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七大的地缘战略：背景、生成及分析【3】

三、影响中共七大地缘战略的各因素分析

任何政治行为体都生存在特定的地缘政治格局中，都受到同一格局中其他政治行为体的约束和影响。对前者而言，这些后者分别扮演着盟友、对手或中立者的角色。作为东亚地缘政治格局中的重要角色之一，中共在七大上制定的地缘战略也受到诸多外部政治力量的制约。这些外部政治力量主要包括：国民党、汪伪、美国、日本、苏联。

（一）国民党因素

在中国国内政治格局中，国民党是中共最为重要的竞争对手。整个抗战时期，国共力量对比一直在朝向有利于中共的方向而变化。特别是经过1944年豫湘桂战场的大溃败以后，国民党的实力明显下降。但是，国民党的实力变化在地域和时间上也是不平衡的。在正面战场出现溃败的同期，国民党军又在缅北、滇西取得对日反攻作战的胜利，再加上美国对国民党军提供的整训和大量军援，国民党的实力到1945年春以后又有所恢复。

面对日本走向败亡的形势，国民党也就对日反攻作战的战略方案进行了规划和设计。首先，为了打通久已断绝的海上对外交通运输线，国民党将反攻的首要目标定在华南地区。1945年2月14日，经研究和讨论，蒋介石同意了魏德迈 时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驻华美军司令。拟定的反攻广州、九龙的计划。该计划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出动10个师，从5月1日起攻击并收复柳州和南宁，然后向南方海岸发展，收复雷州半岛及湛江海口；第二步是出动36个师攻占广州、九龙，然后在1946年初开放这两大海港，作为海洋交通线与总反攻之基地，并动用海空力量进行封锁，一举肃清在台湾、南海及海南岛的日军。(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中国台湾“国史馆”，1978年，第677页。)其次，国民党将反攻的次要目标列为华中地区。1945年5月，国民党第三战区 抗战时期，国民党总共有四次大规模的战区划分。其中，到1945年4月第四次划分后，第三战区所辖范围为浙南、赣东、闽北。(参见房列曙、胡启生：《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战区划分的演变》，《抗日战争研究》第1期。)司令长官顾祝同拟定了东南战场的作战计划。该计划提出：东南战场“应即划分剿匪区，集结必要兵力，以军事为主，党政为辅，先积极剿灭防线内，及沿海沿江各要地之奸匪（指中共领导的人民力量——引者注），再于沿海、沿江各要地，挺进有力部队，彻底建立以军事为主之党政军一元化据点，准备迎接盟军之登陆”。该计划主要依靠三个战区的国民党部队来执行：第三战区负责以京沪杭为中心的华东地区；第七战区 此时，第七战区所辖范围为赣南、闽北。负责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地区；第九战区 此时，第九战区所辖范围为赣西南。负责湘、赣等省，但其主力应以衡阳日军为主要作战目标。该计划也得到蒋介石的首肯。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169—170页。)从其内容看，国民党此时已经确定了在抗战最后阶段与中共争夺华中的战略方针。再次，国民党对于争夺华北地区也有一定的考虑。1945年6月9日，蒋介石记述道：共军近日向伏牛山、嵩县一带我军袭击，并窥伺立煌（县），“而其有力之部且由江北向江南浙西大量侵入，此其不仅为扰乱我军与盟军接应之计划，而其另一目的乃牵制我黄河以南各军，不能向华北前进也。故此时我国军必须准备有力部队向华北挺进，以直接打破其向南之各种企图也”。(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第718—719页。)另外，对于东北地区，国民党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1945年4月，苏联宣布废除《苏日中立条约》后，蒋介石忧心忡忡地记述道：“俄国必于近期内以攻倭为名，垂手而占我东北，对倭战局实有急转直下之可能，我国军事各部主管如不能彻底觉醒，力图自强，则所有革命基础与希望完全绝灭”。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第693页。)

