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集团批判“右倾翻案”【2】

但是，由于毛泽东担心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因而改变了批林的正确方向，这使江青集团有机可乘，更加有恃无恐地批判“极右”和反击“右倾翻案”。周恩来等人的努力已越来越难以继续了。

１９７３年５月２０日至３１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共２４６人。会议有三项议程：筹备召开党的十大，讨论“批林整风”运动，讨论本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会议期间，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只注意生产，不注意上层建筑、路线，不对”和“要注意培养青年干部”等指示。这显然是针对批判极左思潮、恢复经济秩序的努力而发的。由于批判极左思潮这时几乎已被视为禁区，会议在讨论“批林整风”时，除了批判林彪极右实质的表态外，就是一些空洞无物的套话。有的负责人在发言中，已开始检查本地区把林彪当作极左来批的“错误”。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宣布解放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等１３名老干部，同时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政治局的工作。会议还决定由张春桥等组成党章修改小组，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起草《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和党的十大政治报告。这次会议明显地反映出当时党内两种力量斗争的态势和特点。一方面，周恩来领导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一些主要成果仍然保存并继续发挥着作用，邓小平等一批老同志出席了会议并将出席党的十大，使党中央领导层的健康力量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强；另一方面，会议进一步扭转了批判极左思潮的正确方向。王洪文参加政治局工作，张春桥主持起草十大文件，标志着江青集团的势力进一步扩张。

７月４日，毛泽东在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尖锐地批评了外交部上送的一份分析美苏关系动向的内刊，说：“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这实际上再次批评了主管外交工作的周恩来。

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周恩来把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和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结合起来，这是１９６７年２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极端做法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这场斗争虽然遭到挫折，后来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被迫中断，但它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衷心拥护，并对后一阶段政治、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深远影响。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