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投身西藏和平解放的历程

○以半残肺之身，再三申述，获准回十八军入藏

○入藏最大的困难是补给，但部队绝不向藏民征收摊派粮食

○西藏问题和平谈判，军队和班禅问题是焦点

○随张经武转道香港、印度，会见达赖，坚决要求接见仪式平起平坐

○全力投身上层统战工作，坚决反对藏独，耐心争取团结达赖集团

　　（一）

　　投身于和平解放西藏的伟大事业，使我终生难忘。按我当时的身体状况，一个有严重的肺部病残的人，我不可能也没有想象到会加入到进军西藏的行列中去。但是，由于我同进藏的第十八军所具有的亲密关系，在战争年代我同这支部队所结成的战斗情谊，事情就不是偶然的了。

　　第十八军是抗日战争中在豫皖苏根据地成长起来的一支部队。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期间，我在这支部队里生活、工作了5年，担任过宣传部长，对这支部队感情很深。渡江战役后，我因病不能随军向大西南进军，留在南京筹备正式成立总工会的工作。

　　1950年1月30日，我突然接到华东局转来的中央军委电报，调我回十八军随军进藏，到西藏搞外交工作。10天后，又接到张国华军长、谭冠三政委的信，催我西上，并告知部队已奉命在川南一带准备进藏工作。我猜想，军委的调令肯定是张、谭提出来的。我很高兴回到这支部队，投身到解放西藏的伟大事业中去。

　　由于我身体不好，许多朋友都劝我不宜进藏。幼年时代，我患过肺结核。30年代初，在上海搞党的地下工作，1935年在青岛被捕入狱，在青州监狱斗争中，遭受酷刑拷打，身体连受摧残。国共第二次合作后，1937年9月从南京国民党“首都反省院”出狱。在进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12年中，我一直在淮北（新四军四师）和豫皖苏边区的战火中坚持工作，当时没有条件检查治疗。接到军委调令后，我到医院透视和拍X光片，发现左肺已经干瘪，右肺上部有两处钙化点。我认为自己的肺病早已成为历史陈迹，在战争年代那样紧张激烈的战火里都过来了，进藏又何足畏惧。于是，便匆匆只身启程西上。

　　4月10日抵达重庆。谁知因为肺病问题，在山城竟滞留了整整1个月。西南局组织部、二野组织部和卫生部的领导，都考虑我身体不好，不适宜进藏，并让我3次进医院检查，检查结果都是：左肺萎缩，左胸肋膜肥厚，心脏向左侧移位，右肺代偿性向左扩张，并有钙化点，不适宜高原生活，不能进藏。我再三申述要求，同医生争论，表示进藏决心。后来张国华军长到重庆开会，二野组织部的陈鹤桥部长、卫生部的钱信忠部长同张军长经过磋商，特别是由于那位奥地利医生、在晋察冀根据地工作了12年的傅莱同志真挚地关怀和帮助，最后答应：“可以试一试，如身体不行，即速反回”。我的入藏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此时，部队已经开始进军行动，修路、运输任务正在加紧进行。刚到重庆时，陈鹤桥部长即告诉我，西南刚解放，地方国民党土匪猖獗，现在是一边剿匪修路，一边进军。支前运输任务非常繁重，不但需运粮食，还需运送一般日用品和帐篷等等。二野每个军都抽出1000匹好马组成了运输团。以后，张军长又详细地谈了进军情况，西南军区组成的几个工兵团和汽车团，已担负修路、运输任务，进藏的先遣部队已抵达甘孜。

　　5月20日，我随张国华乘飞机到达成都附近的新津，军部就设在这里。

　　到了新津，我接任新成立不久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工委）政策研究室主任。

　　张国华告诉我，解放西藏问题，我们争取和平解决。和平谈判基于以下四个原则：一、驱逐帝国主义势力；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三、西藏现行政治制度不动，将来由人民协商解决；四、宗教信仰自由。总之，第一步争取人藏，入藏后政治问题也要慢慢来。考虑到西藏问题要着眼于整体和大局，我们一定要争取西藏上层大多数。因此，即使在个别问题上争取下层群众时，也不要伤害西藏当局。我们当前主要的任务是了解情况，提出政策意见。研究室在这方面要做大量工作，任务很重。其次是人人都当宣传员，向藏族上层和群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再其次要有严格的纪律，关键是干部带头模范地执行政策。