从以上各方面来看，国民党关于抗战反攻阶段的战略计划在布局上是极不平衡的。在举足轻重的华北地区，由于国民党军没有重要的战略支点，对中共力量的发展缺乏有效的应对手段，只能寄希望于美国届时的干预和援助。对于东北地区，国民党更无从发力，只能寄希望于美国出面干涉来制约苏联，或者通过与苏联的谈判，用一些涉及国家利益的妥协和让步来换取其对国民党接收东北主权的支持。而正是出于各方面的限制，国民党必须在表面上维持国共和谈的局面，并优先考虑用政治方式解决中共问题。

（二）汪伪因素

由于日本的扶持，到抗战中后期，以汪精卫集团为中心的伪政权出现崛起势头，并在一段时间内汇集了大批投机政客，组建起数十万的伪军部队，成为中国政治格局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由于缺乏具有号召力的政治理念，内部也派系林立、四分五裂，汪伪集团的发展前景十分暗淡，无法与国、共两大政治力量相抗衡。而由于部队数量较多，且盘踞在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等重要战略位置，其在抗战最后阶段的动向与抉择，对于国共两党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影响。

从汪伪方面来说，其上层在时局走向问题上是比较悲观的。1945年3月11日，周佛海在汪伪内部谈话中断言：中日之争如非政治解决，则南京（指汪伪——引者注）实无出路。但是，基于同国民党的各种历史和现实联系，其上层倾向于反共，并希望从国民党方面寻求出路。1944年11月，汪伪政权首脑陈公博召集伪军各将领军事会议，决定向国民党提议联合“剿共”，并对新四军的渡江南进采取防范措施。( 参见蔡德金：《历史的怪胎——汪精卫国民政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85—286页。)2月23日，周佛海、陈公博召集伪军主要将领会商，确定今后的军事作战方针为：“美军如在中国登陆，日以全部力量应付，至我军，则担任剿伐其后路及侧翼之共产党。至对渝军（指国民党军——引者注），如来攻击，则予抵抗，而不取攻击”。 (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下），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第988—989页。) 另外，1944年以后，由于日本方面急于通过汪伪政权来与国民党政府“谋和”，且汪伪上层也急于通过代为抢占京沪杭等中心地区来讨好国民党政府，汪伪与国民党之间的联系和来往趋于频繁。

中共在抗战期间一直比较重视伪军工作，并收到了一定效果，在各地争取了大量伪军反正或转向中立。因此，彭真在七大期间关于沦陷区城市工作的发言中，专门提到要把争取反正的伪军伪警作为发展内应的重点之一。但是，对于能否争取大部分伪军反正的问题，中共持比较谨慎的态度。陈毅在七大的大会发言中指出：中国的伪军主要在华中，华中的伪军将来一定要找新四军，但是在全国来说，他们是向着国民党的，所以不可夸大说我们可以完全掌握伪军；日军也不会那样坐观让其反正，它在我们反攻前，一定会先对伪军来一个处理，解除他们的武装。(参见《陈毅在七大的大会发言》（1945年5月1日）。)而毛泽东在七大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中也指出：到抗战结束时，有可能“伪军摇身一变，挂起蒋介石的旗子，欢迎蒋介石，欢迎阎锡山，使我们很不好办。日本人撤出的地方，他们马上就占了，我们来不及。我们要有这种精神准备”。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94页。)

