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总统府的中共地下战线

○段伯宇是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上的杰出战士。1946年，他打入蒋介石总统府军务局，先后担任侍从参谋和少将高参，从事秘密策反工作。

○这些部队，西起芜湖，经南京、常州、上海，东至嘉兴、杭州，沿江千余里，形成了我党所能掌握的一条地下战线。

○我引用了引用楚汉相争、谋士蒯通说韩信的故事，傅作义问此事出自何处，我答曰《史记?淮阳侯列传》。他很认真地记在本上。

○贾亦斌率部起义对蒋军部队影响很大，纷纷传说：“太子派投降共产党了”，引起军心涣散。

　　鲁迅在中国人民倍受苦难的时期曾写下这样的浩歌：“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我想借用鲁迅的诗句，来表达解放战争时期我利用在蒋介石总统府军务局（即侍从室）任职的公开身份，从事中共地下工作的斗争史。

打进蒋介石总统府军务局

　　抗战开始后，我离开保定的书报杂志社，带领几个人上太行山寻找八路军。当时未能找到八路军部队，迫于形势，撤到豫北，参加了国民党第三十二军，在爱国将领周思诚（1940年去延安参加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作。1938年春，三十二军移驻豫中许昌、叶县一带休整，我借机请假探亲，去西安北上到了延安。在延安，经任白戈介绍到抗大学习。7月，学校通知我回原部队。8月初，我赶到了湖南长沙三十二军集训地。不久，三十二军中共地下党员王兴刚约我谈话，我汇报了去延安学习的经过，并提出入党要求。8月中旬的一天，王兴刚通知我，组织上同意了我的要求，由他作介绍人，指定时间地点，由湖南省委的聂洪钧带领我宣誓入党。聂向我讲了党的纪律和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注意事项。当时我非常兴奋，下定决心要严格要求自己，努力为党工作。

　　1938年秋，三十二军开赴江西，在参加了赣北战役打退日军的进攻后，三十二军被整编。1939年初，我由十八集团军南昌办事处介绍转到重庆办事处，由周怡领导。我的公开职务是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视察员（主任为李济深）。不久，我见到周恩来副主席，他让我做好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思想准备，并利用我在国民党任职的有利条件，在工作中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反动派。他语重心长地叮嘱我：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遇到的困难多，在困难的情况下，要争取有利的一面，并努力使之转变为现实。共产党员主要的一条是遵守纪律，服从组织分配。最后，周副主席再三嘱咐我要安心工作，努力学习，为党的事业把工作做好。我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期间始终牢记着周副主席的教诲。

　　1941年我所在的战地党政委员会的工作结束。这时国民党陆军大学特七期招生。国民党军队中凡师以上的参谋长和军事机关主要人员，大部分是陆军大学毕业的。我为了在国民党军队里开展工作，决定报考陆大特七期。经过认真准备和考试，我于1943年10月考入陆大。有了这样一个有利的工作环境，我便在同学中广交朋友，联系爱国的进步的同学，为今后开展工作准备条件。

　　1946年3月，我从陆军大学特别班毕业。当时我的弟弟段仲宇问我毕业后的去向，我提出想到华北去，因为那是我的家乡，人地两熟，便于开展工作。仲宇建议我到蒋介石总统府军务局，因为那是国民党最高军事机关，有几个优越的条件，可以用其所长，开展工作。仲宇当时是蒋介石侍从室参谋，他可以推荐。我考虑如果能争取到这个有利的岗位，可以更好地开展工作，便同意了。

　　1946年初，仲宇利用他调动工作（到联合国军事代表团）的机会，向军务局长俞济时推荐，由我替补他走后的遗缺。当时俞济时在陆大将官班学习，于是同意了。同年3月10日，陆大特七期举行毕业典礼，蒋介石以校长名义带领三军统帅亲临学校主持典礼。讲话之后，他一一检阅了特七期每个学员，到我面前时，我施注目礼，当时他上下打量我，我感到很突然。待典礼完毕后整队休息时，忽然听到叫我的名字，说校长要召见我。我当时很紧张，想仲宇和我讲的事可能生效了。这时我猛然想起周副主席曾嘱咐我的：“遇事要冷静，沉着”，于是我从容地去见蒋介石。敬礼之后，蒋问到我的姓名、年龄、籍贯、学习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这时我见桌子上放着一张我的简历表，蒋又有意地问了一声“令尊的姓名”，我回答之后他又接着问了我父亲早期的学历，当我答道：“可能是保定姚村速成武备”时，蒋站了起来，以指扣额，连声说“好！好！好！”事后我回到家中，仲宇告我蒋接见就说明可能同意了。当我讲到蒋一再询问父亲的情况时，父亲告我那时蒋也在速成武备，名叫蒋志清，与我父亲不同班，他是炮科学生，以后留日了。我这才知道蒋为何一再询问我父亲的学历。

