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黑龙江的早期传播【3】

三

在黑龙江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先进知识分子的宣传活动极为活跃。

与内地一样，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活跃在黑龙江，进行革命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传播，为首的是邓洁民。

邓洁民是黑龙江省宾县人，1912年，又考入天津南开学校。邓洁民在南开学校读书时，就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学习期间，缘于志气相投，邓洁民与下届同学周恩来等同台演讲，“结为莫逆之交”。

1914年，邓洁民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当时日本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最有影响的渠道。我们党的重要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人都是在留学日本期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更为巧合的是邓洁民与祖籍乐亭的同乡李大钊也于1914年考入早稻田大学，并且两人同学法政，同住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宿舍，朝夕相处，交谊甚笃，亲如兄弟。1915年，中国留学生总会领导了反对卖国条约的运动。邓洁民与李大钊积极参加，起草并发出呼叮全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通电。1916年，邓洁民协助李大钊为留日学生总会编辑出版《民彝》杂志创刊号。在日本留学期间，邓洁民在日本留学期间进一步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1917年6月，邓洁民回国。回国后，便开始筹办东华学校，以传播先进思想，培植社会中坚。他以南开学校为楷模规划一个建校雏形方案。这时周恩来也来到哈尔滨，与邓洁民共同研究办校方向问题。1918年4月1日，东华学校在哈尔滨市道外19道街正式开学。

为实现 “培植社会中坚人才，兼重德智体三育，以养成爱国精神，陶铸济世能力” 的建校宗旨。邓洁民先后从关内聘请了一些进步教师，多数是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学生，有的是他的同期好友。如赵松年、霍占一和刘天佑等。[9]另外还有北京各大学的进步学生。其中张昭德（又名张晋）就是北京俄文专修馆的学生，曾在北京参加社会主义学说研究会。毕业后，由张西曼推荐来哈尔滨，被邓洁民聘为该校俄文教员。张昭德到哈后仍与北京的李大钊、罗章龙、张太雷等保持联系。在东华学校任教期间，张昭德与邓洁民一起阅读俄文版的红色报刊和马克思主义著作，通过周末时事报告会向全校学生讲解。张昭德还与在哈尔滨的苏俄团体和共产国际驻满代表建立了联系，为一些赴苏考察和工作学习的中国知识分子牵线搭桥。

1917年夏，被称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的张西曼，认识了正在创建东华中学的邓洁民，受聘参予了东华中学的创办工作，并与邓洁民以及邓西园、于芳洲、霍占一、赵松年等成为好友。张西曼、邓西园、于芳洲等人经常集到一起对革命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从俄国革命到中国革命、再到世界革命；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到十月革命的胜利。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在邓洁民领导下，张西曼、邓西园、于芳洲、霍占一、赵松年成为东华中学著名的“五君子”，开始在东华学校宣传革命思想，他向东华学校师生介绍俄国革命的经过和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经过革命夺取政权的道理。时任东华学校教务主任的邓西园在回忆张西曼在东华学校任教时的情形说，东华学校里“有不少张西曼世界革命精神的体现”，张西曼“真正认识苏联，笃信世界革命一定会成功。西曼不但意志坚决，言词斩断，并且切实地作了宣传、领导的工作。他不是空谈者，他是实干家。”1919年7月，张西曼去北京大学和俄文专修馆任教，并同李大钊、陈独秀等秘密组织了社会主义学说研究会。仍与邓洁民和东华学校保持联系。[10]

1918年7月，“拒约运动”的发动者，邓洁民的同学、好友王希天也到东华学校，同邓洁民共同探讨国家前途。并进行演讲，揭露日本侵华野心，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卖国行径，发动群众投入这一爱国运动。王希天的宣传，激起了东华学校学生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愤怒，爱国之心油然而生。两人当时深受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以至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非常崇拜和景仰。邓洁民赞成列宁的主张，向往走俄国人的道路。每当报上刊登列宁的讲演，他总要向别人宣讲。这种信仰和崇拜在1924年他撰写的《哭王希天并悼列宁》文中可见一斑。文中写道：“列宁君，吾东方同志，君实为发大光者，吾与希天实仰望君，钦佩君，且常祝君之健康，而君今弃吾等千百万同志而长去矣。帝国主义野心家常咒君早死，今闻君之死耗，彼将豪喜，而千百万被压迫民族将何是赖？吾敬祈君感动一般在俄之同志，坚持君之宏大规模而前进不已，直到世界全体被压迫民族解放而后止。”这不难看出邓洁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为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而奋斗的真诚夙愿。

