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教育革命”【2】

“教育史上亘古未有的奇迹”

“大跃进”启动后，各地曾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这年2月27日至3月6日，教育部等单位在北京召开全国十八省市扫盲先进单位代表会，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扫除文盲协会会长陈毅在讲话中指出，从这次参加会议的67个扫盲先进单位的典型经验来看，中国的文盲是完全可以在五年至七年之内扫除掉的。陈毅要求来一个文化上的“原子爆炸”，并且说，对扫盲工作抱悲观者已经站不住脚了，乐观论者很吃香，农业前进了，扫盲也要前进，来一个齐头并进，只有这样才能符合全国各方面的大跃进的形势。会议提出：全国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基本上扫除青壮年文盲；在两三年内基本上扫除职工和干部中的文盲；五年内基本上扫除农民和市民中的青壮年文盲。

这次会议之后，各地关于扫盲工作的好消息，接二连三传了出来。河南登封县宣布：全县84325个扫盲对象中，有68516人考试及格，占81.2%，胜利完成了数千年来未能完成的历史任务。还有15809个文盲正夜以继日地进行突击学习，决心要在三月底全部扫完。5月初，黑龙江省成为全国第一个“基本扫除文盲”的省份。《人民日报》介绍说，这个一向被认为文盲最多的省份，已基本完成了青壮年扫除文盲的任务，全省86%以上的青壮年工人和81%以上的青壮年农民都认识了1500字以上，普遍做到了“四会”，即会读、会写、会讲、会用，扫盲对象都能看懂通俗的报刊，还能够记账、写信、写短文，有不少人还学会了写工作报告。

与此同时，新华社报道说，根据北京、江苏、安徽、山西、河北、黑龙江等14个省、市的统计，已有4600多万文盲参加学习。不少地方现有青壮年文盲几乎全部入学。江苏省7个市和7个专区已有847.2万人入学。河北省保定、容城、定县等35个县、市都有90%以上的青壮年文盲参加学习。除黑龙江省已基本扫除文盲外，河南省已有54个县市和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基本扫除了青壮年文盲。山西的新绛、安邑（今运城）、临猗、芮城、稷山，山东的莘县，辽宁的金县和旅大市等县市也基本上扫除了青壮年文盲。此外，哈尔滨、齐齐哈尔、吉林等市已经基本上扫除了职工中的文盲。

半个月后，《人民日报》又报道说，河南扫除文盲与开展工农业余文化教育已经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规模宏伟的群众性运动，全省有工人、农民、干部以及城市劳动者850多万人参加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扫盲识字学习，占青壮年文盲、半文盲总数的97.5%，截至5月1日，已经出现了69个基本无文盲县、市。而湖南省全省已有138万职工、农民、市民摆脱了文盲状态，出现了34个无盲乡镇和一批厂矿、街道居民无盲单位。上海市参加扫盲学习的人数约13万到14万人，占职工文盲80%以上。据14个区不完全的统计，目前已有600多个工厂基本上扫除了文盲。

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用革命精神扫除文盲》的社论，宣布全国据河南、山西、安徽、福建、吉林、浙江等18个省市不完全的统计，文盲入学人数已达6100万人，到４月底，全国已有137个县基本上扫除了文盲。社论认为，虽然扫盲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全国各地的情况还很不平衡，扫盲运动在一些地方发展得很快而在另一些地方却进展得很慢。这些进展很慢的地方，应当像那些先进地区一样，抓住生产高潮促进文化高潮的有利时机，以生产为中心，带动各项工作，包括扫盲工作的大跃进。社论强调，要在今后五年到十年，甚至更短一点的时间内扫除青壮年文盲，不造几个高潮，不来几个跃进，而依旧照前几年那样，每年只扫除几百万文盲，那就会无法完成这个任务。

果不其然，扫盲“大跃进”很快就到来了。河南省在9月25日宣布，已经基本成为无文盲省。全省当年扫除文盲856万人，等于过去8年扫盲总和的4倍多。到20日止，全省120多个县市，从14岁到40岁的青壮年中已有94.2%摆脱了文盲状态，并有20多个县市脱盲群众的范围已扩大到45岁或50岁。扫盲毕业的群众一般都能识1500到3000字，能读通俗读物，能写三五百字的文章。福建亦同时宣布，经过广大群众的10个月勤学苦练，福建省已基本上成为无文盲省。到9月中旬止，全省共已扫除青壮年文盲479.8万多人，占青壮年文盲总数91%。

只过了5天，山西、江苏、广东、湖南也宣布基本扫除了文盲。其中山西全省已有青壮年扫盲毕业学员450多万人，占青壮年总数的89.14%。江苏全省到国庆前夕已扫除青壮年文盲827.1万多人，占青壮年文盲总数的87%。广东仅用了半年的时间，全省扫除了524.5万文盲，这个数字相当于解放8年来所扫除文盲总和的10倍。湖南全省1400多万名青壮年中，已有85.25%的人摆脱了文盲状态。

