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拨乱反正时期的无政府主义史研究【2】

四

如果说国际无政府主义史研究从学术远端为中共党史学科的拨乱反正和自我更新提供了宏阔的国际视阈的话，那么，中国近现代无政府主义史研究则从学术近端为正确理解、评估和推动中共党史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更为细化的思想与学术资源。因为很显然，承认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与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密切共生关系这样的观念，就意味着必须重新评议在此进程中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结构和发展趋向，从而打破“文化大革命”时期极左党史学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思想之历史起源纯洁性的虚假建构和极端强调，以及在此基础上对毛泽东的极端神化和对其他共产主义革命先驱者群体的全面排斥或否定。这既是国际无政府主义史和中国近现代无政府主义史研究的逻辑结果，也是中共党史研究完成拨乱反正和重建知识体系的内在诉求。

这一拨乱反正的史学进程是从对青年毛泽东历史的客观评价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极左党史学在叙述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史时，取消了前十七年党史学有限度地承认无政府主义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影响这一事实，尤其将青年毛泽东塑造为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而1979年同时出版的《西行漫记》和《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披露了青年毛泽东在北京期间曾明显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史实，为学界重新认识和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直接依据 毛泽东在回忆1918年于北大图书馆谋生期间的思想状况时曾明确指出：“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一个经常来看我的、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当时，我赞同无政府主义的很多主张。”（〔美〕斯诺著，吴黎平整理：《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4页。）《西行漫记》也有类似内容，因为翻译者不同，语言表述有所不同，但意思是完全相同的（参见〔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第127—128页）。这段话成为拨乱反正时期直至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研究者在论证毛泽东与无政府主义思想之间关系时援引最多的一份资料。）。研究者进而指出，毛泽东返回湖南后，无政府主义思想也没有立即消失，他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就明晰地体现了对克鲁泡特金无政府共产主义思想尤其是“互助论”的倾心之情，至少到1919年，毛泽东在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关键问题上，仍“存在着非马克思主义观点”，“尚未完全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张胜祖、宋斐夫：《毛泽东同志青年时期思想发展初探》，《湖南师院学报》1979年第3期。）；而概览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逐步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全过程，毛泽东的转变“不走在最先，也不走得最快”，“青年毛泽东的世界观转变，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经过曲折、复杂、激烈的主客观的矛盾和斗争实现的。而且，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也只是进入了更自觉地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新阶段，决不意味着矛盾和斗争的终结” （汪澍白、张慎恒：《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由此可见，学界在重述这一问题时注意突出“过程性”和“转变性”，表明党史研究者已意识到政治思想及其发展的繁复性。

这种反映思想史复杂性和曲折性的努力也同样反映在学界对其他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无政府主义思想之间关系的重新确认上，其中尤以对恽代英无政府主义思想结构的研究最为典型。针对这样一位深受克鲁泡特金无政府共产主义尤其是“互助论”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研究者认为在五四运动前，恽代英仅将无政府主义视为一种政治学说加以潜心研究，所发表的大量著述则以批判封建主义为主，“民主主义思想仍然是他思想的主流”，“是一个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五四运动后，他仍坚持“互助论”应为未来理想社会的基石，但并未将互助视为人类本能以及个人绝对自由的理据，他反对国家政权的着眼点是其妨碍人与人之间互助功能的发挥，他以私有制和物质财富分配不均阻碍平等互助为由而主张废除私有制，因而与以极端个人主义为出发点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有所区别；由于他将新村主义视为实现互助理想的途径，因而推动建立新村的实践活动使他广泛地接触工农群众和社会现实，这对其转向马克思主义发挥了积极作用 （王宗华等：《五四时期恽代英同志的思想发展和革命实践》，《武汉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很显然，这种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个殊性研判，得益于研究者注重对历史文本的解读与阐释，并以此深入剖析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内部结构及其所处的特殊历史情境。