　　蒋召见之后不久我即接到通知到军事委员会侍从室报到。当时正是侍从室准备改为军务局的过渡时期。4月间我到侍从室报到，地点在嘉陵江右岸的上清寺。在那我见到了第四科科长张国疆。我与他在战地党政委员会时就认识，另外他又是仲宇的同班同学，因此对我很欢迎，也比较尊重我。他告我侍从室要改为军务局，原第六组改为第四科，正在准备迁南京，嘱我安顿一下家属，等候通知，搭机飞南京后再来上班。

　　4月底我接到通知，搭机先飞南京。这时侍从室已改为军务局。我到南京略事安顿后即去军务局上班。上班之后先由张国疆带我去见俞济时局长，随后又去二科（作战科）拜会了高级参谋杨振兴。杨是陆大教官，又是我的同乡，我自然希望得到他的照顾。这样，我到军务局后有了一个小环境，便于我在机要部门站住脚。

　　关于军务局的成立情况是这样的：1945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为了取得美国的援助，发动内战，适应美军的要求，改组了军事委员会。蒋决定撤销侍从室，另在国民政府内设立军务局，把原来侍从室主管军事的部分划归军务局。军务局的特点是规模不大，人员精干，业务集中，它是凌驾于国民政府各部门之上的军事机要部门，犹如满清时代的军机处。这时我才体会到仲宇说的：“是一个有利的工作环境，便于开展工作”。

　　有了这样的工作岗位，当时首要的问题是得到党的领导。当我得知周恩来副主席于5月3日与董必武等领导同志飞抵南京，就住在离蒋介石总统府不远的梅园新村时，便决定冒险去梅园新村见周副主席。但是几经冒险不得接近，真是咫尺天涯，情意难通，所谓望夫子之门墙而不可及！

　　正在这个时候，一个星期日我在值班，在检查第四科的文件档案时，偶然见到里面房间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木匣，上面积满灰尘，像久久无人动用过。我打开一看，全是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收集的我党中央文件和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的报告、讲话，顿时好似黑暗中见到了光明，当时无比兴奋。第二天上班后我问张国疆：我们办公室内为什么有共产党的文件？他告诉我是研究共产党的对策的，可由我保存。这样我取得了合法阅读的地位，于是我日以继夜地学习，了解了党的基本方针和政策，这是我在蒋军内部开展中共地下工作的依据。

团结国民党爱国将领，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

　　日本投降后，我党为了避免内战，和国民党签订了“双十协定”，接着举行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等五项协议。但是蒋介石却违背全国人民的意愿，撕毁政协协议，发动了大规模内战。在此情况下，我遵照党的指示，在蒋军内部酝酿反对蒋介石内战政策的斗争。

　　当时我在陆大联系的一批进步同学，分配到南京国民党的军事机关，从国防部到南京守备部队均有。这些同学希望和平建国，不愿再打内战。他们是万建藩、贾亦斌、刘农畯、宋光烈、宋建人、王海峤、董嘉瑞等。当时万建藩是国民党南京卫戍副司令，贾亦斌是蒋经国的副手，国防部预干局代局长，我们时常在他俩的家里借着聚餐座谈、联谊、叙旧、漫谈形势，各述见闻。三载同窗，异地相逢，倍感亲切。聚会时我多半是听、问或插话，主要是介绍在军务局看到的一些材料，以事实说明八年抗战之后又打内战是多么不得人心。当时同学们反映很强烈，均不同意八年抗战后再打内战。蒋介石的种种倒行逆施，引起陆大同学的深思，同学们忧愤满怀，纷纷寻找光明，籍以报国。

　　1947年，我党发表《双十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当时为了彻底揭露蒋介石的种种欺骗，我在同学中历数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共反人民的真相。经过一个时期的座谈、讨论，同学们在事实面前不能不引起深思。他们对蒋介石打内战的目的看得越来越清楚。这为日后组织武装反蒋奠定了思想基础。

