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克将军谈红四军“七大”

1929年下半年，红四军召开了3次党的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七大”“八大”“九大”)，开展了一场总结建军经验的大讨论。这是红军初创时期发生的一件有重大意义的大事件。它起始于“七大”前后，结束于“九大”闭幕。这场大讨论的结论，就是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古田会议决议。

红四军“七大”是一次充满争论的会议。长期以来，在研究红四军这场总结建军经验的大讨论中，往往有着很大的片面性和倾向性，即把“七大”“八大”与“九大”对立起来，认为前者是完全错误的，后者是对前者进行批判的产物。在红四军“七大”前后的“朱毛之争”中，简单地把朱德、陈毅置于毛泽东的对立面，认为前者执行的是错误的军事路线，毛泽东则是正确军事路线的唯一代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种情况已开始有所变化。20世纪80年代初，笔者在军事学院（后合并成立国防大学）任教时，曾奉命参与关于红四军“七大”资料(兼专题及“八大”“九大”)的收集和研究工作。时任军事学院院长萧克将军，曾参加过红四军的这几次会议。他以亲身经历和切身体会，给专题组以有力指导，并在全校做了关于古田会议决议的报告，使大家深受教育。笔者有幸多次聆听了萧克将军的指示，查阅了有关资料，并担任了专题组的执笔人，受到很多教育和启示。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在北京会见萧克时亲切握手

“七大”主流是好的，并非一无是处

红四军成立一年多来，在如何建军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是，由于处在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而且大部分成员出身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有的来自旧军队。因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旧军队的作风，如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军阀主义残余、极端民主化等错误倾向，大量地反映到红四军的党和部队中来。在这种情况下，加之中央“二月来信”的消极影响，于是，如何加强党的建设，建立一支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在红四军党内，甚至前委成员、朱德和毛泽东之间，都产生了不同的认识，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红四军“七大”于1929年6月22日，在龙岩城公民小学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前委委员及萧克将军谈红四军“七大”◎瞿定国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在北京会见萧克时亲切握手51特稿2015-1XIANGCHAO大队(相当于连)党代表，以及部分军事干部和士兵代表，约四五十人。会前，毛泽东曾向前委建议：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经验的办法达到统一认识，解决红军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进一步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担负起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任务。但是，毛泽东的意见没有被采纳。会议由代理前委书记陈毅主持。他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并代表上届前委作了工作报告。会议通过了由陈毅起草的《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以下简称“七大”决议)。

萧克认为，这个决议很重要，是我们研究“七大”最重要的历史依据。他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联系一些当时的来往书信资料，对决议的正确面作了详细分析，并指出，七大“决议”存在的缺点是“非主流”的东西。他指示专题组，研究“七大”这个复杂的历史问题，一定要忠于史实。只有忠于史实，才能忠于真理。

根据萧克的指示，专题组查阅了相关的历史档案，收集了有关人士的回忆资料，多次开会对“七大”决议进行了反复研讨，最后形成了大体一致的看法。认为“七大”决议不仅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而且对许多争论问题旗帜鲜明地作了回答，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一看就给人以深刻印象。这些结论性的分析，尽管不会完全正确，但其中许多有价值的内容，为后来中央指示和古田会议决议所吸收，则是有据可查的。

“七大”决议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党内争论问题”，列有7个小标题：1.过去工作的检阅。2.这次争论的原因和性质。3.党应不应该管理一切。4.对前委通信第三期的意见。5.对朱毛同志的意见。6.总批评。7.提出下列口号作为这次争论的结果及党员以后的工作标准。这是《决议》的基本部分。第二部分是“分兵问题”，只写了“由新前委讨论”一句话，没有具体内容。对“七大”决议第一部分“党内争论问题”，专题组认为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来进行探讨。 

(一)对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以及当时实行的若干政策、制度问题的争论

“七大”决议在“过去工作的检阅”标题下，把这方面的争论，归纳为12个问题，并作了明确回答。主要是：

关于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七大”决议对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予以充分肯定。指出：“自湘南红军退到边界来，需要一个时期的割据，以整理红军，保持红军武装，发展边界党及群众的组织，扩大地方赤卫队，这是十分对的，很正确的。”但是，“八月失败”以后的边界割据是一种“单纯的军事割据”，“含有保守主义的错误”。

