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中共党内的一场风波【2】

建立长江局和三月会议

十二月会议开始时，南京还没有陷落。会议最初规定：“王明同志到南京后回中央工作”，并指定他回来后主管统一战线部。因为南京随即陷落，王明又要去武汉。那时，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到重庆，但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主要党军政机关都移到武汉。全国各界各派爱国民主人士、社会名流和外国外交官、记者也大多集中在这里。王明不愿留在延安而急于去武汉，显然在他看来，只有武汉才是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周恩来后来指出他“十二月出去意在入阁”。毛泽东说他“梳妆打扮，送上门去”，也是这个意思。

12月18日，王明、周恩来、博古等到达武汉。21日，同蒋介石会谈。同天，他们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说：蒋要王明“在汉相助”。这样，他就在武汉留了下来。但蒋介石这天日记中只淡淡地写了一句：“与共党代表谈组织事，此时对共党应放宽，使之尽其所能也。”这里值得注意的有两点：第一，他说“此时对共党要放宽”，同十一天前日记中所说“当暂使能与共党合作共同抗倭”是同一意思：那只是为了使中共能在抵御日军大举进攻时“尽其所能”的权宜之计。第二，这是蒋介石第一次同王明相见，但日记中连王明的名字也没有提到，可见他对王明并不那么看重。周恩来以后也说：“当时蒋介石也不要王明，连个部长都没给他当。毛泽东同志说，要是给他一个部长当，也许情形更坏。”周恩来还说过：王明没有被蒋介石选中的一个原因是：脚跟轻，腹中空，未为人所重视也。

两天后，也就是12月23日，中共中央代表团与长江中央局在武汉举行第一次联席会议。会议作出决议：“A.因代表团与中央局成分大致相同，为工作集中和便利起见，决定合为一个组织，对外为中央代表团，对内为长江局。B.中共代表团与长江中央局的项英、博古、恩来、剑英、王明、必武、伯渠组织之。C.暂以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以上A、B、C三项呈报中央政治局批准。”

长江中央局成立后，对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做了许多开拓性的重要工作。那时，国民党对抗战比较努力，与共产党的关系有所改善。中国共产党以各种形式向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提出种种建议，同他们进行周旋。1938年1月，国民党代表在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上提出“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主张。2月10日，周恩来见蒋介石，说明宣扬“一党运动”的严重后果。蒋介石说：“对各党派并无取消或不容其存在，惟愿溶成一体。”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指出：“其意仍在一党。”并当场答复蒋介石：取消国共两党都不可能，只有“联合中找出路”。武汉当时又是各方人士相当集中的地方。以前，共产党处在遭受被“围剿”和严密封锁的条件下，无法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活动，社会上不少人对共产党缺乏了解。这时，长江局利用各种合法条件同他们广泛交流，宣传党的主张，增进相互信任和友谊，还输送大批进步青年到延安和根据地去。经中共中央批准，周恩来兼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利用这个阵地，开展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爱国救亡活动。长江局还负责领导云南、贵州、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河南等省及东南分局、新四军的党的工作。这些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在战前由于“左”倾错误的恶果，受到极其严重的摧残和破坏，有的已不存在，大多数地区还没有恢复或建立起党的组织。长江局在这些地区迅速重建各级组织，大量吸收积极分子入党，还完成了新四军的组建工作。当年在长江局工作的邓颖超后来说：“关于抗战初期长江局组织是否执行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是否影响了武汉的工作问题，我们应该承认有一点影响。项英是长江局的委员，他就是受了王明的影响。但是影响不大，不是全局性的影响，工作有缺点。当时长江局的民主与集中制不健全，分工如划线，各人管各人的工作。”这是实事求是的分析。长江局所做的这些工作，对以后中国政治局势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王明在长江局时期的错误，正如前引周恩来指出的那样：“党外步步投降，党内处处独立。”短短的两句话，都说到点子上，而到武汉后表现得更为突出。

长江局成立的第三天，12月25日，王明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宣言》，随后在《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上公开发表。这样一个用中国共产党名义发表的《宣言》竟没有报中共中央批准。它在强调巩固国共两党合作的重要性方面是正确的，但在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和独立自主的原则上却比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的日标后退了。《宣言》宣称：“我国军民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先生领导之下”，“开始形成了我统一的国家政权和统一的国家军队”，并且提出要“巩固和扩大全中国的统一的国民革命军”，做到“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

同一天，王明会见美国合众社记者白得恩时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长蒋先生精明坚决、雄才大略，力能胜任领导全国抗战”，又说：“抗战以来，中国在各方面已有相当进步，例如政府开始成立全中国统一的中央政府”，“同时，开始建立了全中国统一的国民革命军的基础，更有重大意义”。