与此同时，研究者还揭示出无政府主义思想与早期共产主义组织之间的密切关系，这在1981年纪念建党60周年的相关研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以中共成立为纪念主题和研究热点的特殊政治文化环境下，党史研究者冲破极左思潮的束缚，开始正视并重新书写中共成立前后这一段历史。他们普遍指出，中共早期组织在成立时，其成员大都来自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期的积极分子，是各流派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其时的无政府主义者也都赞成社会主义思想和主张，因而参与了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创立和宣传工作，如黄凌霜、陈德荣等无政府主义者占据北京小组参加者人数的一半以上，九名广州党组织的参加者中有七名是无政府主义者，上海党也有无政府主义者的参与，等等 （王来棣：《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几个问题》，《浙江学刊》1981年第3期。）。当然，学界对这些基本史实的承认和接受是在“组织不纯”“成员复杂”等前提预设下实现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对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与理解，是中共党史体系重新构建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进而谋求解释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与无政府主义形成同生共进关系的原因。主流的学术意见认为，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潮异常驳杂多元，“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时候，只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 （林浣芬：《略论“五四”时期探求真理的社会思潮》，《河南师大学报》1980年第3期。），更由于无政府主义学说与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若干方面存在一致性，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一度无法正确辨识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本质区划，这成为早期共产主义运动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主要缘由。但也有学者通过仔细缕析“五四”前后的相关历史文献，发现不少先进知识分子在介绍社会主义各流派的主张时，已经可以清晰地加以区别，如将社会主义划分为“理想的社会主义”、“科学的社会主义”和“政治的社会主义”，或划分为“科学派”（即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派”、“费边派”、“宗教派”、“国家派”和“无政府派”等，因此对“社会主义各派的介绍所给人们的印象并不是模糊不清的”；不少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认可无政府主义，并非反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原则，而是“认为马克思主义需要无政府主义的某些主张来补充才能完善” （沈骏：《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思潮初探》，《华中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这些学术观点具有非常鲜明的理性化色彩，极大地强化了对历史复杂性的认识与洞见。

正因无政府主义思潮对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具有不可否认的重要影响，逐步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化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共成立前后对无政府主义发起了批判与清理。长久以来，党史研究者对这一课题致力勤勉，反复加以重点论说，并形成较成熟的被称为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第三次论战”的知识框架和叙述体系。拨乱反正时期亦如此，关于该问题的研究作品数量多，涉猎范围广，成为党史领域无政府主义史研究的主体形态。研究者全面广泛地阐述了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毛泽东、周恩来、李达、贺昌、赵世炎等一大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以及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刊物对无政府主义的系统批判，详细论述了在这场历史性论战中，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这两种社会革命哲学的原则性分歧，再次突出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对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政治优势和道德高度，凸显了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潮对于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方向转变以及“五四”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崛起的关键性地位和意义，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战胜无政府主义等“小资产阶级思潮”而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之根本指导思想的历史必然性。这种研究取向虽然带有传统革命意识形态的历史决定论色彩，但其主旨意在厘定中国社会主义的思想谱系，澄清真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划，同时批驳极左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歪曲。这不仅是对此前历史研究领域一种根本性理念的承继，而且重新昭显了马克思主义在当时及此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的政治正当性问题，反映了中共党史研究核心价值准则的重塑进程。

可见，无政府主义批判史研究再次凸显了特定时期“重评”史学强烈的拨乱反正功能，这以党史学界普遍地重新承认陈独秀、李达等人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这一基本史实最为典型。针对极左势力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全盘否定陈独秀的行为，以及长期以来党史学界对李达评价过低的情况，很多研究者重新研究并充分肯定了陈独秀在五四时期各种社会主义学说混杂传播的情势下，以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率先发起对无政府主义思潮之批判的历史功绩，充分表明“马克思主义在陈独秀思想中已初步具备起来并占主导地位”（ 胡邦宁：《略谈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和建党时期的作用》，《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1期。），“是非曲折自有公论，总不会让陈独秀这一类在一段时期对革命作过重大贡献，又在一段时期犯过严重错误的人，永远功沉海底” （邬国勋：《试评陈独秀的功与过》，《岳阳师专学报》1980年第1期。）。部分研究者则通过重新耙梳和解读李达的历史文献，肯定了李达在“五四”前后对无政府主义思潮的独特性批判，如注重对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历史渊源即国际无政府主义思潮代表人物的批判，着重揭示各种无政府主义流派所共享的个人主义世界观，“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当时其他共产主义者在这场论战中的一个不足之点” （李其驹等：《建党前后的李达同志》，《历史研究》1979年第8期。）；特别注意区别对待无政府主义理论和无政府主义信仰者，对理论彻底批判，对人则尽量争取《（李达文集》编辑组：《李达传略》，《晋阳学刊》1980年第3期。）；等等。学界以此为论据之一，重新确认了陈独秀、李达等人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谱系中应有的历史位次，修正了传统中国现代思想史和马克思主义启蒙运动史的相关叙述，成为理性评价这些党史人物的关键环节，在无政府主义批判史研究中具有较高的学术化水准。