关于红四军的几次重大军事行动和行动方针问题。“七大”决议指出：1928年5月送三十、三十三团回湘南是对的，但军委对湘南敌情估计不足，太无准备计划，是不对的；同年7月，二十八、二十九团回湘南则是顺从农民意识的回家观念，避免边界斗争的逃跑主义，是不对的；1929年1月，红四军为了应付两省敌人“会剿”，出兵赣南游击，是对的；同年5月，红四军前委对主观情形未曾有很好的估量，决定一年内夺取江西全省，是不对的。

关于边界建设问题。“七大”决议指出：在政权形式上，井冈山时期，有一部分是强迫性质，不顾群众的需要，是不对的。下山以后采取公开与秘密两种形式，合于群众的需要，是对的；在经济政策上边界有个时期采取极端没收，含有军事共产的意味，实出于不得已，以后逐渐改正，是对的；在地方武装建设上，地方武装与红军武装应同样扩大。

关于若干制度问题。对于红四军建设中的军需制度、边界时期的行动委员会制度、宣传兵制度、士兵委员会制度，“七大”决议作了具体分析。如指出宣传兵制度是红军非单纯打仗的工具的特征之一，认为宣传兵是“吃闲饭(吃冤枉)的闲杂人”的偏见，非常不对。又如，指出红军成立士委会，使士兵群众参加军队管理，维持红军纪律，实行士兵政治教育，这个制度是绝对正确的。

(二)对前委之下设不设军委和由此涉及的若干组织原则问题的争论

“七大”决议一方面认为把要求成立军委看成是“分权式”是不对的；另一方面又指出，在当时的情况下，“前委之下又设一个军委实系重叠机关”。

围绕军委问题而涉及到的若干组织原则问题的争论，以及对过去红四军党组织的领导工作如何估价，“七大”决议也提出了结论性看法。

关于“党管一切”的问题。“七大”决议认为这是一个工作口号，在红四军党内极为深入，与党的组织原则并不冲突，所以这个口号是对的，但文字太简单，易引起不正确的解释，今后不要再引用。

关于红四军党内有无“家长制”红四军“七大”旧址——龙岩公民小学52特稿XIANGCHAO2015-1和“书记专政”的问题。“七大”决议认为，红四军党内存在着只有机械式的服从而无活泼的党的生活，将一切工作推到书记一人身上，形成家长制度的倾向，但指出，“提出书记专政口号完全系对毛同志偏见的批评，因为毛同志以书记兼党代表、政治部主任，难免有一切事情集中于一人的现象，这是组织上人才上分配不好，不是书记专政”。

关于党有没有代替群众组织的错误。“七大”决议认为“过去四军党没有犯这个错误，只是执行工作技术上常有缺点”。关于上级党有没有代替支部工作的问题。“七大”决议认为“过去四军党能领导红军艰苦奋斗，大半由于连支部起作用，说上级党包办支部工作完全不是事实”。

(三)对毛泽东、朱德等人的批评和意见

“七大”决议对毛泽东、朱德以及林彪、刘安恭等人的某些言行，基于当时的认识，从维护党的利益和团结出发，提出了严厉而善意的批评和意见。

1、对毛泽东的批评和意见

关于毛泽东在白砂会议上的表现，“七大”决议指出：毛泽东提出的“党的原则三条以其均合于中央的指示是很对的，在毛同志感觉这三个原则动摇，而提出来要求解决这个态度也是对的，毛同志见着前委有‘不生’‘不死’的状态，不去积极挽救，反施以消极的态度这是不对的”。

关于毛泽东答林彪的复信，“七大”决议指出：“毛同志这封信里的判断一部(分)是合于事实，一部(分)断定是不合于事实，因为党过去所有的错误和正确的来源，并不是简单的两种路线思想斗争的结果。毛同志认为这次争论有历史意义，不是偶然的爆发，这是对的。

“七大”决议指出了7点关于毛泽东思想作风方面的问题，其中有英雄思想、过分自信等。

2、对朱德的批评和意见

关于朱德答林彪信，“七大”决议指出：朱德提出的“党代替群众组织，完全不是事实”，至于“书记专政口号完(全)系对毛同志偏见的批评”；“朱同志以一切工作归支部来证明前委包办下级的工作，失去（之）武断不合事实”。

“七大”决议也指出了7点关于朱德思想作风方面的问题，其中有工作不科学、不注意军事训练等。

3、对朱毛的处罚“七大”决议

在“总批评”的标题下指出：“朱毛两同志在党内外负责重要工作，不能因某种政策与意见不同互相怀疑，互相猜忌，又不提出来批评交由党解决，以致造成这次党内严重的争论问题，给党以不好影响。朱毛两同志都有着同等的错误，但毛同志因负党代表与书记之工作，对此次争论应负较大责任。”为此，给予毛泽东严重警告、朱德书面警告的处罚。“七大”决议还指出：朱毛两同志去留问题由中央处置，在中央派人来以前，可继续工作。