　　他还告诉我，当前最大的困难是粮食问题。先遣部队已到甘孜，如果再连续下半个月的雨，飞机不能空投粮食，几千人马的生命将要受到威胁。在这个时候，更要严格纪律，严格执行政策。

　　一批对西藏有研究的专家、教授已聚集在研究室，着手对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他们也将随军进藏。

　　机关干部和指战员已开始学习藏语文，开展生活高原化活动。早操时，还进行高原行军演习，学搭帐蓬。

　　9月5日，军部来到海拔3100米的甘孜。王其梅副政委率领的先遣部队已在这里度过了3个月的高原生活。由于粮食运输困难，部队执行毛泽东关于“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不向藏民征收摊派粮食，在50天内，不得不挖野菜、捉地老鼠充饥。进藏部队纪律严明，严格执行民族、宗教政策的模范行动，赢得了广大藏族人民的爱戴。

　　9月8日，工委在甘孜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了形势和任务，制定了解放昌都的计划以及昌都解放后的地方工作和部队工作。

　　几个月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告知西藏地方政府，希望他们派出代表进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但是都未能得到响应，而且西藏当局变本加厉地勾结帝国主义，扩军备战，图谋所谓“西藏独立”，并部署重兵于金沙江沿岸，企图凭藉天险阻止我军进藏。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格达活佛前往西藏劝和途中，在昌都竟被杀害。鉴于这种情况，我军必须强行渡过金沙江，武力解放昌都。这是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一个必要步骤。

　　进藏部队司令员、工委书记张国华在工委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总结了从四川乐山开始进军以来4个月的工作，讲了解放昌都的方针和任务。

　　张国华在报告中指出：4个月来采取暂缓向金沙江以西进军解放昌都的方针是正确的，拖的目的是调查了解情况，做好民族团结工作，从而使下一步能更顺利地进军。由于部队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加强了藏、汉民族的团结，藏族头人已卖给解放军8000头牦牛，解决了运输工作的困难。先头部队在高原上经受了锻炼，生活高原化康藏化有很大进展，加深了同藏族人民的感情。同时还需要看到，由于历史上存在的长期民族隔阂，有一部分人对我们仍然怀疑较多，这是一时避免不了的。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张国华在讲到今后工作时指出：过金沙江后，拉萨当局如果态度不明朗，还是耐心等待，不能急躁，西藏问题要争取和平解决。过江后，原西藏地方政府的政权不变，不用解放军代替，给拉萨当局留有余地，不要封闭与拉萨当局可能和平解决的大门。主要是依靠政策，团结西藏各阶层人民，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反对分裂。目前是团结西藏上层，通过团结上层分子去联系群众，同时培养民族干部，发展新生力量。昌都解放后，召开各界僧俗人民代表会议，成立昌都解放委员会，昌都解委会是统战性质的协商机构，主要任务是协调军民关系，支援进军。今后补给工作是进军的关键，补给主要靠内地。公路、飞机不通，一要买点粮食，二要买些牦牛，不能摊派。要有克服困难的充分思想准备，只要不饿死人就行。

　　根据工委扩大会议的决定，我代工委草拟了一份《关于昌都解放后的工作要点》，发到各部队。

　　会议结束后，一些干部分别下到各师、团和兵站，部队出发，继续向前推进。

　　在加紧部署昌都战役的同时，工委和军党委指示，学习西南局制定的《争取西藏和平谈判的十项条件》（亦称十大政策）。经中央批准的这十项条件是：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里来；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三、西藏地方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喇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四、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五、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防武装之一部分；六、发展西藏民族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七、发展西藏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八、有关西藏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意志，由西藏人民及领导人采取协商方式解决；九、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不咎既往；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人民解放军经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买卖公平。