而巴金研究则以独特的学术论域和文化气象，彰显了拔乱反正时期“重评”史学更为丰富多样的学术化元素和方向。如有研究者为迅速扭转巴金研究中的极左倾向，认定巴金仅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的某些影响而非全盘思想体系，因而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是革命民主主义者。但大多数研究者极力反对这种矫枉过正的观点，他们深入研读巴金早期作品的主要内容、所创作人物的基本特征及其反映的根本思想倾向，再次强调巴金对无政府主义的信仰热烈而执着，时间绵长且影响深巨，无政府主义在早期巴金的思想体系中的确占有主导性地位，是其文学创作的根本精神支柱，这“理所当然地是研究巴金的基本依据”，“如果为了论定巴金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便一力强调巴金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不仅缺乏客观依据，“也未必能反映事情的实质” （李恺玲：《巴金的早期创作与无政府主义思想》，《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3期。）。这反映出学界对“重评”史学内蕴着的某种极端倾向秉持自觉而冷静的警醒意识，具有超越拨乱反正时期政治现实之规制的积极意义。为厘清巴金世界观中的无政府主义信仰与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之间的复杂关系，有学者或着重正面研究无政府主义特别是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对巴金的深刻影响，或重点讨论以卢梭为代表的法国民主主义思想和法国大革命史对巴金思想形态的塑造，或深度考察巴金的文学作品对中国进步青年的感召力以及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所产生的积极作用。这一学术努力同时借重了关涉无政府主义史的多学科知识体系，为深度理解和阐释巴金世界观的历史来源与构成要素提供了多维度的思想资源。考虑到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与法俄革命属于同一思想谱系，这一研究豁然呈显更为开阔的世界史视野。加之文学史研究者对问题探讨的热烈参与、多种学术观点的分歧互竞以及注重文本解读方法等因素，均在较大程度上推动了无政府主义史研究的深入进展，并使拨乱反正时期的巴金研究在巴金研究的学术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从中共党史研究领域来看，巴金本人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于其早期文学创作与无政府主义思想之间关系的考察，也主要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经典课题，但这一课题无疑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许多基本论题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隐秘联系，“巴金反封建反专制制度的斗争同党领导下的革命事业是一致的”（陈思和、李辉：《怎样认识巴金早期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文学评论》1980年第3期）。如果考虑到巴金本人一贯的社会主义政治倾向和现实主义创作理念，其文学作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和进步作用，以及他在拨乱反正时期以《随想录》批判和反思“文化大革命”所形成的政治声誉和文化地位，将之纳入中国共产主义的革命史谱系加以考察应不存在历史与逻辑障碍。实际上，许多经验性事实还证明，很多党史研究者都受到巴金文学作品的深刻影响，他对“文化大革命”史以及很多党史问题的看法也积极地推动了党史的拨乱反正乃至很长一段时间里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因此，严肃细致地考察巴金作品和思想与中共党史（研究）之间更多的文化联系，应成为党史研究学术史的一项颇有意义的课题。

应当指出的是，以今天的学术视角观之，党史研究领域内的无政府主义（批判）史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大都属于常识性知识。但在拨乱反正时期，其主旨在于恢复被极左党史学歪曲、篡改或故意遮蔽的相关历史内容，体现了“重评”史学典范性的政治文化价值，亦即历史学（家）“必须有意识地遵奉社会公认的关于准确性和真实性的强制性标准”（〔美〕柯文著，杜继东译：《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页。）。虽然党史研究者对无政府主义自身历史与理论方面的突破性见地不多，但这些被重新叙述和评价的党史内容，实际上重新彰显了共产主义革命生成之际中国政治生活的历史样态以及知识分子在其间的信仰与理性问题，重新书写了中国革命史中某些长期被遗忘或被掩盖的政治特征，并很快被纳入党史体系的重建进程，如反映拨乱反正时期党史研究学术成果的《伟大的开端（1919—1923）》一书 该书系李新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多卷本）中的第一卷。“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的倡议下，由李新领衔，筹备编写该多卷本党史著作。《伟大的开端（1919—1923）》由李新和陈铁健主编，经几年的资料积累和专题写作，1981年底编写完毕，198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写作集结了当时国内一大批从事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研究的一线学者，充分汲取拨乱反正时期的党史研究进展和成果，是中共成立时期党史研究的重要代表作。），在关涉无政府主义（批判）史相关内容的叙述与评价方面，已形成了迥异于极左党史学的知识体系和话语范畴。这表明党史研究的拨乱反正并不能一蹴而就，简单化的翻转极左党史学的政治与历史认识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经过对类似无政府主义批判等诸多历史环节的重新研究才得以初步完成。同时，这一研究特别充分地展现了党史学界在秉承党派立场的前提下，对历史本体之复杂性和多元性的充分意识，这对于学术界重新理解和构建中共党史的话语体系与学术文化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和价值，成为拨乱反正时期党史研究取得的最重要的学术化成果之一。就此而言，党史学界对中共建党前后无政府主义（批判）史的重新探讨，既是党史学界在无政府主义史研究领域所作出的较为突出的学术贡献，又体现了拔乱反正时期“重评”史学在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中的建设性功能。

