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纠“左”到反右的逆转

在毛泽东看来，从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中央一直在领导全党努力纠正“左”的错误，而彭德怀、张闻天并未参与这种努力。毛泽东坚信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确的。１９５８年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属于工作中的问题，只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上海会议作出《关于人民公社十八个问题的决定》，人民公社“共产风”的问题已经大体解决；１９５９年５月提出钢指标降为１３００万吨，已经“完全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庐山会议只需要在这个基础上统一认识，通过一个调整指标的决定，大家照此去努力工作，形势就会继续好转。而彭德怀等却要求进一步深入纠“左”，系统总结教训，清理工作作风方面“左”倾错误的根源。因此，毛泽东认为，彭德怀等不是跟他一道去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实际上是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表示怀疑和反对，是向他和党中央的领导“下战书”，因而是右倾的表现。

当时，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党内外国内外有不少议论。一些干部、群众和党外人士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央反映了对当前形势的忧虑以及对领导工作中缺点错误的看法，其中也有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意见。一些人认为，现在台湾的内政搞的不错。蒋介石初到台湾，还以为共产党的政权可以巩固下去的，还没有回大陆的打算，可是大陆现在成了这样，就鼓励了蒋介石回大陆的野心。

毛泽东把这些批评和意见看作对党的攻击，把它们同庐山会议上中央领导层内部的争论联系起来，同1956年在反冒进问题上的分歧联系起来，又把国内的批评和争论同西方对中国的攻击和苏联赫鲁晓夫对中国的批评联系起来。毛泽东于是得出结论：党正处在内外夹攻之中，右倾已成为当前的主要危险。出于这种判断，他决心发动反击。

７月２３日，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他说：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有党外的右派，也有党内那么一批人，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我劝党内的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在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有些人在关键时刻就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定的。现在，又表现了资产阶级的泄气性、悲观性、动摇性，不能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重复了１９５６年反冒进的错误，在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压力下右起来了。他们不是右派，但已把自己抛到右派的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因为右派很欢迎这个论调。对于彭德怀信中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失有得”、“比例失调引起各方面的紧张”等说法，毛泽东逐一加以严厉批评。

这个讲话使会议气氛骤然紧张，形势急转直下。会议主题由纠“左”变为反右。７月２６日，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事是人做的，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线，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同日，毛泽东还批示印发李云仲向他反映意见的一封信。他在批语中说，现在党内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他还指出，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现在是应该反右的时候了。

由于党内不少人对１９５８年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缺乏深刻认识，由于毛泽东在全党长期享有崇高威望，由于党内个人崇拜现象的滋长，再加上少数人推波助澜，在７月２３日大会后，批评的矛头集中指向彭、黄、张、周，形成一边倒的局面。如果说２３日后的几天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还围绕着他们在会上的言论展开，那么，２６日后毛泽东“对事也要对人”意见的传达和对李云仲信批语的印发，批判彭德怀等人的调子明显升级，批判内容转为包括清算“历史旧账”在内的全面揭发和批判。许多人在发言中指责彭德怀等人要在庐山掀起一场斗争，反对总路线，攻击毛主席，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犯了路线错误。彭德怀等人虽然无法接受毛泽东的分析和会议的批判，但在高压之下也不得不在小组会上作检讨。

７月３１日和８月１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两整天会议，对彭德怀进行批判。会议认定彭德怀的信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说他与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结成“反党集团”，进行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有目的的活动，把矛头指向党中央、毛主席和总路线。林彪还说彭德怀是“伪君子”、“阴谋家”、“野心家”。

８月２日至16日，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此次全会是接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举行的。毛泽东在全会开始时的讲话中提出，要讨论两个问题：第一是修改指标问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将钢铁粮棉等指标压低；第二是路线问题。他说：我们反了九个月的“左”倾，现在基本上不是这一方面的问题了，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而是反右的问题。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