　　当时，《十项条件》暂不对外公布，由内部掌握。昌都战役后，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联合颁发布告，公开宣布了这十项政策的内容。11月10日，新华社作了报道。后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举行和平谈判时，就是以这十项条件作为谈判基础的。

　　机关里留下的干部不多，甘孜比往常显得清静多了，但工作却是紧张忙碌的。要立即组织人力上山打柴，保障越冬所需5个月的柴草；要抓紧时间，每天早晨学习政策，学习藏语文；要积极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动员当地人力、畜力搞好支前运输工作；要尽量利用机会进行社会调查；要办藏族干部训练班，培养藏族青年干部。

　　9月19日，我和天宝（即桑吉悦希）骑马到离甘孜20里的白利寺，对该寺格达活佛为解放西藏奔走而被害进行慰唁，带去两千块银元。白利寺是一个爱国的喇嘛寺庙，寺庙管家和铁棒喇嘛（负责治安的喇嘛）热情接待我们，对格达活佛被害，深感悲愤。他们向我们反映了许多金沙江以西地区的情况，畅谈至深夜，亲如家人。当夜，我们住宿白利寺。

　　还有一次，我和天宝随张国华去甘孜西北100多里的玉隆，看望大头人夏克刀登。玉隆海拔4100米，是个牧区，气候寒冷，10月初的早晨，已是白霜遍地。夏克刀登是西康藏区最有权势的上层人物之一，部队进军以来得到他的大力支援。我们谈到昌都战役中的运输问题时，他表示对由甘孜到金沙江边300多里雇牦牛运输的工作将全力支援，他可以出6000头牦牛。当时，我和张国华计算了一下，有他这6000头牦牛，再加上德格土司降央白姆的2000头，整个畜力运输问题可基本解决。

　　进藏途中我们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不懂藏语。不懂藏语，要到群众中进行社会调查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在与上层人士的交往中通过翻译了解一些情况；或者利用某些同群众接触的片刻时间，搜集一点粗浅零碎的材料。例如在风俗习惯方面，藏族死人实行天葬，给老鹰喂食，天葬禁止外人观看，所以我们严格禁止干部战士去看天葬。他们还有一种可怕的“风俗”，就是把孩子投火烧死祭祀神鬼。我们还了解到，甘孜寺上层喇嘛见了美女，即认为是“活鬼”，被关在寺庙内，实际上供他们奸淫蹂躏。我还调查了一个村子和一个农牧民自由交换市场的基本情况。由于语言不通，要更深入地了解情况就很困难了。

　　10月20日，前线传来我军解放昌都的胜利消息。10月25日，张国华给干部作了形势报告。他说，昌都解放打开了下一步向拉萨进军的大门，昌都战役在政治上对西藏将产生重大影响。全体指战员要戒骄戒躁，认真执行政策，努力争取和平解放西藏。

　　工委讨论了今后6个月的工作，提出以下任务：保障过冬生活安全，开展新解放区上层和群众工作，熟悉与锻炼生活高原化。我起草了《今后六个月工作指示》，经工委各部门讨论修改后，下发到各部队。

　　高原进入了冰封雪盖的严冬，部队进行休整。我们利用这段时间学习社会发展史，收获颇大。

　　12月14日至24日，工委连续开会，讨论西藏解放后前藏后藏区域划分问题，昌都各宗（相当县）解委会的组织问题，部队过冬问题，工委机关工作问题和干部问题。同时，工委也讨论了调查研究问题。认为中央的基本方针政策已有了，但具体执行起来并不简单。干部战士对西藏情况不了解，部队又非常分散，问题多，遇事请示报告来不及，因此，只有应用具体材料进行启迪和教育。政策研究室要积极进行这方面的工作，编写政策教育材料下发部队。

　　研究室（同时也是办公室）根据工委会议精神决定分工负责，编写教材，内容主要有：一、社会情况、人物介绍；二、宗教（以三大寺为主）；三、达赖、班禅的关系；四、经济、贸易；五、边界、外交；六、特情。我负责编写边界、外交部分。这一工作争取在1月底基本完成。