五

综观拨乱反正时期无政府主义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其主要内容是恢复被极左势力歪曲、篡改和遮蔽的关于无政府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史实，并在此基础上回击极左思潮笼罩下的历史虚无主义暗流，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进步性，毕竟“历史的重点若要能够被人所理解，就得以历史真实为基础”（〔法〕雷蒙?阿隆著，吕一民、顾杭译：《知识分子的鸦片》，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174页。）。但“重评”史学在潜意识里重拾甚至强化毛泽东时代的某些研究理念，从而产生了一些较为明显的结构性问题。如在无政府主义史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分期评价法”，在思维层面上依然存在着传统史学二元决然对立的潜在风险，在严格的学术逻辑自洽性方面仍存在可商榷的空间；研究者大都因袭1949年以降的革命化叙事话语，对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采取一种道德主义的评判倾向，重点论证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相较于无政府主义对于重建中国政治现代性的绝对正当性，突出强调无政府主义因“违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走向衰亡的历史必然性，这种历史叙事既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无政府主义的多样化形态及其与生俱来的文化庞杂性，也忽视了无政府主义将伴随着国家权力和社会治理的递嬗而具有历史复发性的事实；等等。这些问题抑制了无政府主义史研究整体学术水平的提升，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历史研究的健康发展。但是，在否极泰来、百废待兴的拨乱反正时期，这些问题本身亦内蕴着学术界在批判“文化大革命”的基石上重启政治整合、重建社会秩序以及重塑主流意识形态的强烈诉求，并形成了响应这一现实任务的一批理论共识和文化规范，提供了一种接近于历史哲学式的理论论证，从而发挥了鉴往知来的政治和道德功用，体现了历史研究的工具性价值。 应当指出的是，拨乱反正时期无政府主义史研究学术化内容和成果的集聚与成长，是在整个国家和社会对各种无政府主义思潮或无政府现象进行政治批判的主流环境下展开并得以实现的，这是以学术史理念重审和检视这一时期无政府主义史研究之学术化进程的基本背景性、前提性或预设性问题。因此，既不能过高评价此时历史研究的学术化水平，也不能低估其间产生的学术化方向及其道德价值。可见，对无政府主义史研究的学术史考察与分析，不是完全经验性或实证性的，而具有典型的抽象性特征。