（三）美国因素

抗战后期，中共对于和美国的合作前景一直抱有较高的期望。进入1945年后，中共的努力仍在持续，而且在实践层面取得一些进展。1月，中共中央军委作战部绘制了《中国解放区形势图》，并经美军观察组转交罗斯福。2月，美国空军又将其复制成英文版，提供给B-29轰炸机飞行员使用，以备在执行对日轰炸任务中遇到紧急情况时，争取降落到中共控制区。(参见《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上），第421页。)稍晚一些时候，应美方要求，由中共中央军委作战部主办的气象训练班正式开班，而美军观察组专门派人员协助教学。(参见《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上），第422页。)中共还对美国方面提出了一些要求和建议，希望其能够扭转对华政策中逐渐增强的“扶蒋反共”倾向。3月13日，毛泽东对美军观察组的谢伟思指出：美国仍然不完全理解共产党人，美国对华政策依旧是暧昧不明的；“中国战后最急需的是发展经济”，“美国不仅是援助中国发展经济的最适当的国家，它也是能够充分参加中国发展经济的仅有的国家”，中国必须实行土地改革和民主，“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将给中国带来民主和坚实的工业化的手段”。 (〔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著，罗清、赵仲强译：《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327—329页。)直至4月1日，在谢伟思离开延安前夕，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董必武还专门与他进行了最后一次谈话。毛泽东还特地表示：中共对美国的政策，是寻求友好的美国支持在中国实现民主和在对日作战中进行合作；而一旦中国发生内战，希望美国对国共双方采取不插手政策。(参见《毛泽东年谱（1898—1949）》中卷，第589页。)

但是，随着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逐步明确，中共开始放弃与其合作的设想，并高度警觉其干涉中国内政的问题。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七大上指出：到战后，“中国就可能变成以美国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主统治的半殖民地。以美国为主控制国民党，英国可能插进一只小脚。这一变化将是一个长期的麻烦，我们共产党要好好准备，以应付这个变化”。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92页。)另外，他还特别谈到美国可能实行对华武装干涉，指出要准备应付危机。6月2日，他再次强调：“美国现在定下的方针是联蒋抗日、拒苏反共，全面称霸东方，决不会退让”，美国的政策是很危险的。 (《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上），第424页。)与此同时，中共在对美合作问题上出现变化。6月2日，叶剑英在与美军观察组人员谈话时，就美方在华北地区建立通讯网的要求指出：我们必须对美国在整个华北的战略计划知情，才能同意建立通讯网；而且，我们有近百万军队，无论你们是否合作，我们都要坚持抗战并获胜。( 参见《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上），第424—425页。)叶剑英的这一表态是向美国表明：双方合作必须是一种平等合作。这也代表了中共此时处理对美关系的基本立场和态度。

（四）日本因素

到1945年夏，日军依旧控制着中国沿海沿江和平原的主要地区，尤其是控制着华北和华中的大城市地区和交通要道。因此，日军将来的动向，直接影响到中共在战争末期乃至战后的发展前景，也就成为中共非常关注的问题之一。

从日本方面来说，从1944年起，随着中共力量的稳步增长和国共两大政治力量实力对比的变化，日本进一步重视中共在东亚政治格局中的地位。1944年7月，日军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决定：对中共根据地改称“延安政权”，对“反共、剿共、灭共”等名称，一般情况下应避免使用，并决定了宣传要领。 (参见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27—428页；〔日〕田岛信雄：《中日战争与日德中苏关系》，《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2期。)12月12日，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在发给驻苏联大使佐藤尚武的电报中称：“中国现在事实上共产党跋扈，帝国不得不将此作为实际问题默认”。 (转引自〔日〕田岛信雄：《中日战争与日德中苏关系》，《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2期。)而在1945年6月，日本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部主动向中共华中局派出代表，并在初步会面后，提出了更高级别的会谈要求。为摸清日方意图，并在确定绝不谈具体问题的原则后，中共中央指示华中局方面，对其作出回应，并派出敌区工作部部长杨帆等人前往南京，与日本华中派遣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参谋长小林浅三郎等人进行会谈。在会谈中，今井武夫向华中局代表提出：希望和中共在华中达成局部和平协议，甚至开出了愿意让出8个县城的条件。(参见杨帆口述，丁兆甲执笔整理：《断桅扬帆：蒙冤二十五年的公安局长》，群众出版社，2001年，第111—116页。)