　　1951年1月28日，接昌都电报，得知西藏地方政府派出的谈判代表将到昌都，他们还可能到北京去。工委立即开会研究他们谈判的目的以及对待他们的态度。昌都战役后，达赖和噶厦（西藏地方政府）的主要官员都逃到亚东，拉萨只留下看守政府。2月2日，获悉西藏的另外两位代表已去印度，可能要见我驻印度大使，讨论赴京问题，来昌都的代表也一同赴京。2月8日，又接到昌都发来的几份电报，说拉萨当局对和谈提出了几个条件。工委认为，西藏派来谈判代表可能带有试探性，也可能是缓兵之计，决定等他们到达以后再说。后来证实西藏派到印度去的代表是企图向我表示“独立”的，到昌都的代表同样没有和谈诚意，和谈未能进行。

　　3月29日，又接昌都来电，西藏派出了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和谈代表团，已从昌都出发。这个代表团是阿沛?阿旺晋美从昌都连给达赖喇嘛写了两封信，建议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请求派出代表团同中央进行和谈才促成的。代表团中还有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两位代表以及随员金中?坚赞彭措等12人。另有两位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以及藏文翻译尧西?彭措扎西（达赖的姐夫）、英文翻译桑都仁青等，经印度走水路前往北京。

　　3月31日，工委开会讨论欢迎代表团问题，包括欢迎标语、住处、宴会、晚会、保卫安全工作等，由我和徐谈庐负责。工委决定由我陪同代表团赴京。

　　4月9日，西藏和谈代表团抵达甘孜。晚上开欢迎晚会，我致了欢迎词。第二天，我便陪同他们由甘孜出发，赶赴北京了。

　　（二）

　　和谈代表团从甘孜乘汽车前往内地，沿途受到热情招待。

　　在康定，康定藏族自治区（后改为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组织了欢迎会。在雅安，西康省人民政府主席廖志高同阿沛?阿旺晋美等人进行了亲切谈话。廖志高问到他们沿途有何感观，土登列门说，对我们的宗教政策表示满意，不过希望能够贯彻下去，他担心我们不执行。阿沛?阿旺晋美接着说，他认为我们不同于过去的国民党，说到做到，而且能够贯彻执行，并以昌都和沿途见闻举例。廖志高列举藏族在西康省人民政府委员中的比例以及凉山彝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情况等事实，向他们作了介绍。

　　4月16日，和谈代表团到达重庆，在重庆停留了4天。他们谒见了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首长。西南党政军领导在胜利大厦宴请了他们，并举行了文艺晚会。

　　19日，邓小平政委会见了和谈代表团。阿沛?阿旺晋美在会见时说，争取达赖回来是上策。如果达赖不回来，也要打通取道印度的代表们的思想，求得藏军退回，人民解放军和平进藏，免得生灵涂炭，这是中策。邓小平讲了我们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十大政策，一再说明我们是认真执行政策的，政策如不能认真执行，就不可能取得胜利。邓小平说，过去藏胞长期受到大汉族主义压迫，对我们怀疑是有根据的，我们一定要用事实取得藏族同胞的信任。要认识到达赖回来、和平进军的好处，希望他们把这些问题向取道印度来的代表讲清楚，谈判是能成功的。

　　在重庆，和谈代表参观了纱厂、毛纺织厂和西南土特产展览。

　　原定和谈代表团从重庆乘飞机经西安再飞北京。20日上午飞抵西安后，因北京风大，于当晚改乘火车，22日傍晚到达北京。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和中央各部委首长亲自到车站欢迎代表团，使代表们深受感动。

　　26日，取道印度的和谈代表也到达北京。

　　一到北京，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就告诉我，班禅额尔德尼也将从青海来京，谈判要谈班禅与达赖的团结问题，要我向阿沛等代表说清楚，并通过他们说服取道印度来的和谈代表，并请他们在班禅到京时派个代表去车站迎接。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我思想上没有准备。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不和，班禅逃到内地已28年，现在是十世班禅和十四世达赖，十四世达赖统治着西藏，班禅转世的问题尚未得到西藏认可。我同阿沛?阿旺晋美谈到班禅来京时，阿沛提出了两点意见：第一、他们这次来京主要是和谈，不是解决班禅和达赖的关系问题。第二、如达赖出走，班禅回藏，达赖所辖地区仍由他们实行区域自治。至于欢迎问题，班禅是西藏活佛，他们藏民当然是应该去接的。

