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的筹备：毛泽东对新接班人的选择

“十大”召开前的筹备工作中，在毛泽东的思想上，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一方面，他确实在着手解决“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许多混乱现象，想把局势逐步引入正轨；另一方面，他又十分担心人们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因此，他认为党的十大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仍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针对社会上流传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的说法，毛泽东在3月25日政治局会议上批驳道：怎么能这样说呢?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集团揪出来了嘛，又把林彪集团揪出来了嘛，这是个伟大胜利。如果不是这场大革命，刘、林他们怎么能发现?怎么能打倒?此外，毛泽东重申了对待在林彪问题上犯有错误的人的政策，并指示要安排好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使国内工作逐步走上正轨。

在“十大”的筹备工作中，毛泽东着重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央领导班子的组成，包括林彪事件后需要再次选择自己的接班人。

他考虑新进人中央领导班子的条件主要有两个：一是要从工人、农民中直接选拔一批人，二是要年轻。他在九大后，特别是庐山会议和“九一三”后，“多次说要提工农出身的同志为党的副主席、常委。”1972年7月，他又说：“外国人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要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三十至四十之间，要工人和农民。老年、中年还要。你们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文化水平低一点，用一批知识分子扶助。”

正是从在工人、农民中直接选择一批人这种设想出发，王洪文、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等被考虑进入新的中央领导班子。

这些人中，毛泽东最看重的是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王洪文。他出生于1932年，这时40岁，做过农民，做过工人，当过兵，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头头。这些使毛泽东对他抱有很大希望，准备在实际工作中加以培养和进一步考察。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从1972年9月起留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半年后，他又被指定出席筹备十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并被宣布正式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

在筹备“十大”的过程中，毛泽东对中美会谈、中日建交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十分关心，认为需要有通盘的分析。1973年6月5日，他会见越南领导人黎笋、范文同时对他们说：“我们外交部发过通报，说是美国的战略中心是在亚洲、太平洋。后来我得到这个消息，我说不一定。它在欧洲、中东、还有美国本土，问题不少。它总要抽一部分兵力走，不能老在亚洲、太平洋。它管的地方太多，要收缩一点。而且在你们那里，吃了亏了。”

筹备“十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不久，七月四日，毛泽东约张春桥、王洪文谈话，说：“你们两位是负责摘报告和党章的。”谈话中，他强烈批评外交部一个内部刊物上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说：“外交部有一个什么《新情况》，先说大事不好，一说欺骗性更大，又说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中央总是说国内外形势大好。一个大好，也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而外交部说大事不好，欺骗性更大。”美国“究竟重点东移，还是西移，你们讨论一下。我看多少西移一点吧!”“经常说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他针对外交部内部刊物上那个看法，尖锐地提出：“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这次谈话中，他讲到不赞成否定秦始皇，认为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在得知毛泽东这个谈话后，主管外交工作的周恩来在外交部长姬鹏飞为此写给毛泽东的检讨报告加注：“这些错误与我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方式有关。”毛泽东圈阅了这个报告。

7月17日，毛泽东会见杨振宁时又谈到儒法斗争的问题，说：“我们郭老(指郭沫若。——引者注)，在历史分期这个问题上，我是赞成他的。但是他在(十批判书}里边，立场观点是尊儒反法的。”“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