军务局内的斗争

　　（一）利用职务掩护同志

　　掩护广东东江支队安全转移　1946年，蒋介石利用军事调处，企图把华南我广东游击队（东江支队）转移到华北地区，以便巩固他在两广的后方基地。当时国防部规定了广东东江支队北上的路线。我看到这份报告时就想不能再发生第二次皖南事变。当我了解到国防部的意图是害怕东江支队沿途散播革命种子，所以规定行军路线便于防范（当然不能排除沿途截击的可能）时，为了掩护该支队的安全，我提出将支队4000余人水运北上，既避免沿途与群众接触，又可便于监视。我的主张得到军务局内稳健派的支持和局长俞济时的同意，报蒋批准。这样就确保了我东江支队北上的安全。东江支队于1946年6月30日由广东乘船北上，于7月5日安全到达了烟台我解放区。

　　掩护王启明起义后安全到达解放区　1947年3月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张国疆交我一份秘件电报。我接过一看，是报告王启明于3月中旬在河南汲县率部起义。这种案件本应立即呈报，因为正好是在星期六下午，张国疆早下班了，我便借机放在抽屉里。第二天是星期日，这就晚报了两天。这样既掩护了王启明安全到达解放区，我也避免了纠葛。

　　营救万建藩之弟　1947年夏，贾亦斌和我谈到万建藩（时任南京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的弟弟在苏北担任一个兵站分部的负责人，因涉嫌给解放区供给物资被扣押，案情严重。万建藩只此一弟，怕被老母知道出事情。贾亦斌同时也转达了万建藩的意思，要我设法营救，并告我“万之弟可能是共产党”。根据这种情况我决定冒险尽力营救，一则是搭救同志，同时也为团结争取万建藩，当时陆大同学聚餐多是由他相约。为此，我特意接近第六科主管军法的何专员。何是蒋家的亲属，也是俞济时的亲属，为人较忠厚，讲情面，我以个人身份和他接近是有可能的。我们初次交谈，泛泛谈及历史上的“人治”与“法治”的问题。经过谈论，我给他留下了个好印象。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渐渐谈及到国民党对待共产党嫌疑一类的案情问题。何说了实情：有些是事实，但很多属于涉嫌，也有不少属于虚构，此类案件颇难处理。谈到投机处，何竟向我征求处理此类案件的意见。我例举了历史上的一些案例请他参考，并乘机问到万建藩之弟的案件，并说万建藩是现任的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其弟竟陷入“共嫌”案情，家有老母，万的心情沉重等等，还谈到了万是我陆大同学的关系。我请何慎重考虑，妥善处理。我们谈话之后，何专员对万之弟签署处理意见为：“撤职考查，待另任用”。这样即保全了同志，也团结了万建藩，为尔后开展工作取得较大的便利。

　　类似上述情形在我经手的案件中还有一些。每次遇到这种事，我总是在合法条件下设法掩护，为之开脱。如云南的朱家壁同志我也掩护过。

　　（二）斥敌

　　处在敌人的机要部门，在工作、环境中总是险境丛生的。1947年夏，张国疆告我第三科来了一位高参，可能是三十二军的尹国祥，问我是否认识。我一听有些疑虑，因为我考陆大特七期时，借用了商震先生办的河北军事政治学校的证件，当时遭到尹国祥的反对。现在他也到军务局，引起我的警惕。当时该局副局长毛锦彪与尹国祥气味相投，沆瀣一气，更引起我的注意。果然时隔不久，军务局后楼我的宿舍被检查了，书桌上抽屉里均被翻乱了。不久我因事到俞济时局长办公室，俞不在，遇到毛锦彪，他突然盛气凌人地叫住我说：“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不好好干我把你关起来。”我佯装不知何事，他拍着桌子大吼：“你干的事，你明白。”当时我想在反动派面前绝不能后退，于是反唇相讥，指斥毛锦彪：“你不讲理，老子不干了。”我愤懑地说：“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把脚一跺，回到四科办公室，当即向张国疆提出：“我干不了，不干了，请向局长报告，辞职撤职都可以。”说完想抽身离开军务局。张国疆处事较稳，冷静地对我说：“你先回家休息，此事由我妥为办理。”我借机出总统府回家后，当夜嘱家中收藏好家中的马列书籍，焚毁有关材料等。我闭门不出，做了最坏的准备。过了几天，接到张国疆电话，约我去军务局。见面后他告我已向毛锦彪作了疏通解释，并向俞济时报告了我工作努力，为人正直的情况，嘱我照常上班，安心工作。这样事态平息了。不久在一个纪念会上，局长俞济时讲话时有意提出：“军务局同仁应团结一致，努力工作，不要随意指责，更不要把青年逼上梁山。”俞济时意有所指，同时也为我开脱。不久毛锦彪调国防部工作了。

