通過各種渠道輸出擁護西方自由思想的出版物。在慕尼黑設立了“自由”電台,專門對蘇聯東歐國家進行宣傳和滲透。1976年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上報蘇共中央的材料詳細地記載了這方面內容,“僅僅在美國,根據中央情報局的任務,研究對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包括青年進行思想影響的就有大約80個研究中心和研究所……現在從資本主義本土向蘇聯進行廣播的有41個無線電台,一晝夜播音253小時,其中12個固定欄目中有7個是針對青年聽眾的。”大學生從西方電台獲得大量信息,“自由之聲”、“美國之音”和“法國浪潮”的全天廣播成為許多人了解西方的主要渠道，然而西方國家的敵對宣傳有其政治目的,是服務於自己國家利益的,而且在特定的時期裡是出於冷戰的需要,並非完全客觀公正,難免具有明顯削弱社會主義影響的傾向性。“自由之聲”廣播委員會負責人毫不隱晦其對蘇聯進行思想瓦解的宣傳宗旨:“對於廣大蘇聯青年完全不必要提出具體的正面的口號。隻要引起他們對周圍的氣憤就足夠了。”隻要不間斷地報道蘇聯持不同政見者運動,報道政府迫害不同政見者的行為,“這就會影響到聽眾的思想,使更多的人成為持不同政見者。”[18]通過成立人權組織等形式，蘇聯境內的新老持不同政見者與國際上取得了聯系，獲得了西方的呼應和支持。1970年，蘇聯成立了有索爾仁尼琴、薩哈羅夫等參加的“人權委員會”。1973年“大赦國際”在蘇聯成立分部。1975年以后，蘇聯社會出現了一些“赫爾辛基小組”，蘇聯境內的人權組織得以與境外裡應外合。一些持不同政見者成了西方大眾傳媒關注的中心，並獲得了世界聲譽。西方社會出於各種目的，開始對持不同政見者給予資助，蘇聯和東歐的一些持不同政見者經常得到津貼、獎勵和獎金。蘇聯一些作家或知識分子如帕斯捷爾納克、布羅茨基、索爾仁尼琴、薩哈羅夫等先后被授予諾貝爾獎。蘇聯當局以簡單、粗暴的方法處理持不同政見者問題，常常先關押、后流放，最后干脆驅逐出境。有時小題大做，有時費力不討好，不但沒能解決問題，反鬧得沸沸揚揚，結果使一些持不同政見者名揚蘇聯和世界。[19]

蘇共對意識形態領域的放任自流與簡單粗暴，乃至對歷史虛無主義的制造與縱容，給反對派以宣傳和傳播自己觀點的機會。在整個“民主化”與“公開性”運動中，蘇聯知識分子表現出強烈的兩面性。隨著“禁區”的不斷被打破，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和馬克思主義的地位一落千丈，沙俄統治和西方文明卻被抬高美化。有關俄羅斯文明較之西方存在著“歷史性缺陷”的說法風行一時。在80年代末期，蘇聯輿論界宣揚改革就是要“全面更換俄羅斯的文明模式和民族社會文化習俗”。[20]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高校和科學院系統原本多數知識分子保持沉默和堅持中間道路的局面被打破，激進自由主義派逐漸掌握了話語權。受1989年東歐風波的啟發，加上西方樣板的影響，他們追求急速轉型，公開提出“反中央集權”、“反蘇共一黨專制”、“民主、自由”等口號，提出拋棄原蘇聯一些加盟共和國尤其是中亞五國等“窮包袱”，要求俄羅斯脫離蘇聯獨立，進行徹底的市場化改革。

眼看蘇共大勢已去，蘇共的異己分子紛紛扔掉自己的黨証，一時間退黨者成為英雄。雅科夫列夫不滿於戈爾巴喬夫的軟弱和搖擺，與公開的退黨者葉利欽走到了一起。在與戈爾巴喬夫爭權的過程中，葉利欽完全拋棄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拋棄馬克思主義，主張非意識形態化。1991年，當選俄羅斯聯邦總統的葉利欽在美國紐約大學的演說中曾說：“俄羅斯已經做出了自己最終的選擇。俄羅斯不會走社會主義道路、不會走共產主義道路，它將走美利堅合眾國及其他西方文明國家走過的那條文明之路。”[21]在葉利欽的推動下，1991年12月8日，俄羅斯、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簽署《別洛韋日協議》，標志著蘇聯作為國際法的主體正式解體。表面上看這是民族分離主義的結果，但實際上這完全是蘇聯權力階層的抉擇。在國內外多種勢力的綜合作用下，存在了近70年的強大蘇聯崩毀坍塌了。

我們在反思蘇聯體制、蘇聯模式弊端的同時，一定不要忘記蘇聯解體的人為因素，尤其歷史虛無主義對民心黨心的瓦解作用。歷史虛無主義向人們灌輸錯誤的歷史觀，造成思想認識上的極度混亂，導致社會主義制度和政權合法性喪失，使聯盟失去凝聚力，使國家失去團結奮斗的基礎。蘇聯解體的教訓如此深刻，難道還不夠引起我們警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