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七大

○曹瑛 1941年底回延安后，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工作，亲历了整风运动，参与“七大”准备工作，并选中共七大代表，任七大秘书处长和国统区代表团秘书。

○“实事求是”就是在整风运动中提出来的，中央党校校训“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就是毛泽东同志的亲笔题词。

○新四军由很多山头组成，如果不反掉宗派主义，这支军队怎么打仗，怎能团结到一起呢？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也提出“反对经验主义”，实际上是对着周恩来同志的，周恩来同志当时很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作了检讨。

○吴玉章同志当时正在病中，听说了这件事，他拄着一根棍子来到会场，他完全出于好心，哭着说：“小余呀，你就承认了吧。”

○在我们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同时，国民党也正在开第六次代表大会，两个大会的目的完全是相反的。

回延安途中

　　1941年10月，我奉命从重庆回延安。

　　和我一起回延安的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一批干部中，有南方各省参加七大的党代表，还有一些去延安学习的同志。我们分乘4辆大卡车，押车的是龙飞虎同志。由于政治环境很坏，沿途行径非常艰苦，国民党到处设卡，阻挡我们。离重庆以北150华里有一个地方叫青木关，是出入重庆北面的门户，国民党军队在这里设卡，过往行人一律严加检查。由于周恩来同志亲自送我们过青木关，国民党特务不敢胡作非为，我们较顺利地通过了青木关卡。

　　“双十节”这天我们到了成都，这天是中华民国成立纪念日，是当时的“国庆节”，晚上全城提灯游行，我们的汽车在街上串来串去，找不到出路，串到天亮才出了成都城。从成都往北前进，经过栈道，到了剑阁，“剑阁天下雄”名不虚传，盘山路又窄又曲折，傍山险路悬崖绝壁，危险得很。越过秦岭来到宝鸡，国民党特务机关把我们的车扣留了两个晚上，对我们一个一个地检查，我们就打电报给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叶剑英同志闻讯赶到宝鸡，经过一番交涉才放我们过去。但有一个人被留下了，就是白崇禧的私人医生周泽昭，他是一位医术很高明的外科医生，在桂林时就跟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特务发现了周医生，就把他留下弄回去了（后来他还是到了延安）。被动员到延安去的医生有好几个，其中有一位是我在贵州认识的医生，叫李志中。他爱人是护士叫沈元晖，他们一起到了延安。

　　在党中央机关工作

　　回到延安的第二天，组织上就分配我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工作。中央办公厅由任弼时和李富春同志负责，秘书处长是王首道同志，我协助王首道同志工作，主要负责党的机密，还有一项任务是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做记录。当时由首道同志和我轮流做记录，谁有时间就谁去。1944年11月王首道同志离开延安，和王震同志一起率领三五九旅南下，我接任秘书处长，为中央做记录的工作就由我一个人承担了。秘书处下设6个科室：机要科、材料科、电讯科、文书科、交通科、速记室。秘书处还办了几个刊物，有一个编辑委员会，成员有任弼时、李富春、王若飞、王首道、李华生（电讯科长）和我。我主要负责编辑《党务广播》，另外《中央电讯》、《中央通信》、《支部生活》等是电讯科管的。所谓《党务广播》就是把关于党务方面的材料，党的中心工作，每个根据地后方、前线的情况、工作经验，用电报的形式发到全国各地，发给全党。有的提供给新华社广播电台，向全国全世界播发。《党务广播》现在中央档案馆还保存着一部分，当然是很不全的。

　　电讯科经常收到全国各地，主要是敌后抗日根据地党组织用密码发给党中央的报告，内容非常丰富而且重要。有一次，我要李华生同志给电讯科密家凡同志一个任务，编写一篇关于揭露日本侵略者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实行“三光”政策的稿子，小密把各根据地给中央报告中的情况加以分析综合，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我把它发给了全党，新华社广播电台也播放了。有些材料，是我党同国民党蒋介石进行斗争的有力依据，是宣传抗日反对投降派的有力武器，我们把它整理好发到八路军、新四军各地办事处。董必武同志在重庆同国民党蒋介石作斗争，动员大后方的广大人民抗日就很需要这方面的材料。1943年8月有两份《党务广播》发往重庆给董老：一份是《共产党抗击全部伪军概况》，一份是《国共两党抗战成绩比较》。在《共产党抗击全部伪军概况》中指出：“全国伪军六十二万余人，大部分为国民党军所伪化，其中百分之九十（五十六万人）以上为共产党所抗击，国民党对之一枪不打。”《国共两党抗战成绩比较》以具体事实揭露了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日的真实面目，说明：共产党抗击了全部侵华日军共36个师团，60万人的58%（35万人），国民党仅抗击了42%（25万人），共产党抗击了伪军62万人的90%以上（56万人），国民党仅牵制伪军不足10%。

　　这些刊物，也是整风准备工作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