　　（三）结婚与释疑

　　经过和毛锦彪的这场斗争，尹国祥以往那种小人得志的姿态反而收敛起来，不敢再兴风作浪了。但这场风波惊动了关心我的同学好友。特别是联勤部的黄警华及宋光烈、刘经霖等同乡、同学均很关心我。他们向我提出，应当结婚，以免议论纷纷。并以实情告我：“在重庆陆大读书时，有人就怀疑你何以不结婚。”1947年冬，经刘经霖（时任南京警备司令部上校参谋）介绍认识了他的表妹敏如。经相互了解，双方都认为很合适，1948年3月我们在杭州结婚。

　　婚后我们回到南京，我趁假期约同学便宴，依次访问诸友。为了报答黄警华的关怀，我偕敏如先行拜访；又承贾亦斌举办舞会与同学相见。经过连日周旋，我结婚的消息自然传遍了军务局。又经张国疆、杨振兴先生的解释，对我的怀疑明显地消失了。不久，张国疆调任驻苏武官，俞济时让我接任第四科科长，少将高级参谋。我乘机把杨宝贤同学调到四科协助工作。形势一变，我便于开展工作了。

　　和敏如结婚后，有了一个助手，来访同学大都由她接待，有事她就直接到总统府告诉我。这样，我开展工作方便多了，也比较保密。

　　（四）因公赴北平，趁机见傅作义

　　1948年新年之后，我出差去北平。当时傅作义坐镇北平，统率华北军政，我很想和他见面谈谈。因为我和他有一定的友谊。1927年涿州战役，傅一战成名。战事结束后，他被张作霖父子羁押在保定。1928年北伐军进到陇海线时，我正在保定河北大学读书。是年夏季的一天，父亲的朋友约我共同帮助傅作义逃出了保定，摆脱了奉军的看押，经白沟河到达天津，接管了天津警备司令部，肃清了张宗昌、褚玉璞的残部，开创了北伐军在天津的胜利局面。我大学毕业后，未再和傅会面。这时华北战事方酣，我希望见到他，做做工作，推动形势的转变。

　　到北平后，我首先和陆大同学孙伯举联系。当时他是北平行营的参谋处长。我告他了来京目的，提出想见见傅作义先生，顺便看看陆大的同学。从孙伯举、罗文浩（时任河北省保安司令，陆大同学）处我了解到了北平形势，并得知傅作义新任“华北剿总”，家住总布胡同。电话联系后，傅约我第二天一早到他家去。我到后，他牢牢握着我的手说：“已多年不见了”，不禁慨然，若有所思。接着他说：“我原定今早飞天津、唐山视察，伯宇来访，暂缓出发，借叙渴念。”他问我过去学医怎么进了总统府军务局当参谋，对此他表示惊异。我了解傅的治军精神，他初接“重任”，抽空接见机不可再，我决定倾吐真情。

　　我向他谈了抗战期间我志愿从军报国，以后考入陆军大学，经蒋召见，调到军务局（原侍从室）的经过，并告他这次来京、津是想看看华北情况。我话音未落，他转了口气，说：“你有使命来京吧？”我诚恳相告，自己是以世交晚辈身份来看先生的。他听后转为愉快，叫我坐到近前谈心，我乘机谈了几个问题。

　　首先谈了八年抗战之后蒋介石又发动内战的形势。1946年全面进攻失败，1947年重点进攻又遭失败，损失惨重，军无斗志；解放军已插入大别山区，把战争引入中原腹地；政治上李济深等国民党元老又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国民党分裂，蒋家天下岌岌可危。造成这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蒋独裁专断，违背民心，发动内战，国民党内部腐败无能，其失败只是时间问题。接着，我向他说明危难之中蒋把华北重任委以先生，战则难操胜券，败则责任在身。我与先生情属至交，曾患难与共，所以借来京机会，妄进一言，请先生慎思。我谈了之后引起傅的沉默。接着我讲了一段历史，引用楚汉相争、谋士蒯通说韩信的故事：“相君之面，不过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贵不可言。”又说“楚汉相争，非贤者不能息天下之祸。”我记得讲到此处，傅先生问我此事出自何处，我答曰《史记?淮阴侯列传》。他很认真地记在本上。我借此拜别，他送我时颔首示意，表示惜别。

　　在北平1个月，访问了当时的军政首脑及在北平的同学，基本上了解了华北局势，公事告一段落。1948年春节前回到了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