两天后，他又写了一篇《挽救时局的关键》，在强调必须更加巩固和扩大国共两党合作时写道：国共两党是中国一大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

当国民党方面狂热鼓吹“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时，1938年2月10日和22日在《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上，先后发表王明起草而署名毛泽东的《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它的主要内容虽然是驳斥那种鼓吹“现在国民党应该实行‘一党专政’”的言论，但它不仅没有报经中共中央批准，而且完全没有征得毛泽东本人的同意。在发稿当天，才致电中央书记处称：“此稿所以用泽东名义发表者，一方面使威信更大，另一方面避免此地负责同志立即与国民党起正面冲突，不过因时间仓促及文长约万字，不及事先征求泽东及书记处审阅，请原谅。”这样目无中央的做法，前所未见。在王明看来，十二月会议后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共九人，除正在接受批判的张国焘外，在延安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康生、陈云四人，在长江局的有王明、周恩来、博古、项英四人，他认为已可同在延安的中央书记处分庭抗礼、为所欲为了。

就在这些日子里，中央代表团与长江局联席会议在2月6日决议：“建议中央召集政治局会议，日期二月廿二号。”第二天，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中央书记处，提出“最近时局中发生许多新的严重问题”，建议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次日，中央书记处复电同意。

那么，时局到底发生了哪些“新的严重问题”呢？主要是指两点：第一，日本侵华战争的作战中心要迅速打通津浦铁路，夺取徐州，然后截断陇海铁路，造成包围武汉的形势，夺取武汉。战局日趋严重。第二，国民党方面一再鼓吹“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在1月17日发生新华日报馆被捣事件，政治局势日趋恶化。

中央政治局会议于2月27日至3月1日在延安举行，通常称为“三月政治局会议”。

王明在会上作政治报告。他再次肯定十二月会议，说：“我感觉前次政治局会议的方针是正确的，但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在党内的教育不够，没有许多新的论文解释。其次是前次政治局会议没有写成一个决议，同时对国民党提议的意见也没有写出来，这是政治上的损失。”

对国共关系，王明说：“现在蒋介石等国民党不承认国共合作，不许新华日报登国共合作，不许登共产主义、共产党等。即陈立夫也认为只有共产党投降国民党。国民党认为军令统一，只有服从国民党军委的命令。所谓军政统一，便是人事的统一，八路军干部要由他们调动。”怎么办？他却说：“我们认为统一军令是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供给(山西军队：八路军四块［元］半，山西军六元半，中央军是九元二角，供给是不统一的)、统一武器。”“国民党现在提出只要一个军队，我们也不能反对这个口号。现在大公报认为国家要有超党派的国家军队。关于统一军队问题，需在党内外进行教育。”

对“关于统一政府与拥护中央政府问题”，王明说：“现在边区要开放党禁，允许国民党的公开活动，现在特区不允许国民党活动是不好的。”“八路军新占领的区域还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还是服从中央政府的。”

毛泽东在次日发言。他说：“我只讲军事问题，先说军事的长期性。”他指出：“中国抗战最后是必然胜利的，但如何取得最后胜利是没有解答的，这是人人都要知道的问题。”军事问题是这次政治局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毛泽东作了详细的分析，实际上就是不久后发表的《论持久战》的初步论述。

会议的最后一天，王明作结论后，毛泽东再次发言说：“王明同志在今天的形势下不能再到武汉去。”这时，他已明白不能再让王明离开延安到武汉去了，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明白。会议付表决，以五票赞成、三票反对通过决定：“政治局决定王明同志同凯丰同志去武汉。王明同志留一个月即回来(如估计武汉、西安交通有断绝之时则提前)，凯丰同志留长江局工作。”

王明回武汉后，对“留一个月即回来”的决定置之不顾，留在武汉不走。他一到武汉，就在3月11日写成一篇没有报经中央同意而用他个人署名的《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在《群众》周刊上公开发表。

《总结》一开始就宣称出席这次会议的政治局成员“对目前时局和党的工作问题完全一致”。

在回答“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时，王明写道：“需要建立统一的国家军队。”它的基本条件有七点：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怎样作战？他要求“确定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他用了“普遍地”几个字，也就是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都得以运动战为主，那就推翻了洛川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

王明在《总结》中还写道：“国民党现在在政府和军队中均居于领导地位”，“陕甘宁边区政府是中华民国的地方政府之一，服从统一的中央国民政府”；各地的群众团体也“应向政府机关登记，并接受政府的领导”，“以达到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的统一”。

