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斋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贡献【3】

三、论证社会主义的先进性，初步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在五四时期成为不少知识分子的信仰和理想追求。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随着民族危机加深、民族主义思潮高涨，在中国知识界兴起了一股讨论社会主义的热潮，主要集中在讨论苏联及其“一五”计划成功的原因，以及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和追求上。杨明斋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理解源于苏俄，而他对社会主义本质和实现方式的思考，也主要来源于对苏俄革命的考察和总结。可以说，杨明斋的认识代表了当时中共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水平。

（一）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指明了社会主义的先进性，明确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杨明斋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揭示了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认为义和团运动体现了“对资本帝国主义表示的抵抗力”（杨明斋：《中国社会改造原理》上卷，第 132页。） ，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专制旧势力未被彻底消灭，民族资本力量弱小，缺乏共和的经济基础。针对梁启超认为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就有了“世界主义”“民本主义”“社会主义”，“为我国人夙所信仰。无论何时代何派别之学者，其论旨皆建设于此基础之上”，并认为我国自春秋以来的政治便注重国民生计的分配，“含有社会政策之精神”，“故全国人在比较的平等组织及条件之下以遂其生计之发展”，（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2012年，第4页。 ）并提出西方的“科学社会主义”早已存在于“孔孟之道”中，中国现阶段仅需发扬国故，无需向西方学习。对此，杨明斋批判梁启超混淆了社会主义和社会政策，指出社会主义产生于人类经济生产演进过程中，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相对立，也有别于个人私有制。

针对章士钊批评西方文化重“物质”轻“精神”，中国农业文明“取义在均”“不攫国外之利益以资挹注者”“戒争”“尚俭”等优点，认为“中国可长为农业国”而主张“隐然逃工归农”（杨明斋：《评中西文化观》，第156、159页。）。对此，杨明斋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一方面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出发，指出中国帝王将相的穷奢极欲由来已久，并历数中外战争史说明战争并非在于农工生产方式的区别，“而是生产不足，分配之不均，教育之不适宜与不普及”；并进一步从地理与经济的关系、种族发展以及基督教的教义三方面分析了西方政治、文化、历史的特点，指出欧洲“德谟克拉西”（民主）政治与科学的产生历史悠久，其文化“偏于论理及干涉人”（杨明斋：《评中西文化观》，第164、264页。）。另一方面，杨明斋又以近代欧洲的战乱以及贫富分化等社会实际为根据，揭露西方自由平等民主的假象，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种种流弊并非工业生产所致，而是缘于分配制度和财产权制度不合理。

在此基础上，杨明斋列举了社会主义“均劳力，发展生产和均民用的享受权”，提倡国际主义和打倒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掠杀，“解放弱国弱族，使其自由的发展生产经济财政和教育”，以及主张自由通商等特点，是“打破国家资本帝国等主义的一种解决经济进化所产生之流弊的方法”（杨明斋：《评中西文化观》，第183、140页。）。他还认为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之时，中国向西方学习势在必行，但绝不是照搬人家的“器物之利”“共和之制”，而是结合自己的国力，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全面综合的构建，最后还指明打破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社会主义者的义务，中国采纳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可见，杨明斋较准确地把握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并认定了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

（二）阐发了社会主义实现的途径，认识到人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从而明确了民众运动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手段

杨明斋认为社会生存的基础是社会的生产劳动者，“政治是治理民众生活实事” （杨明斋：《中国社会改造原理》上卷，第164页。），经济生产、文化创造和革命斗争也必须集中民众势力的力量。在此基础上，他认为政治在于随时解决民众目前的生活问题，指出政治是用“理”，是一时的“强力”，“随着事实变迁”必然失去“适用性的效力”，而教育是用“情”，因此“化民工具是教育而不是政治”。他还认为应该从政治方面入手改造以往固有的文化和教育，并提出了对策与建议，如“尽力的发展工业与科学”，同时还要避免发展过程中所试验的“流弊”、提倡“改变环境的教育”“平均城市乡村的生活幸福”“普及留情和技术并进的教育，从负担教育卫生义务上节制无限的生育”，以及“设立联县移民的组织，以便随时调节过剩的人口”（杨明斋：《中国社会改造原理》上卷，第189—191页。）等，这些思考对今天仍具有启发性。

在中国革命实现手段和主要途径上，杨明斋强调：“我国政治改造唯一的方法经真正为主义牺牲者的作长时期普遍性的民众运动”，进一步指出民众运动成功所需要的条件在于普及政治经济教育、树立新道德的基础、推动进化以及避免循环式以暴易暴和无目的的牺牲。他还总结了民众运动的经验教训，认为运动所宣传的主义应切合大多数平民的生活实际与需要，从下而上切实地做起，同时还要严防旧势力和恶势力的妥协投机，最后指出：“所有政治改造的前途的命运，如何唯一的在乎民众运动是否成熟与普及”。（杨明斋：《中国社会改造原理》上卷，第191、195页。） 可以看出，杨明斋从历史和社会生活的事实出发，将人民群众视为社会生活的主体和历史的主要创造者，体现了其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

（三）阐发对俄国革命和新经济政策的认识，初步认识到革命发展的阶段性问题，明确认识到了中国革命发展应结合中国的实际

曾在苏俄生活多年并亲身参与过保卫苏维埃革命斗争的杨明斋，除了积极向国人宣传与传播马克思主义外，还通过编译文章全面介绍苏俄的革命经验和政策方针，特别是苏俄的平民教育和职工联合会发展史。他在分析十月革命胜利的经验时，认为正是在于它“尊重多数民众需要的事实，在实事要求的根据上用迁就的方法实行他的主义”，并认为其反对派的失败在于“死守空洞的理论与不适合民众应用的方法”（余世诚、张升善：《杨明斋》，第57页。）。对于苏联当时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他认为革命应有相应的经济状况为基础，分析指出，因为俄国的经济比较落后，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新经济政策是国家资本主义，苏维埃政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二者都是过渡时期的东西”，并指出：“现在的苏联俄国的苏维埃政权组织的成立是非由于俄国自身的经济状况成熟的，而是由于本身的政治——专制的帝制——和环境——欧洲资本帝国主义及其世界大战促成的”，并指出：“所有苏联俄国的现时种种政治都是努力的牺牲和试验的过渡的状态”（杨明斋：《中国社会改造原理》下卷，第103、139页。）。由此，他强调：“我国在现时的最大多数贫民和最大多数农村家族共产集中的经济状况”，“在最近时期是没有资本主义组织之要求的实事”，因此在可能的范围内执行能维持现状和实事需要的组织和政策，这是“中国现在与最近将来必然的过渡的社会改造的局势”（杨明斋：《中国社会改造原理》下卷，第168—169页。） 。

可见，他已经认识到中国的革命需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点在1930年他写给张国焘的信中得到了证实，他说：“中国有特殊的经济条件和特殊的政治、文化等历史，要改造中国必须利用民族所有的经济条件和政治历史，尤其是要注意工作上的方法和农民的组织，必须根本地改变从前做事的方法……要立下党的基础和得信于群众”（杨宗文、李玉晓:《杨明斋资料的新发现》，《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2期。）。杨明斋关于中国革命道路要践行实事求是原则的基本立场和观点，代表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对大革命失败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也是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意识和历史总结。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及步骤，并未做进一步的论述，可见他的理解还是初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