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

位于镇江市伯先公园内的五卅演讲厅，为纪念五卅惨案而建，1925年8月奠基，1926年竣工

五卅运动把中国革命推向高潮，社会各阶级的政治态度在运动中都有比较充分的表现，革命联合阵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矛盾也日益显露。生动丰富的革命实践为共产党人提供了许多新鲜的经验，错综复杂的革命斗争又把许多缺乏现成答案的新问题提到共产党人的面前：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发展前途是怎样的？无产阶级对待自己的同盟者--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无产阶级怎样在国民革命中实现自己的领导权？五卅运动前后，党的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周恩来、恽代英等，在及时总结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和探索，作出广泛的论述，从而把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革命的性质和前途问题

党对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党的二大明确提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军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前途是社会主义。1923年5月，蔡和森著文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性质与欧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不同，“已不是纯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事实上业已变成为国民革命(亦可称民族革命)的问题”。

五卅运动后，共产党人对革命性质问题作了更进一步的探讨。毛泽东指出，欧美和日本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乃资产阶级一阶级的革命”，“其目的是建设国家主义的国家即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而中国的国民革命“乃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其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瞿秋白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也就是社会革命开始的时代，殖民地弱小民族里的国民革命，“必定含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种子”。因为这种革命，“在国际范围内，这不过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在一国范围内，虽然性质上还是资产阶级的，而在革命力量上，却大半须以无产阶级为主力军”。

尽管这时共产党人还没有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但是他们已开始从时代条件、革命的领导力量、斗争目标等根本问题上，把这个革命同以往的民主革命区别开来。这就为党后来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提供了思想条件。

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主要是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党的四大认为，十月革命后，“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是“广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是与“推翻世界资本主义建设共产主义运动相联结的”。五卅运动后，瞿秋白指出：民主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却不会是资产阶级的”；如果由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它很快便会与敌人妥协。他还指出：现在已经是帝国主义和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因此“弱小民族之殖民地上的幼稚的私人资本主义，便根本无继续发展之必要与可能”，可以由劳动平民组织的国家有计划的发展经济，以渐进于社会主义。他多次提出中国民主革命是“行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瞿秋白充分强调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以及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这是正确的。但他在认识上存在两个误区：一是否定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思想，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二是把非资本主义前途理解为马上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在民主革命阶段提出反资产阶级的任务。

资产阶级和农民问题

在民主革命中，怎样认识和对待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共产党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逐步提高和加深的。党的一大认为资产阶级都是革命的对象。二大认为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可以联合的力量。三大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中国资产阶级的大部分有两面性。到党的四大，已明确指出中国资产阶级分为反革命的“大商买办阶级”和“新兴的民族工业资产阶级”两部分。五卅运动时，民族资产阶级最初曾积极参加反帝斗争并发挥过重要作用，以后却妥协动摇，充分表现出它在政治上的两面性，从而为共产党人对这个阶级的特性进行较深入剖析提供了客观条件。

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在1925年12月1日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作了出色的论述。他在文中指出：中产阶级对革命持有“矛盾的态度”，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其右翼在革命斗争加紧时一定很快地跑入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队伍，和买办阶级做很好的伙伴；其左翼在某种时候颇有革命性，但极易妥协，不能持久。因此可以把他们当做我们的朋友，但“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获得这样一个认识是十分重要的。在国共合作开展大革命的局面下，既要积极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又要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妥协作必要的斗争，对于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是难以解决的矛盾。许多共产党人不懂得，只要无产阶级牢牢地把握住对国民革命运动的政治领导，是能够推动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坚持参加革命的，但也要时常提防可能发生的事变会扰乱革命的阵线。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所作的分析，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此时阶级斗争的实际状况，为党后来深入认识并正确处理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据。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在四大之前，党已认识到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党的四大肯定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1925年5月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通过的《工农联合的决议案》，把引导农民参加民主革命，与农民建立巩固的联盟，作为民主革命胜利的保证。五卅运动后期，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动摇、妥协而使工人阶级陷于孤立的痛苦经验，更证明农民斗争的奋起，是国民革命成功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农民是工人阶级最需要最靠得住的同盟军。

五卅运动使许多共产党人进一步认识到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建立工农联盟的重要性。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提出要在政纲中列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当使一般民主派知道没收土地是不可免的政策，是完成辛亥革命的一种重要职任”。会议强调党只有和农民“结合巩固的同盟，才能尽自己的历史上的职任”。李大钊在考察中国农民的经济状况后指出：“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陈独秀强调指出：“中国工人不但要扩大及巩固自己阶级的联合战线，且急需工农联合之成立，……如此才能够得工人阶级在政治争斗上和经济争斗上的初步胜利。”

毛泽东从1925年开始以主要精力领导农民运动，并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之后，他于1926年1月在《中国农民》第一期上发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将农村居民分为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者、游民八个阶级，并就各个阶级对革命的态度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科学分析，初步形成关于农村阶级分析的理论。这就为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正确制定对农民的政策，奠定了重要基础。

1926年5月，党领导召开的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专门作出《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之地位决议案》，指出：“半殖民地的中国国民革命便是一个农民革命”，“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中的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能否进展和成功，必以农民运动能否进展和成功为转移”。把农民问题作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说明党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