10月1日，《人民日报》在报道中宣布：从1月到8月底为止，全国共扫除文盲8900多万人，比过去8年中扫除文盲总数还多两倍，全国已有67.2%的县市基本上消灭了文盲。并认为这是“教育史上亘古未有的奇迹”。这些数据自然有相当大的水分，不过这一年的扫盲工作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约有4000万人基本扫除了文盲，不是当时所宣传的近1亿人。

在扫盲“大跃进”的同时，1958年全国农村还出现一股大办红专大学的热潮。所谓红专大学，其实就是农民业余学校。

这年5月1日，吉林延吉县东盛乡成立了“大跃进”中第一所红专大学——黎明业余农业大学。这是当年一所相对比较正规的农民业余大学，第一批入学的有51名学生，都是几年来参加农业生产的高中毕业生和参加农业生产或参加基层工作3年到8年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青年农民和乡干部。学习年限为3年，分6个学期学习政治和12门高等农业学校的专业课程，包括土壤学、农业化学、农业生产机械学、耕作学、作物栽培学、植物生理学、植物病理学、农业昆虫学、作物选种学、果树及蔬菜学、畜牧学等。学校由乡、县各部门和延边大学农学院代表组成的理事会领导，教员由邻近的延边大学农学院的11名讲师和助教兼任，每周以两个半天时间借用乡内中学课堂集中讲课。

5月17日，河北徐水县宣布成立徐水县立大学。这个县办大学有学生和教职员170多人，第一学期入学的150名学生分两个班教学。其中的正规班40多人，除文理基础课程外，设有土壤、昆虫等6个学科，学生修业期限4年，学生修业期满后，将由县主管机关分配在当地从事农业生产建设和农业科学研究。另一个班是附设的农业中学师资训练班，共有学员100多人，学习内容主要是土壤改良、农业灌溉、合理施肥、锅驼机和煤气机的使用修理、水利和沼气发电等基本知识及操作技术，规定学生学习期满后由县介绍到农业中学去担任教师。

6月初，河南孟津县也创办了一所综合性的红专大学。“这所大学没有固定的校舍，也没有大学应有的一切设备，它的6个学院和42个科分设在县人民委员会直属各有关部门和全县各地”，正副校长分别由孟津县县长和中共县委宣传部长担任，县委书记、县长、各部门负责干部和主要技术干部都是教员。这个红专大学设有农学院、工学院、财经学院、政教学院、医学院、师范学院，其中农学院设在县人民委员会农业局，政教学院设在县委宣传部，而医学院的正骨科就设在平乐乡正骨医院，农学院的棉花科就设在翟泉农业社。“学习时间不固定，多者两年，少者十天半月，主要是根据具体情况和当前的生产需要而定”。自此之后，各式各样的县办、乡办甚至社办红专大学不时见诸报端。1958年10月1日，《光明日报》以《数十万红专学校和红专大学在农村建立》为题，报道了全国红专学校的发展情况。报道说，据不完全统计，农村中的红专学校和红专大学已达34.9万余所，参加学习的达2000余万人。不过，对于这些数据自然不可当真，当年的所谓红专大学，多数不过是挂上一块牌子而已。

“将来势必每个县有一所大学”

除了那些并非大学的红专大学外，1958年高等学校在数量上确实来了一个大跃进。

这年3月，中央文教小组组长、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中共江苏省委召开的民办农业中学座谈会上指出：“要开始打算每个专区办几个大学。有人提出民办大学，志气很好，一个专区几百万人，为什么不能办？每个专区有几百万人口，没有高等学校算什么样子？我看要办几个好。”他还说，办大学不要那么害怕，我来破除一下迷信。我在交大读过书，现在交大了不起吧，有50多年的历史。那时还请了几个外国人来教书。其实就请了几个助教。所以，办大学没有什么了不起，办办就会办成了。各个专区都需要考虑这个问题，现在不考虑，将来要被动。

在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陆定一又谈到了大办大学的问题。他说，15年把高等教育普及起来，起先每个省办几个高等学校，以后每个专区都办几个高等学校，再以后，每个县、每个乡，凡是有条件的都办起来。办高等学校没有什么神秘，不要害怕。办高等学校，要有教授，不要去请那些名角，可以请些有相当程度的年轻人来教。南京有一批高中毕业生，请了个讲师，就办起半工半读的民办大学来了。河南有个合作社，有一批高中毕业生，依靠水利局的干部，就办了一所民办水利学院。这些新事物，我们要去研究推广。

同年6月，刘少奇在给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指示中，也专门讲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县办大学，将来势必每个县有一所大学，准备十年达到这个目的。现在是否给每个县派一个、两个或几个大学生，这样学校就可以办起来了。世界上第一个办大学的总不是大学生吧？现在有一个大学生，大学就应该好办了。一个县，既办了大学就要办高中，既办了高中就要办初中，既办了初中就要普及小学。”

