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的不同特色【2】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都着重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问题，但是第二次飞跃则在更进一步搞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之前，先着重回答和解决了“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并把这视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前一根本问题的具体回答和第二次飞跃的逻辑起点。

突出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本本主义，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一大特色。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同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进行不懈斗争、并深刻总结相关历史经验的过程。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重新提出和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时，首先提出和回答的是“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为此，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什么是毛泽东思想以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作出了科学评价，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历史和逻辑起点。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国，首先突出表现为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以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作为评判和区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根本标准。他高度评价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正是因为毛泽东思想是“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解决“相结合”任务最杰出的领袖人物之一；他否定和纠正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也正因为它违背了毛泽东思想，违背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邓小平指出，“什么叫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根据中国的实际，运用马列主义原理，寻求自己革命的道路，包括方式。毛泽东同志最伟大的功绩就是这一条”（《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74—175页。）。为此，他针对“两个凡是”提出按照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貌对待毛泽东思想。“毛主席从来就提倡把马列主义的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是照抄照搬某句话。毛主席历来反对本本主义。我们对待毛泽东思想也是一样”（《邓小平思想年谱》，第96页。）。所以，如果说毛泽东在解决“中国化”问题时，突出反对了主观主义的本本主义，那么邓小平在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时，则突出反对了“两个凡是”的新本本主义。

邓小平不仅提出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还提出“怎样真正地坚持”的问题。他说，“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3、292页。）1991年，他又指出，“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9页。） 。

（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侧重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本土化、具体化，第二次飞跃则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者并提，更加突出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现代化、当代化对民族化、本土化、具体化的重大意义。

从1938年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到2009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鲜明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新命题、新任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已经深入发展，我们党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视阈、新境界，形成了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自觉。这就使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从空间向度扩延至时间向度，达到时空的统一。

这种新视阈、新境界、新自觉突出反映在对理论成果内涵的概括上。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与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内涵概括上有着明显区别。对毛泽东思想的概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这一概括在字面上并未突出强调它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的结合。这并非意味着对中国国情、中国革命实践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可以离开战争与革命这一当时的时代主题，只是由于中国革命与十月革命的时代背景大致相同，毛泽东思想的产生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的时代背景大致相同，所以毛泽东思想突出解决的是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在十月革命道路的指引下，寻找与俄国不同的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民族化、本土化、具体化成为第一次飞跃要突出解决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产生和发展，则是处在时代内容、时代特征发生根本变化的时期，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世界形势经历深刻变化，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稳步推进。因此，既突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的结合，又突出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重要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三个具体理论形态，无论是邓小平理论，还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概括时都着重突出了时代背景和内容，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所具有的时代内涵，反映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立足中国与放眼世界辩证统一关系认识的新自觉与新境界。

（六）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分别中国化的情况有所不同。

在第一次飞跃中，与整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时进行和完成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在产生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同时，产生了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时在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中特别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始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影随形，且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往往相互取代，在论述其内涵、必要性、可能性与实现途径等方面都往往如出一辙。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并未单独提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除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特点及其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有关外，也与中国革命实践特别需要唯物史观的指导有关。实践首先需要解决认识路线与认识方法问题、历史观与价值观问题。此外，这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开始就相互交织、同时进行和产生相关。另外，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本身的特点，也限制了它们最初的中国化进程。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流程。在我们党夺取政权前，在资本主义并未充分发展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当时还缺乏研究资本主义的现实基础，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当时并非当务之急。至于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着重研究的是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即如何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为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作准备，这只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部分内容，但对于怎样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怎样从中国国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主要内容，则不是上世纪前半叶中国共产党急于关注和讨论的主题。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后，科学社会主义全部理论的中国化，才真正提上了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