总的看来，“七大”决议是对红四军两年来军队建设、根据地建设经验的初步总结，既肯定了成绩，又指出了缺点；对毛泽东、朱德两同志既有批评，也有肯定；对有些争论的重大问题，得出了是或非的结论，从而有助于后来进一步开展研究，以统一红四军党内的思想，增强内部团结，保证粉碎敌人三省“会剿”的胜利。同时，“七大”决议也为后来的中央“九月来信”和古田会议决议，提供了翔实材料和重要依据，保证中央的指示和古田会议决议建立在正确反映客观实际的基础上，成为红军初创时期极其重要的历史文件。

“七大”改选了前委，决定“对中央指定之前委委员朱毛不更动”，另由大会选出陈毅、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以及四军直属队一、二、三、四纵队士兵同志，合计13人组成前委，以陈毅为书记。“七大”决议指出：“这个决定须呈报中央批准，在未批准前即可负责开始工作。”

不容置疑，“七大”也有缺失之处。“七大”决议虽然对若干重大问题作了正确结论，批判了一些错误思想，但对存在问题的具体表现、来源及纠正方法，缺乏深刻的分析和明确的纠正措施。对毛泽东、朱德的批评上纲过高，有失公允，而且组织处理不当。后来陈毅自己也认为，大会通过的决议案只是一个折中的决议案，“并没有把问题彻底解决了”，“所谓前委，只是一个‘过渡内阁’”。

对于“七大”决议，毛泽东明确表示不同意。他说：“会议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他这个不正确。”

“七大”争论的性质是领导方法之争，并非路线斗争

关于红四军“七大”争论的性质，看法一直是有分歧的。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前后也是有变化的。“七大”召开前，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认为是“少数同志们历来错误路线的结穴(原文如此，“穴”疑为“果”字)，两个指导路线的最后斗争”。而“七大”决议则认为是：“党过去所有的错误和正确的来源，并不是简单的两种路线思想的斗争的结果。”

延安整风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毛泽东对红四军“七大”争论的性质，又多次表示不是路线斗争。1944年毛泽东电告华中局时指出，红四军“七大”的问题，并非属于总路线性质，并且早已解决，不应再提。

到了“文革”期间，林彪、江青两个阴谋集团更是别有用心地歪曲历史，诬蔑红四军“七大”，指责朱德、陈毅等人，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理论上、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已没有人再坚持“七大”争论是“路线斗争”的看法了。但对待“七大”争论的性质，仍然有带原则性的争论还是领导方式方法之争的不同看法。

萧克告诉我们，罗荣桓也说过，有很多争论的问题，属于工作方法问题，如有的感到党管得太宽了，党管一切，党管理一切，党指导一切，这几个提法就讨论了一天。萧克说，当时“党是最高领导”大家在观念上是明确的，但“党什么都管不行”。“一切”讲得太死了。据有关当事人回忆，“党管一切”不是毛泽东的原话，但他说过党什么都应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慎重起见，萧克还找谭震林等老同志交谈。他们共同的看法是：红四军“七大”不是路线斗争，“七大”的争论和古田会议决议提到的红四军存在的8个问题不是一回事。

然而萧克并不要求专题组统一于他的观点。他表示：一些学术问题、历史问题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不能强加于人，你们怎么看就怎么写，不要受我的看法的影响。我是当事人，上送报告也不要由我来签署。后来在上送报告中，对“七大”争论性质的看法，写的仍然是专题组的意见，签署人是时任军事学院副政委的李曼村。萧克表现出的这种高风亮节，使我们深受感动。

现在看来，萧克的看法是正确的，因为他讲的是领导方式方法之争，而不是具体的工作方式方法。本质地说，大家都是要革命的，但如何组织领导革命则有不同看法和做法，这是应当允许的。在萧克看来，即使涉及若干组织原则的争论，也是属于领导方式方法范畴之内的问题。事实上，中央在“九月来信”中，谈到“朱毛之争”时，也是将其定性为“工作方法上的错误”。朱德于1944年《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过：“关于如何建军，在闽西，当时红四军内部曾发生过争论，表现在红四军第七次和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争论点为：军队已发展到一个新规模，需要有一套新办法，就像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那样一套新办法，才能进一步建设无产阶级的新的军队。”从朱德整个讲话的内容看，他讲的“新办法”，主要指的是建军和政治工作方面的一些基本原则。

晚年的萧克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