在这个敢想敢说敢干的“大跃进”年代，既然中央领导人都表示省、专（区）、县都可以办大学，并且15年要普及高等教育，一些地方乃闻风而动，大办大学起来。从这年４月到５月底，据不完全统计，江苏、广东、吉林、湖南、福建、浙江、江西、河南、河北、黑龙江、陕西、辽宁、贵州、甘肃、湖北、山西、北京等17个省、市，新举办的大学、专科学校达130多所。

6月24日，《光明日报》在《打破迷信，在专区和县大办高等学校》的通栏标题下，介绍了各地筹建一大批高等学校情况，黑龙江仅合江地区就计划筹办16所高校，其中有工业大学、农业大学、农学院、水利学院、师范学院等。浙江计划筹建29所高等学校，其中有综合性的杭州大学，专门培养林业人才的浙江林学院，设在舟山渔场的浙江水产学院，以及浙江纺织专科学校、浙江第二师范学院和浙江第二医学院等。江西计划筹办27所高校，其中包括江西大学、江西工学院、江西财经学院、江西水利学院、江西政法学院等。

黑龙江鹤岗市的鹤岗大学，就是这类新办起的大学的一个典型。7月5日，《光明日报》报道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期间，参加会议的中共鹤岗市委第一书记给市委写信，介绍了大会提出的向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进军的情况，认为要把筹办鹤岗大学摆到议事日程。市委宣传部随即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对某些教育干部对办大学的神秘观点以及迷信思想和自卑思想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在统一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制订了办大学的方案，后又经过市委讨论，决定鹤岗大学暂设采煤矿、地质、机电、化工、医学、文学6个系的本科和专修科，修业期限本科5年、专修科3年，招收的对象除由厂矿企业、机关学校、群众团体根据条件保送外，凡是中等专业学校、高中毕业的学生或具有同等学历的社会青年都可以报考，计划招收300人左右，其中工农成分应占80%—90%。

鹤岗市委还决定由市委书记处一名书记担任鹤岗大学的校长兼党委书记，鹤岗矿务局干部处的副处长担任教务处长，6个系的主任由有关单位的负责人担任，例如文学系主任由市文教局长担任，两天之内腾出市第二招待所作校舍，桌椅板凳由各机关、厂矿企业支援。在办大学的过程中，除了制作校牌时花了1元7角钱外，其他一个钱也没有花。没有教授就到哈尔滨的大学去求援借用，一般教师采取“大学生教大学生”“高年级教低年级”“专职教员和兼职教员”的办法解决，从各机关选拔了7名大学生担任专职教员，负责基础课程的教学，专业课教师则由医院的医生和矿务局的工程师、化验员、技师等担任。如此这般，只花了7天的时间，鹤岗大学就办起来了。

同一天，《光明日报》为鹤岗大学的创办配发了《专、县办大学的优越性》的社论，认为“专区、县办大学，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既然是新事，也就要用新的办法——革命的办法来办”。“这类学校都是由地方以自力更生的革命英雄气概办起来的，并没有向领导部门要教授，要设备。”其优越性在于：第一，党委领导，政治挂帅，红旗插得很鲜明。第二，学校面向地方，面向生产，办学的目的非常明确。第三，多快好省，贯彻了勤俭办学的原则。有的利用原有的高中、中级师范、中等专业学校，以“戴帽子”办法创建起来，和原来的学校仍在一起，一套机构，一套人马，一套校舍设备。第四，敢想敢做，不落陈规，富有创造性。

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应当大力发展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争取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做到使全国青年和成年，凡是有条件的和自愿的，都可以受到高等教育。这个目标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各地为了响应15年普及高等教育的号召，纷纷因陋就简创办各类大专院校。全国高等学校的数量，由1957年的200多所上升到1000余所，新办高等学校800余所，在校学生人数比1957年增加三分之二。

这些新办的大学，除一部分是省办的外，大部分是专署和县办的，也有少数是厂矿办的。这些学校主要是采取如下几种办法办起的：一是中央和外省市帮助建立的一些骨干学校，比如内蒙古、新疆、贵州等新办的高等学校；二是将原来一些高校的院系分设另建学校，例如广东将华南工学院的化学系独立成立化工学院，江苏省将南京工学院的食品工业系独立成立食品学院；三是将中等专业学校戴帽子，改设高等学校，这年新办的高校不少属于这种情况；四是将现有的高等学校设立分校；五是地方厂矿企业举办的高等学校；六是普通中学抽调教师担任基础课教师，筹建高等学校。

在“大跃进”中办起的这些“大学”，其实多数是中专、中学戴帽改称的，并不具备大学条件，在后来的国民经济调整中，大多相继停办。○

（作者系本刊特约撰稿人，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