　　4月27日，班禅到京。和谈代表经过商量，决定派最末位的代表桑颇?登增顿珠和两个翻译前往车站迎接。

　　中央非常重视做好各方面的团结工作。班禅到京的当天晚上，周恩来总理就为他设宴，做他的工作。第二天，周总理又宴请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和谈代表团。

　　宴请后，周总理告诉我们，一定要把团结工作做好。李维汉部长并就谈判的地点、方式、日期、步骤等问题，征询了阿沛的意见。

　　4月29日，和平谈判代表第一次接触，地点在北京市军管会交际厅。出席的有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李维汉（首席代表）、张经武、孙志远，张国华于5月15日赶到北京参加。西藏方面出席的有：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首席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我和平措旺阶列席会议。当天仅就谈判程序、步骤问题进行了协商，听取了阿沛?阿旺晋美等代表的意见。中央印发了和平谈判的十项条件（即西南局制定的十大政策），供代表们参考和讨论。同时还研究了关于“五?一”节请阿沛和班禅上天安门主席台的问题。最后，阿沛提到新疆解放军在阿里地区向前推进，达赖能否留在西藏成问题，希望解放军不要向前推进，他们将以代表团名义电告达赖。李维汉答复，可以请示中央。

　　5月2日下午继续谈判。西藏代表表示接受中央关于和谈的十项条件。阿沛提出进军问题是焦点，这个问题要是解决，再把十条中不清楚的地方提出来。李维汉部长指出，进军西藏是中央既定方针，西藏是我们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全中国都必须解放。人民解放军进藏对藏族有利，对全国有利。中央人民政府帮助少数民族解放，免受帝国主义侵略，西藏是我国西南国防的前哨阵地，更需要有强大的国防军驻守。人民解放军是一支有纪律、爱护各族人民的军队，并且一贯如此。进藏的人民解放军不要西藏地方供给，西藏人民没有负担。现在英国、印度和各国都承认人民解放军进藏是我国的内政问题，和英国、印度没有任何关系。我们承认达赖的地位，毛主席已祝贺他亲政，他要是去印度，就会失去现有地位。进军西藏是我们保卫祖国的权利和义务，是正义的。接着，李维汉部长又进行了如下分析：一般人可能有三种想法，一是认为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二是想拖一下看国际形势怎样，三是怀疑人民解放军进藏是为了整藏族，这些都是不实际的。如果要整的话，用战斗打败了更容易整，不会有和平谈判。

　　5月7日下午，经过谈判，确定了进军西藏、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

　　关于西藏和谈代表对中央十条提出的疑问，基本上是领导权问题。西藏代表提出第二条与第三条合并，即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一条，与西藏现行的各种政治制度概不变更、达赖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的一条，加以合并。他们怕另成立什么政府。他们希望对有关西藏各项改革事宜的第八条，要说明中央保证不用强制手段和压力。藏军要发展到解放军的水平，自守国防，并由中央补充装备。5月10日谈判，李维汉部长对西藏和谈代表提出的疑问作了明确解答。但是在谈到设立军政委员会时，又引起了争执，西藏代表认为这与第二、三条有冲突。经过反复解释，再三协商，最后取得了一致意见。

　　关于班禅问题，西藏和谈代表不同意列入协议。他们说现在是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要讨论中央和西藏地方的问题，与班禅问题没有关系，要求班禅问题另行商定，否则他们要请示后再谈。李维汉部长指出，班禅问题不能从协议中去掉，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班禅即通电拥护，他们30年来没有勾结帝国主义，没有出国，这是一个界限。西藏代表推说这次来京谈判，西藏地方政府根本没有交代他们谈这个问题。最后，李维汉部长说，这个问题如不解决，所有已经达成的协议都不能成立。

