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的反摩擦斗争

○肖劲光抗日战争期间曾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执掌陕甘宁边区的防务。

○毛泽东听了，非常生气地说：我就坐镇清凉山，哪里也不去！

○在边区境内各县，他们派驻有县长、县党部和保安队，在绥德地区还派了一个专门制造摩擦的专员。

○陕甘宁边区境内各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同时存在着由我边区政府委派的县长、政府工作人员和由国民党省政府委派的县长、政府官员两套政权班子。

彭总对程潜说，那些制造摩擦的“顽固分子，是秘密的汪精卫，比公开的汪精卫还坏”。

○有位军长召集联保主任训话时，还不加掩饰地叫嚣：“宁亡于日，不亡于共。”

斗争形势和有利条件

　　摩擦与反摩擦斗争，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斗争的特殊形式。这一斗争之所以不可避免，在于阶级矛盾的客观存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矛盾是错综复杂的。起主导作用的是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但是由于国民党主要领导集团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并没有放弃反共反人民的立场，阶级矛盾依然存在，并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很尖锐。这就是反共顽固派制造摩擦的根源。反共摩擦既不可避免，我党我军的反摩擦也势在必行。因为它不仅直接关系边区的巩固和安全，也直接关系着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否坚持，关系到全民族抗战的根本方向，这是一个原则性、政策性都十分强的问题。

　　对于抗日战争中正确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在我们党内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的。一九三七年八月召开的洛川会议上，在确定动员一切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组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的同时，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指出，我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立场要坚持高度的警惕性。同年十一月，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中，他又着重论述了这个问题。针对当时党内一度右倾思想抬头，他号召全党都不要忘记陈独秀投降主义导致革命归于失败的血的教训。他的这些思想，后来就发展形成了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始终坚持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基本方针和策略。在这年年底，刚从苏联回国的王明，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从极“左”一下子跳到极右，在十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专题演说，批评党的正确主张，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这以后，他还到处散布这一套错误理论。有一天，王明在延安的一次并没有国民党人在场的群众大会上讲话，一口一个要“服从蒋委员长”，引起同志们的反感。有些同志边听边掰手指头计算着，他这次讲话竟然喊了二十五个“蒋委员长”。不久，他到武汉工作，几次提出要把党中央搬到武汉去，不主张建立农村根据地，不要独立自主的武装斗争。一九三八年九月，党中央通知他回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听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他不仅推故不参加，反而无理要求把六届六中全会搬到武汉去开。毛泽东听了，非常生气地说：我就坐镇清凉山，哪里也不去！这次全会认真清算了王明的右倾言论，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毛泽东在为会议作结论时，深刻地剖析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类错误口号的实质，明确提出：“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是领导各抗日根据地和全国人民实行抗战的大本营，又是八路军的总后方。对此，反共顽固派又恨又怕。八年抗战中，他们在边区内外制造的摩擦事件，几乎没有一天中断过。在他们掀起的三次反共高潮中，每次都把矛头指向陕甘宁边区，尤其是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更是把进攻陕甘宁边区作为他们反共的一个突出重点。据不完全的统计，从一九三八年底至一九四四年春，顽固派对边区发动武装进攻二百七十五次，抢劫骚扰四百五十七次，暗杀、诱逃、拘捕人员二百九十五次。

　　当时，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的南边、西边、北边驻有四十多万大军，计有十九个步兵军和两个骑兵军，还有地方武装三个保安旅和十七个保安队。其中势力最雄厚也最顽固的是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的部队。这么庞大的兵力，不用于抗日，而是用来封锁和破坏边区。在边区境内各县，他们派驻有县长、县党部和保安队，在绥德地区还派了一个专门制造摩擦的专员。此外，他们还派遣大批特务，潜藏在边区境内破坏捣乱。毛泽东在一份电文中曾经这样写道：“谋我者处心积虑，百计并施，点线工作布于内，武装摧残发于外，造作谣言，则有千百件之情报，实行破坏，则有无数队之特工。”这种严峻而又复杂的斗争形势，使我们产生了“山雨欲来”的强烈预感。

　　要应付这种局面，当时我们的困难是不少的，例如，防线长，兵员少，武器弹药缺，河防和剿匪任务繁重，等等。但是，我们也有不少有利条件，除了有边区政府的密切配合和边区人民的支援以外，一个最优越的条件就是：我们是在党中央身边，斗争中遇到什么难题，随时可以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报告，得到最直接的指导，和强有力的支持。

　　当时，我是名正言顺的国民政府任命的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执掌陕甘宁边区的防务，所以，在处理陕甘宁边区的摩擦事件中，和国民党方面打交道的直接出面者是我，给国民党军政大员发电报交涉也大多是用我的名义。那些发给上至蒋介石、程潜、胡宗南，下至国民党的师长、专员、处长的电文，以及有关反摩擦斗争的声明、文章、布告等，基本上都是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亲笔修改的，其中不少还是他亲自起草的。这使我有机会直接学习毛泽东伟大的战略策略思想和高超的斗争艺术，受到终身难忘的教益。这些珍贵的文电手稿共有一百四十多份，我曾将它们装订成册，从延安带到东北，从东北带到湖南，从湖南又带来北京，在身边珍藏了三十多年。这三十多年中，这两册文稿跟随我经历了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也经历了十年内乱。一直到一九七六年四月，我才把这些文稿上送给毛泽东。我在同时附上的信中写道：“我在延安，在主席直接领导下工作八年之久，这是我一生革命经历中受主席教诲最经常、最深刻的一个时期”，“这两本文稿，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是重要的历史文献。我已七十有三，一旦由我失落，是无法弥补的损失。经过反复思忖，我决心把这两本文稿，敬呈主席，以尽心意。”现在，这些文稿在中央档案馆保存着。

　　今天，在回忆自己一生走过的革命道路的时候，我感到很有必要把自己的这段难忘的经历如实记下，把我对毛泽东指导反摩擦斗争的所见所闻详细地介绍给大家，以图使我们的子孙后代从中体会我党在抗日战争中为维护统一战线的卓绝努力，从中体会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沤心沥血所作的伟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