得益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相对宽容的思想解放环境以及拨乱反正时期的政治与文化重建需要，无政府主义史研究取得的学术进展也彰显无蔽。正如前文所述，此时的无政府主义史研究在学术理念的更新、史学体系的形成、一批新知识的挖掘和新观点的阐释以及基础史料的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突破性进展，成为国际共运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等学科逐步完成拨乱反正和重建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很多内容对这些学科的知识更新和学术发展都产生了长远影响。同时，学术界对无政府主义（者）的相对理性、客观和包容的历史评价，初步否弃了极左史学关于“好人从来都好”“坏人一切皆坏”的谬断，意味着研究者在接受历史复杂性与多样性之际，在关于人性恶、人性善抑或人性善恶兼存这一历史哲学基础预设上发生了微妙变化。研究者将有利于政治完善和社会正义的普遍性价值注入无政府主义史的评议和理解体系，凸显了历史研究对现实社会的良性规范。准此而论，包括无政府主义史研究在内的拨乱反正史学既有“求真”属性又有“向善”特质，它试图传达这样一种信息，即何种历史研究在反映真实经验的基础上也符合人类的普遍道德。这是透视拔乱反正时期“重评”史学之学术性及其对历史研究学术化进程之影响等问题的重要向度，因为“历史学就以有关人性的普遍命题为其前提；不能确切领会这一事实，就没有什么对历史思维的论述会是完全的”（〔英〕沃尔什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哲学——导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7页。）。此外，无政府主义史研究各领域的部分学者秉承冷静的学术批评态度，不仅自觉反思“重评”史学潜涵着的简单翻转极左史学论断的极端倾向，而且及时促发一些观点和见识的商榷与论争，为保障和维护历史研究的健康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平衡作用 部分学者不仅针对无政府主义史研究各领域中某些具体问题和观点加以即时性批评，而且注重对无政府主义史研究现状的整体评判。早在1980年，就有学者明确指出当时的无政府主义史研究仍存在着“围着政治转”“迎合现实斗争”等弊端，力主进一步理顺学术和政治的关系，对无政府主义做更全面更深刻的创造性研究，尤其应加强作为一种政治思想的无政府主义的复杂性研究，惟其如此，学术研究才会产生有效的批判力，“难道不觉得现在这种批判还太少吗？难道不应该要求学术、理论工作者多写些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文章吗？”（陈汉楚：《无政府主义浅议》，《读书》1980年第6期。）。正因如此，这种研究格局突出了作为历史研究特殊形态的拔乱反正史学的内在建设性价值，鲜明地体现了拨乱反正时期中国史学研究的学术化特质。

拨乱反正时期无政府主义史研究的重新兴起与热络，不仅是对此前高度政治化的零星式研究状况的反拨，打破了以往无政府主义史研究领域的枯槁情状，而且为此后多年内的无政府主义史研究提供了初步的知识准备和学术积累。尤为重要的是，这一研究以特殊的学术论题和话语体系表征着拨乱反正的时代征候，它与拨乱反正的历史主题之间存在着互相需要、相互促动的内在关系，并体现着解构与建构共存的时代特性，这种时代性所推动的史学研究质态和风范之变呈显着社会的转型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跃迁。特定的时代造就了特定的学术论域，如果将历史研究视为一种时代变迁的象征性文本，那么它所取得的成就和潜含的问题都展现了一种文化符号对一个时代的隐喻。二者之间的这种密切同生关系表明：突破极左思潮对中国政治社会的长久钳制，从而实现拨乱反正这样重大的全局性问题，完全仰赖自证式的政治论断和意识形态重建是难以完成的，必须经过类似无政府主义史研究这样较为琐细的学术论题等诸多环节自身的拨乱反正与文化重塑方可实现；而类似无政府主义史这样相对微观的学术论题，正是在与拨乱反正这样更为宏大的政治问题与历史意识的有机联系中，方在学术研究中获得了较为显著的政治意义和文化价值。这从一个特殊维度展现了大历史与小历史之间丰富而深刻的互动关系。

历史学研究领域内各分支学科之间的关系亦复如此。在拨乱反正的特殊历史时期，每一门历史学科的拨乱反正及在此基础上的学术化之路，仅靠自身努力是无法完全实现的，除历史学科在整体层面上的理念更新和结构调整外，还至少必须倚重邻近学科在学术理念、研究方法和相关知识体系等方面的相互启发与彼此支持，毕竟各历史学科之间存在着非常重要的相互借重的渗透兼容关系。正如上文所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无政府主义史研究、国际无政府主义史研究、中国近现代无政府主义史研究、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批判）史研究等四种研究领域均有其基本的学术形态和文化诉求，但它们之间也存在着紧密的学术逻辑以及在具体问题上的知识支持和理念沟通，从而构成互相交织、彼此镶嵌、互为“他者”、因缘为用的组合与交叉结构，事实上形成了一种类似“课题共同体”的学术结构。的确，“一个具有充分正当性的问题应该是嵌入在一个由其他相似或相补的问题组成的网络之中”（〔法〕安托万?普罗斯特著，王春华译：《历史学十二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3页。）。也正是在此层面上，在初步摆脱极左史学的束缚后，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在拨乱反正时期得以组建成型。

