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教育运动【2】

首先是实行“大兵团作战”的办法，形成猛烈的斗争声势。1964年8月16日，刘少奇提出各省的社教运动，在一个地区可首先集中搞一个县，县以下各行各业和城镇的“五反”同时进行，这样“一个县可以集中工作队员数千人上万人，声势浩大”，并说“力量集中，领导加强，便于打歼灭战，便于掌握运动的火候”。根据这一部署，中央各部委、各省地县机关以及文教部门和高等学校，都抽调大批干部和高校师生，组成庞大的工作团。据统计，1964年秋冬至1965年春，全国仅各级干部就有一百五六十万人参加工作队；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地委主要负责人，也有相当一部分抽调到重点县搞“四清”蹲点。仅北京郊区的通县，就集中工作队员2万多人；天津郊区的小站大队仅1000多户，竟集中工作队员500多人。当时各重点县的工作队，均在万人上下。庞大的工作团队进村，形成群众运动的浩大声势。

其次是搞秘密的“扎根串连”，实行工作队包办代替。1964年9月1日，党中央转发《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即“桃园经验”），推广河北省委工作队在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四清”中“扎根串连”、采取秘密工作方式的经验。此后又决定工作团所在地的县委、县人民委员会由工作团党委领导，各区委和公社党委及其同级行政组织，则分别由工作团分党委和工作队党委领导。这样，县和县以下的各级党政基层组织和广大干部实际上都靠边站了。

第三是重复老解放区土改中曾经发生过的“搬石头”的做法，展开夺权斗争。1964年6月和10月，中央先后转发甘肃省委和冶金部党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报告》、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白银有色金属公司是国家在甘肃兴建的大型铜、硫生产基地。1963年3月，冶金部、甘肃省委工作组进厂搞“五反”运动，夸大企业存在的问题，断定这个厂已“被地主、资产阶级集团篡夺了企业的领导大权，变成为地主、资产阶级集团统治的独立王国”；工作组动员群众展开夺权斗争，对企业领导班子成员分别给予严厉处置。小站地区属天津市南郊区，下辖小站公社、北闸口公社和小站镇。1964年3月，陈伯达到这里蹲点，将这个地区的三个村党支部定性为“反革命集团”，认为建立了“反革命的两面政权”。以此为依据，陈伯达直接指挥了小站地区的“夺权斗争”。10月24日，党中央又发出《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要求“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的斗争，否则，要犯严重的错误”。随后不久，中央还进一步发出关于在问题严重的地区由贫下中农协会行使权力的批示。这些指示、批示和文件的下发，迅速助长了已经蔓延的夺权风。各地纷纷进行夺权斗争，重新建立各级领导班子，原来的大多数干部被赶下台。

不少基层干部对运动的这些做法存在怀疑和抵触情绪，中央认为这是基层干部抵抗“四清”运动。1964年五六月中央工作会议后，刘少奇到外地视察，认为多数地方运动搞得不深不透，反映了领导干部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10月，华北局致信刘少奇，反映山西、河北等省的县级领导干部在农村社教中有抵触情绪等思想动态。刘少奇当即代中央起草批语，并经毛泽东等其他中央领导人同意，于10月16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这个批语要求及时向地、县两级领导干部提出“反对右倾的问题”，克服“怕‘左’不怕右、宁右勿‘左’”的倾向。

城市的社教运动在1964年搞得也很紧张。当时工业交通各部的“五反”运动，本来已经于1963年结束，这时又在有的部如建筑工程部重新搞。1964年，全国工交系统组织了13万人的工作队，在1800个全民所有制企业开展运动，18个部委有45名正副部长带领22000多名干部蹲点。各省市区和第二轻工业部，还在730个集体所有制企业中开展了运动。运动中还出现了乱批乱斗的现象。毛泽东对工业企业状况的估计也过于严重。1964年12月，他在一个报告上批示：“我们的工业究竟有多少在经营管理方面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还更多些，要一个一个地清查改造，才能知道。”随后，毛泽东又在另一个报告的批注中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概念，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