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党史研究的理论指导问题

科学理论的基本价值在于向人们提供关于客观事实的界说和解释，引导人们获得对客观事实及其联系的正确认识。科学理论指导是进行一切科学研究的前提，也是开展包括历史研究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提。没有理论，不能构成史学，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是因为，史学决不限于记录人类的历史活动，而要对人类社会运动过程及其规律进行研究，因此，理论指导和理论思维是绝对不可缺少的。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就党性和科学性都很强的中共党史研究而言，要不断深化和发展，使其更好地发挥资政育人作用，尤其应当把解决理论指导和理论思维问题放在首位。

一、为什么提出党史研究的理论指导问题

党史研究是一门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从党的活动揭示党的事业和党自身发展规律，进而揭示近现代中国社会运动规律的科学。在党史研究中，坚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至关重要。只有坚持科学理论指导，才能保证党史研究的正确方向，真正实现党性原则和科学精神的统一；只有坚持科学理论指导，才能提高党史研究水平，推动党史研究深入发展；只有坚持科学理论指导，才能使党史研究成果具有理论和逻辑的力量，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

第一，开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需要马克思主义指导。马克思主义对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革命性的变革和创造性的发展，其影响几乎波及哲学社会科学的每一个领域。一位西方历史学家这样评价马克思：“19世纪没有一位思想家能像卡尔·马克思那样，对于全人类有着如此坦率、准确和强有力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许多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卓著的社会科学家的学说都同马克思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的马尔库塞、法国的萨特和意大利的葛兰西，都曾经是西方世界一个时期最有影响的学者，都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当代公认的在国际上最有影响的学者，包括法国的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德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哈贝马斯、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吉登斯、美国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詹姆逊等，都是各自学科领域的学术大师，他们对马克思的思想都在相当程度上持肯定态度。对于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来说，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尤为重要，也尤为必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哲学社会科学，不仅可以解决为什么人服务的价值观问题，还可以解决怎样观察和分析研究客观事物的世界观方法论问题。今天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具有社会主义文化性质，其中一些学科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和政治属性，有的学科本身就是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凡带意识形态属性、政治属性的学科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不言自明的事情。即使是那些不带意识形态属性、政治属性的学科，马克思主义也具有指导其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功能，帮助研究人员把自己从事的学术事业与人民、与社会主义祖国联系在一起，以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概言之，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开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思想指南。

第二，进行历史研究需要科学理论指导。研究历史，不仅要回答一个“是什么”的问题，还要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史学工作者的任务不仅仅在于叙述历史事实，而且要对历史发展过程中许多复杂现象的内在联系进行深入思考和探讨，理清它的骨干和脉络，作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史学工作者在做研究时，都需要有历史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总是会秉持一定的理论。而要有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历史，才能够揭示本质、总结经验、把握规律、明辨是非，使历史得到更清楚、更准确、更全面、更辩证的反映和解释。能否更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是历史科学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法国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指出：“就像二加二等于四一样，马克思是当代历史科学的奠基人。”英国著名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分析道：“今天仍保留着生命力和内在潜力的唯一的‘历史哲学’，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甚至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抱有不同见解的历史学家，无一例外地交口称誉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对他们产生的巨大影响，启发了他们的创造力。”巴勒克拉夫本人就是这样一位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传播者李大钊曾明确指出：“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进步的历史观可称为新史观”，只有新的唯物史观才是“奋兴鼓舞的历史观，乐天努力的人生观”。他运用唯物史观观察中国历史和现实，开创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陈垣、吕思勉、胡绳、何干之等都是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指导历史研究，说明并解决了许多重大学术问题，才使学术研究在原有基础上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的。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里，我还要引用中国史学会原会长、著名历史学家金冲及的一段话来说明老一辈历史学家对这个问题的切身感受。他说：“在众多的理论学说中，只有马克思主义，才使历史科学真正变成科学。这并不是一句套话。像我们这一代史学工作者，一般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前进大学的。”“我们只是在接触马克思主义以后，作了比较以后，才觉得眼前顿时打开了一个新天地，原来千头万绪的历史现象似乎一下子变得井井有条，能够从根本上得到科学的完整的解释，并且在实践中证明了它的正确，这是任何学说都无法比拟的。我们这一代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大体上都是这样走过来的。直到今天，仍然没有见到任何一种学说能够从根本上代替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指导作用。”

第三，学科特点决定党史研究必须坚持科学理论指导。中共党史学是带有鲜明政治学特点的历史学科，具有历史学和政治学双重性质。说它是历史学，是因为它主要不是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一般理论，而是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是一个大的专门史；它主要不是从政治学的角度进行研究，而是从历史学的角度进行研究。说它具有政治学属性，是因为与其他历史学科相比，它具有更强的政治性、理论性、现实性特点。所谓政治性，也就是平常说的党性、革命性、阶级性，是指党史研究是为党和人民事业服务的，研究者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与政治紧密联系，并受现实政治影响和制约。所谓理论性，是相对于历史学的其他内容来说的，即它不仅要求史实真实、准确，还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深入分析，在表述上更具有理论色彩，并对党的思想理论及路线方针政策重点加以研究。所谓现实性，是指它同现实社会有着紧密联系，有的内容甚至仍然是现实问题，研究它的目的也主要是为现实服务，具有直接的借鉴作用。党史研究的政治性、理论性、现实性特点，决定了它需要有更明确的立场意识、党性意识、服务意识，决定了它比其他历史研究领域更需要坚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

党史工作要推动学术繁荣，更好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必须一如既往、坚持不懈把党史研究这个第一位任务认真抓紧抓好。而要深化党史研究，就必须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党史学科自身发展史，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党史研究的历史。党成立后不久，就开始对自己的历史进行记录和反思。这种记录和反思，一开始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民主革命时期，出现了蔡和森的《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发展》、李立三的《党史报告》、张闻天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等一大批党史著作。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通过的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对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统一全党思想发挥了巨大作用。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成为解释一切历史现象的理论基础。各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党史研究成果大量涌现。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等就是其中的代表。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成为党史学科学发展的指南和灵魂，党史研究的科学化、学术化发展取得了很大进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党史研究取得巨大成绩，整理出版了大量原始档案材料，系统研究阐发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及其发展规律，涌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第二卷等大量高水平的党史权威著作，创建和完善了中共党史学学科体系。这一时期党中央作出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成为运用马克思主义总结党的历史的新的纲领性文献。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党史研究的理论水平还不够高，党史研究的内容还有待进一步拓展，方法还有待进一步丰富，分析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精品力作还有待进一步打造。党史研究和宣传还不时受到历史虚无主义、历史唯心主义等错误思潮的干扰。这就需要我们更加坚定地以科学理论为指导，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党性原则与科学精神的统一，研究新情况、探索新办法、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使党史研究更好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不断提高党史研究科学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