　　整整一个星期，谈判陷入了僵局。5月19日下午，中央和谈代表说明协议上要列入班禅问题，是讲对班禅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是指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及职权。这样，西藏和谈代表同意了，终于达成了协议。

　　谈判过程中，有时休会一两天，安排西藏和谈代表参观游览，藉此在笑谈游憇中进行个别交谈，消除疑虑，增强和谐团结的气氛，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经过20多天的耐心磋商，反复谈判，顺利地达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5月23日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协议的签字仪式。

　　5月25日，毛泽东主席接见了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和谈代表团，并设宴庆祝协议的签订，发表了重要讲话。

　　中央对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非常重视，对西藏和谈代表非常关怀。周恩来总理经常听取汇报，亲自安排次日和谈代表的参观活动，嘱咐要把协议的藏文本翻译好。

　　协议共17条，最主要的是：（一）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实现西藏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的统一。（二）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三）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四）对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不予变更。（五）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六）实现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统一，主要是达赖和班禅两方面之间的团结。（七）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的收入，中央不予变更。（八）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和文化教育事业。

　　阿沛?阿旺晋美为协议的签订作出了重大贡献。西藏地方政府发给和谈代表们的“全权证书”中写有“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的内容，但是暗中又指示他们不得许诺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在谈判中，阿沛根据全权证书上既已明确写有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内容，认为如果不同意人民解放军进藏，就根本无法进行和谈。于是他舌敝唇焦、苦口婆心地说服了所有代表，作出决定，同意了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这一条款。关于班禅问题，对达赖集团来说是最为忌讳的，达赖、班禅不和长达30年之久，隔阂极深，这次西藏地方政府根本没有授权和谈代表谈判这个问题。他们对这件事本来是感到非常敏感的，但在中央和谈代表对他们的意见作了解答说明之后，阿沛说服其他代表，也作出了决定。为使返藏后让达赖更具体而全面地了解谈判情况，有利于接受和谈协议，在和谈代表们每次商议问题时，阿沛都请达赖的姐夫彭措扎西参加。即使如此，阿沛和其他代表对签订的协议还是忐忑不安。直到5月28日，和谈代表团接到达赖来电，表示完全同意班禅问题列入协议，此时，代表团全体成员才松了一口气，欣喜若狂。

　　协议签订后，和谈代表们分两路回拉萨。阿沛?阿旺晋美、土登列门等仍随军由昌都回拉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桑颇?登增顿珠等经香港、印度、锡金返回拉萨。

　　张经武作为中央人民政府赴藏代表，带着毛泽东主席给达赖喇嘛的亲笔信，和凯墨等人走香港，取道印度、锡金，到亚东说服达赖同回拉萨。中央决定让我以十八军联络部长名义，随同张经武到拉萨。

　　我初到北京时，曾检查了身体，肺部旧病没有变化，可是医生仍然嘱我多休息，勿过于疲劳。事实上，紧张的谈判在进行，哪里谈得上多休息，只是在过于疲劳、头痛厉害时，一般电影晚会、文娱活动少参加。现在又忙着赴藏前的准备工作和办理出国手续，我的心又飞向那遥远的冰雪高原。

　　6月13日，我随张经武和西藏3位和谈代表两位翻译等离开北京，经广州去香港。

　　6月27日到香港，因为等飞机票，在港停留了10天。7月7日，飞往新加坡。8日，飞往印度加尔各答。10日，飞往印度孟加拉省北部的锡里格，中午改乘汽车，曲折上山，约4个小时，到达接近西藏的噶伦堡。西藏地方政府派来的官员雪康色（帕里宗本，宗本相当县长）迎接了我们。我们住在印度人的一个别墅里，抽空参观了一所华侨中学——中华中学，并到20多里外的大吉岭游览了一下，约阿沛的4个子女来吃饭，阿沛的这4个子女均在大吉岭学校读书。

　　11日，乘汽车到锡金首都甘托克，锡金王子派秘书来拜见了张代表。12日，在濛濛细雨中，我们骑马来到中锡边界喜马拉雅山脉南侧的达斯美里。我们从炎夏的热带来，没有多带衣服，到海拔4000米的群山中，冷得直打哆嗦。