而从拨乱反正时期中共党史研究与无政府主义史研究之关系的考察中更可以看出，任何一门历史学科都不可能在自我封闭的环境下实现突破与发展，中共党史研究至少无法离开国际共运史和中国近现代史这两大知识体系的支持，它必须积极汲取邻近乃至全部历史学科中相关问题研究所获致的知识性成果和方法论资源，更为充分地理解中共党史在历史学科谱系中所处的学术方位，从而积极融入学术共同体，实现与整体历史学科的良性互动与共同进步。这种学科意识在拨乱反正时期就得到党史学界一定程度的认知，如当时全国各地的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等专业在课程设置和学术交流等方面都与中国近现代史、国际共运史学科保持着密切联系与合作，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在1978年复系之际便同时设置了中共党史教研室、中国革命问题教研室与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 作为国内重要的中共党史教学与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自复系重建起，亦将国际共运史纳入重点专业课程，且涵盖本科、硕士、博士等各个教育层次，“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即国际共运史的核心内容）至今仍为该系招收博士研究生的必考科目。颇有意趣的是，自80年代以来为国际共运史和中共党史两门学科作出卓越贡献的高放教授，在2014年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出版《青年党史学者论坛》专刊而题写“洞察深究中共党史，要勤学国际共运史”，再次呈显了这一治学理念的延续性和重要性。。可见，由拨乱反正时代开启的80年代党史研究，并未将自身局限于一个狭窄的学科范围内，而是具有较为开阔的大学科视野，积极地从其他历史学科汲取多重的思想资源与文化支持，最终推使党史研究发展为80年代历史研究领域最重要的显学之一。相较于历史学内部各分支学科自90年代愈日走向分立化、独立化和专业化的趋向，以及由此形成的日益严峻的学科殄域，80年代党史研究的大格局和大气象依然令人心向往之。随着时代变迁，中共党史学科的外部环境与自身情势业已非复旧观，但如何通过学术史治理来寻求重建和改善这门学科的文化理路，依旧是推动党史研究向更高程度的学术化迈进的关键所在。

纵观1949年后中国大陆的无政府主义史研究，在拨乱反正时期众声喧哗的文化环境下，无政府主义史研究在整个社会与文化重建格局甚至历史研究领域中并不占有非常突出的位置，但这一研究显然也不是无足轻重的，而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特性和不可复制性以及承前启后的学术史地位和意义。无政府主义史研究的基本方向由此发生根本转变，并在80年代中后期形成一股研究热潮，一直延续至90年代中后期，成为无政府主义史研究的“黄金时代”。此后的无政府主义史研究虽逐步降温，而其余绪未绝。但总的来看，中国大陆的无政府主义史研究依然相当薄弱，无论在研究的范围还是深度上都存在着很大局限。

这种现状不仅影响到对无政府主义史本身的研究进度，而且也影响到与其相关的一系列政治学和社会学问题的深入探讨，从而削弱了中国人对公共生活基本概念范畴的理解与建构。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由于中国具有特殊的政治、社会、历史与文化土壤，无政府主义的亚形态或变异形态仍然在长时间里以各种形式潜在地传衍并困扰着中国政治社会的各个层面，这在历史转型期尤为突出。因此，如何界定、理解和评判这些无政府主义现象的内容、本质和意义及其产生与演变的思想脉络，在学术研究层面存在很大余地，而无政府主义的历史图景更由此将提供“一种用于重新思考最基本的政治问题——不只是中国的或社会主义的，而且是一切政治的问题——的便利角度”（〔美〕阿里夫?德里克著，孙宜学译：《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79页。）。如果研究者保持对现实问题的敏锐度，持续培育透视社会发展的长远视野，秉承并扩大知识分子的责任与使命，更加深入地对无政府主义这类具有重大政治现实意义和思想文化价值的课题展开历史研究以及相应的理论探讨，为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直至建设更理想的政治文明形态提供重要的历史启迪和文化资源，应当具有更为优先的迫切性，毕竟历史研究或学术讨论如果“避开了那些大而重要足以燃起热情的题目，人民的心灵就永不会从基础上被搅动起来，而所给予的推动也永不会把即使具有最普通智力的人们提高到思想动物的尊严”，“为知识方面这种平静所付出的代价却是牺牲掉人类心灵中的全部道德勇敢性”（〔英〕约翰?密尔著，许宝骙译：《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39—40、38页。）。这就是继续推进无政府主义史研究及其学术史治理与批判的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北京100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