对于中共方面来说，和日本因素相关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日军何时失败。根据各方面的估算和权衡，中共认为日本迅速失败的可能性不大。1945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作报告时指出：看样子日本几个月还不会倒，“因为日本法西斯手里现在还有东西，它不和美国人打硬仗。留下本钱慢慢打，它就是这么一个计策”。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50页。)3月15日，中共中央又在给各地的指示中提出：“日寇最后失败已不可避免，但他此时正准备持久挣扎，故我们在抗战胜利前尚有一段艰难路程”。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61—62页。)在七大期间，毛泽东也预计认为：日本明年就会被打倒，目前日军的作战是寸土必争，但也有可能将全部军队从华南、华中退出，集中到华北，并提出和平妥协的条件，与美、英讲和，这将是一个很大的变数。(参见《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91页。)七大刚闭幕后，中共中央就向八路军南下支队、广东区委、河南区委接连发出指示电，其中都对抗战最后阶段所需时间作了大致的估计，即：对日战争今年尚不能达到最后决战阶段，日美决战当在明年夏季以后，日寇溃败的时间大约还有1年至1年半。(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144、145、151页。)

（五）苏联因素

较之其他因素，苏联因素尤其受到中共的重视。1945年春以后，随着苏联主动中止《苏日中立条约》和德国的投降，苏联的战略重点开始转向远东，并积极准备对日作战。由此，中共开始高度重视苏联在远东乃至世界格局中的作用。七大开幕时，毛泽东指出：“我们认为太平洋问题的最后的彻底的解决，没有苏联参加是不可能的”；“苏联，毫无问题是朋友，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83、123页。)而到七大闭幕时，他又进一步强调：“现在世界上大国的外交政策，只有苏联是主动的，英、美、中都是被动的”，“苏联强大了，欧洲人民觉悟了，英国人民觉悟了，美国资产阶级中有想与英国反动分子结合反苏的，但大部分人是愿意与苏联搞好关系的”；“苏联是全世界人民的领袖，英、美各国的人民，对苏联的信仰都是非常高的”。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87—189页。)

但是，中共并不能确定苏联是否会在最近时期内就放手援助中国革命。其主要原因之一是：旷日持久的对德战争刚刚结束，苏联虽然获胜，但自身损耗极大，在正常情况下，需要用较长一段时间来休整和调动部队。1945年3月，谢伟思在写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写道：虽然中共认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是合乎逻辑的要求和必然发展，但仍然坚持认为，还不能对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作具体的估计，在对日作战进入相当晚期之前，苏联可能不会参战；因为，“在打败德国以后，俄国还要用相当长的时间向西伯利亚调动兵力和进行准备”，“并且，如同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之前，盟军必须在英国建立优势兵力一样，所以这些俄国部队，在进入作战之前必须强大到能确保胜利”。 (《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第300—301页。)应该说，谢伟思的判断是通过对中共的观察和接触得出的，也比较准确地反映了中共的想法。

因此，考虑到苏联近期援助中国革命的不确定性，毛泽东在七大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中指出：国际无产阶级一定会援助我们，但是也要考虑到无产阶级国际一时不能援助中国革命的可能性，“还是按照过去那样，全党团结起来，独立自主，克服困难”。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97页。)

总的来说，在抗战末期的东亚地区及中国国内政治格局中，中共与其他政治力量之间存在着明显或潜在的盟友、敌对或中立关系。这些关系可能是相对固定的，也可能是游移不定的，其变动由总体格局及双边关系的走向而决定。从总体格局的走向来说，作为中共长期的敌对者，日本和汪伪必然走向败亡并退出角逐；作为中共在战时的国内合作者，国民党与中共在未来国内政治中的分庭抗礼已成定局，无论最后是通过“战”，还是通过“和”来解决问题，双方转向对抗关系是明确而必然的；作为中共在战时的外部合作者，美、苏两大强权对华政策的走向是两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它们与中共之间关系的性质，对于后者的发展及中国革命的进程将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