　　13日，越乃堆拉山口，入西藏境内。下山，有噶厦（即西藏地方政府）派来的15名藏军打着小旗欢迎我们。

　　7月14日，我们到达亚东。达赖的代表和噶厦的代表僧俗官员数人出亚东10里欢迎我们，并献了哈达及馃子。这座海拔3200米的边城，是中印边界上的一个咽喉，气候温暖如春，山花如火，景色迷人，小街上散落着二三十家店铺，印度的商店最大。达赖住在离这山镇10多里外山脊腰上的东噶寺庙。

　　次日，西藏地方政府噶厦中的首席噶伦然巴?土登贡钦、噶伦索康?旺清格勒、朵噶?彭措饶杰、扎西林巴?钦绕旺秋来我住所拜访，谈到第二天和达赖喇嘛的见面仪式。他们提出的仪式是：达赖升座，百官傍侍，张经武代表进屋，达赖下座迎接，接毛泽东主席信后仍升座，安排张代表和我在达赖右侧就座。他们就此征询我们的意见。

　　我对他们说，张代表这次到亚东来，是在签订协议之后，代表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我们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并把毛主席给达赖的亲笔信交付达赖，这不同平常一般私人间的交往，而是体现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地方政府的关怀，这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我提出上山后，我们先在帐篷中休息，然后直接去达赖卧室会见达赖，并面交毛主席的信件。

　　接着，我谈到西藏地方政府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和谈代表到达北京时，中央首长亲自到车站迎接；毛主席接见西藏地方政府全体和谈代表，都是平起平坐，亲切感人，跟过去满清、国民党反动派根本不同。我指着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说，他们都是在场亲身经历过的。他们点头附和。

　　最后，我们经过协商，取得了一致意见。

　　16日上午，首席噶伦然巴?土登贡钦来接我们上山去见达赖。我们骑马上山，大约15里路，走了两个小时。到东噶庙前，见了百官，被引进临时支设的帐篷，由噶伦们陪坐稍憩。

　　然后，噶伦们陪同我们去达赖卧室。达赖刚刚年满18岁，这年刚开始亲政。按西藏制度规定，达赖不满18岁前，需设立摄政一职主持政教事务。

　　我们走进达赖卧室时，达赖下座迎接，并与我们握手。张经武代表把毛泽东主席的信件递交给达赖，他双手接下，并合掌问毛主席身体健康。张代表也问候达赖喇嘛身体健康。达赖坐在较高的座垫上，张代表和我坐在达赖右侧的两个座垫上。

　　谈话中，达赖说，阿沛在藏历6月15日前可回到拉萨，他携带有和谈协议正本，那时再由噶厦讨论一些问题，达赖自己已准备于藏历当月18日回拉萨。他没有对协议表示态度。

　　这天，我向西藏和谈代表凯墨?索安旺堆提出关于利用他们的电台给中央发电报问题，要我们机要译电员同他们电台联系。凯墨说电台发报时间可告诉我们，意思是不要我们与电台直接发生联系，因为电台报务员是英国人福克斯。

　　17日，我们请凯墨、土丹旦达来住所，谈了噶厦对协议表态问题。凯墨说要等阿沛回拉萨与噶伦们见面后，噶厦再表示态度。我说协议内容阿沛在北京时已经电告噶厦，这次我们又带来协议抄本，噶厦应该表示态度，不一定等全体噶伦开会，早表态对达赖在全国的威信有好处。张经武又谈到班禅已经致电拥护达赖，为了团结，达赖也应表态。凯墨答应转告噶厦。最后，凯墨提到给中央发电报问题，我们机要译电员可以与电台报务员福克斯见面接头。

　　张经武给中央发了电报，报告抵达亚东见到达赖的情况。19日，接到中央回电。

　　20日，尧西?彭措扎西和达赖的三兄洛桑三旦来访。噶厦派人送来发给中央人民政府的电报，请我们机要译电员译发。电文中仍说待阿沛回拉萨后，接到协议正文，再召开会议讨论，对协议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