黑龙江的第一个中共党员马骏也曾在东华学校进行过革命宣传。马骏是黑龙江省宁安县人，也是南开学生。1919年五四运动后，邓洁民曾到母校天津南开专门会见过马骏，对他指挥京津学生在天安门前进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极为赞扬。20年代初，马骏曾多次到哈尔滨看望邓洁民。1920年8月，马骏到东华学校，邓洁民将校长室隔出半间让马骏居住。在半年多的时间里，马骏借在东华学校兼课之机，向学生进行革命宣传，介绍五四运动和国内外革命形势。邓西园回忆说：“马骏在东华学校任教的一段时间里，为东华学校增添了共产主义的色彩。”

以东华学校为宣传阵地的先进知识分子在黑龙江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对唤起人民的觉醒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起到重要作用。可以说这样一支先进知识分子群，虽然没有像北京、上海那样组成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组织，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但他们走在时代的前列，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他们的活动使黑龙江这个边陲大省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阵地。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东华学校迅速响应。在邓洁民的推动下，东华学校师生率先上街示威游行，进行讲演，要求力挽主权，取消“二十一条”。据有关史料记载：5月6日，哈尔滨东华、育才、三育等校学生率先走上街头游行示威。[11]要求取消“二十一条”。“5月24日，滨江东华中学校等校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警察厅“各巡岗皆特别加岗”，“巡长来往巡视”。“6月16日，滨江东华中学师生走上街头，演出《越南亡国泪》以警同胞”。“6月26日，东华中学组织的赴京津参观团回到哈尔滨，向哈尔滨各界报告京津学运情况，‘以资考镜’”。在祖国东北边陲的黑龙江，在东北军阀的残暴统治下，邓洁民为首的东华学校师生能有这样的举动，实难能可贵。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哈尔滨这座城市形成了澎湃激荡的红色革命空气，这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关内是难以见到的。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的瞿秋白记述中可见一斑。

1920年冬，瞿秋白作为较早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介绍十月革命新俄社会的媒体之一北京《晨报》的记者赴苏考察。由于铁路受阻，瞿秋白在哈尔滨一住就是50多天。在这里，瞿秋白意想不到的收获是“先得共产党的空气”。而且成了第一个向内地传出“哈尔滨是中国最早感受十月革命气息的城市”的中国人。他走过“偏脸子”、“三十六棚”等棚户区，看到穷困潦倒的工人苦力、“穷毛子”和像乞丐般生活着的中国同胞。接触采访了苏维埃派到哈尔滨的中东路局的官员，参加了他们的赤色政治活动，首次听到《国际歌》。他及时将所见多闻向《晨报》发出报道。这一过程，一方面证明了哈尔滨在十月革命后红火的政治面貌，另一方面积极向内地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他说：“劳工神圣，理想的天国，不在于智识阶级的笔下，而在于劳工阶级实际生活上的精进。”[12]在他的《饿乡纪程》中三次提到哈尔滨有共产党“空气”，有一处在空气一词下加着重点，词后还附加英语Atomosphere，特别予以肯定。瞿秋白参加了工党联合会庆祝十月革命三周年大会，使他更为震惊。他在《俄乡纪程》这样定到：只见“坛下挤满了的人，宣布开会时大家都高呼‘万岁’，这时全体到会者哄然起立唱《国际歌》，声调雄壮得很。这是我第一次听见《国际歌》”。[13]

瞿秋白是经历过五四运动群众罢课罢市，演讲呼喊，与警官肉搏这些轰轰烈烈的场面的，但是像欢呼十月革命的胜利，引吭高唱《国际歌》，纵情地畅谈共产主义，在北京则是根本不可能的，在中国的其它地方，连最激进分子也是无从想象的。虽然这类活动是俄侨中布尔什维克党、进步群众组织的，但也有许多中国工人参加。这种红火的政治气氛使瞿秋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就第一次看到了共产党的力量。

从以上的史实中，我们不难看出黑龙江哈尔滨是马克思主义向中国传播最早的前沿阵地。这一传播最先是由无产阶级政党俄国布尔什维克组织领导的，之后是旅俄华人和先进知识分子。这三股力量进行传播，从时间上看是最早的，从传播的特点上看受众者最多的是工人，从传播后的效果看，使黑龙江这个祖国边陲，封建军阀残酷统治的地方，工人运动空前高涨，反帝斗争风起云涌。正因为有了这样的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黑龙江哈尔滨才可能成为东北党组织建立最早的地方。正如1922年底到1923年初，罗章龙考察了中东铁路总工厂等处后肯定地指出的那样：“三十六棚是北满工人运动的中心，应成为党工作和活动的中心”。[14]罗章龙向北京执委建议派人来哈尔滨开展革命活动筹建党组织，由此，1923年东北第一个党组织在哈尔滨建立。（本文作者：中共绥化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