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功和他的中共党史研究【2】

在日本的中共党史研究者中，不少学者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都有研究和评说，中西功亦然。他在1969年出版的《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一书中，高度评价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历史地位。他写道：“毛泽东在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中发挥了卓越的才干。他是一位军事天才，在中国这样一直以武装斗争形式为主的革命中，他确实是最为有用的人才。他在三十年的革命过程中竭尽一切努力，做出了各种各样的独创，缔造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中西功认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经历了非常有特色的四个时期——第一次大革命、苏维埃革命、抗日战争和人民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各个时期的具体纲领（总路线）并为之奋斗。在第一次大革命和苏维埃革命时期，毛泽东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尚未成熟，可以说处在修养时期。毛泽东在理论上进行精心创作是在西安事变之后。在这一发展时期，中共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掌握了高水平的领导艺术，这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进行了总结。那时，中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被命名为“毛泽东思想”。虽然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还不明确，但是它作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方针，经受了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所以它可以引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

关于毛泽东晚年思想，中西功先生在同一本书中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正处在高潮之时，其观点独特，十分有见地。他认为，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之所以产生种种分歧，关键在于他们把非常不同的观点和政治方针统统叫做“毛泽东思想”。中西功主张把毛泽东思想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经受了考验的毛泽东思想，即“七大”所确立的毛泽东思想；另一部分是今天的毛泽东思想，即1957年、1958年后展开的毛泽东思想。他认为，这两种毛泽东思想在政治内容上，在对事物的看法上和对世界形势的分析上都非常不同。中西功所分析的毛泽东晚年思想就是所谓1957年以后的毛泽东思想。

中西功对毛泽东晚年思想持批判态度。他认为，今天的毛泽东思想，其特点是没有把毛泽东在不同革命阶段的观点和路线加以区分，而是罗列在一起；这样一种形式上的特点反映了毛泽东晚年思想的本质，即把社会主义革命看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但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之后，社会现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中国问题的核心是毛泽东晚年思想与中国变化了的现实的矛盾。

中西功对晚年毛泽东思想的分析毫无疑问包含着合理的成分。例如，他把“今天的毛泽东思想”同“经受了考验的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的观点，接近后来我们关于毛泽东思想体系的观点；他把毛泽东晚年思想的起点定在1957年、1958年之后，认为晚年思想的错误同全面否定“八大”路线有直接关系，这也有其合理的一面，至于把毛泽东晚年思想概括为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虽然未必都能为人们所接受，但也有独到之处，可视为一家之言。由此可见，同中国的情形相似，毛泽东晚年思想及其经验教训，已经成为日本学者的关心课题，这是件好事。他们的研究态度比较冷静、客观，也已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其中不乏可供参考之处。

不过，从学术研究角度看，中西功的某些观点还是值得商榷的。其一，他对两种毛泽东思想的划分是不够准确的。在他看来作为科学体系加以肯定的毛泽东思想，似乎仅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所以他认为，毛泽东终究没有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这显然不符合事实。国内所讲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制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所构成的有机统一体。毛泽东晚年虽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方面犯了严重错误，但他诸如《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十大关系》等一系列著作中提出的许多基本观点，无疑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勇敢探索和正确认识。至于毛泽东本人是否是社会主义者，显然更不能根据他在有关理论问题上的贡献大小或失误来衡量。

其二，毛泽东晚年为什么会在理论和实践上出现重大失误，这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在我国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之初，全党都面临着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这样，在出现了一些新的紧迫问题时，思想沿惯性轨道向以往成功的经验寻求解决办法，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但是，把毛泽东晚年思想的本质归结为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难免过于简单化了。这里应当考虑到诸多因素，如对中国社会主义所处发展阶段缺乏足够清醒的认识，对国内外形势作出了偏颇的估计，对马克思主义某些观点产生了误解，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愿望，以及其他种种客观因素。这些因素以不同方式构成一股合力发挥着作用。我们对这一作用过程，应该进行更深入、更细致的研究。

中西功对毛泽东晚年思想的研究是有价值的。他对中共党史有关资料的熟悉程度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探索性研究成果令人敬佩。笔者在日本进行学术交流期间，曾不止一次地听日本朋友讲：“中西功是日本的毛泽东”，足见他在日本的影响力。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日语译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