不知什么原因，这篇东西写成后搁了近一个半月，才在《群众》第19期上刊出。这时早已超过了三月政治局会议对王明留武汉一个月就回的决定，但他仍不返回延安。

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作了《论持久战》的讲演，不久就正式刊印出版。这是科学地指导全国抗战的军事理论纲领，其中也澄清了王明在《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中散播的种种错误论点。7月上旬，中共中央电示长江局在《新华日报》上刊发这篇文章。王明却借口文章太长加以拒绝。中央又要求可以连载，王明仍拒不执行。以后，周恩来等以《新群丛书》名义印成单行本，随新华日报附送并正式销售，在大后方产生巨大反响。

王明这类目无中央、自作主张的事情很多。8月6日，毛泽东致电王明、凯丰：“致参政会贺电，《新华日报》改易了一些文句，与我发致该会的及在解放报发表的不符，对外显示了一点分歧，似不甚妥。尔后诸兄如有意见，请先告后方，以便发时一致。”

王明始终把工作重点放在大城市和同国民党上层的关系上，把武汉看得比延安更重要，将自己置身于中央书记处之上。中共中央准备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时，他又提出全会在武汉或西安举行。回国后这些日子，他俨然以领袖自居，言论行动处处自行其是，已令人忍无可忍。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说：“王明路线的特点是：（1）以速胜论反对持久战；（2）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独立自主；（3）军事上反对游击战主张运动战；（4）有了上面三个基本问题的不同，因此就要在组织上闹独立性，不服从中央，闹宗派主义。”

王明的问题已到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在共产国际的讨论

要解决王明的问题，需要取得共产国际的认可和支持。三月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决定派遣了解十二月会议以来王明种种表现和中国共产党实际情况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到莫斯科去向共产国际汇报，并代替王稼祥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任弼时这次去莫斯科解决这些问题并没有受到大的阻碍，甚至可以说很顺利。这不奇怪，因为主要分歧本来并不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之间存在。

1938年3月底，任弼时到达莫斯科。4月14日，他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主席团递交了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

这份手写的报告大纲长达15000字。它首先分析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指出中国人民、政府与军队开始了保卫民族生存的自卫斗争，给了日寇以相当打击，造成中国从未有过的内部团结统一的局势。同时也指出：“国民党和政府对群众运动，还是害怕而未能充分动员民众”；“在军事上要取单纯正面防御作战方针”。

报告大纲接着谈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现状，说国共两党的合作在西安事变后逐渐具体化，抗战爆发后这一合作日益进步。同时又说：“在统一战线中党应保持组织上的独立与批评的自由，但批评应当善意的，反对投降主义与关门主义。”接着指出：“蒋介石希望中国只有一个党，企图引诱共产党成为这个党中的一个派别。复兴社（国民党内的一个派别）中的顽固分子乃提出‘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军队’、‘一个政府’等口号，并勾结和利用托匪分子，对共产党与八路军作种种的进攻。”

报告大纲用不少篇幅来谈八路军在抗战中的作用，说：“八路军有着红军时代与工农群众亲密合作关系的优良传统，在抗日战争中与地方人民建立了极亲密的关系。”“由于八路军在平型关、广阳和在敌人侧后取得许多胜利，提高了一切军队与人民对抗日战争的胜利信心。”“八路军在敌人占领的后方地区，开展着广大的游击战争，创造了持久的根据地区——晋察冀三省交界边区。”它的结论很醒目：“八路军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仍然保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

报告大纲特别强调：“巩固共产党在八路军、［新］四军中的绝对领导，保持和发挥过去十年来红军的优良传统，提高一般指战员政治上、军事上和技术上的水平，阻止外界恶劣影响的侵入。”

一个月后，任弼时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就报告大纲作了详细的说明和补充。在讨论时，王稼祥也发了言。他着重补充说明：这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第一次统一战线的不同点，“即是同国民党第一次合作破裂后的第二次合作，而且国共两党现在都有武装”。

共产国际原来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以来的实际情况了解并不多，听取任弼时的报告后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而对它作了很高的评价。王稼祥回国后传达说：“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

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根据讨论结果通过两个文件：一个是内部的《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另一个是公开发表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

《决议案》用明确的语言写道：“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听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的报告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和困难条件之下，灵活地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之结果，已建立起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团结起民族的力量，去反对日本的侵略。”“共产党的巩固，它的独立性及它的统一，正是继续向前发展民族统一战线和继续同日寇作胜利的斗争的基本保证。”

公开发表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刊登在《国际月刊》（俄文版）1938年8月号上。1938年9月8日，《新华日报》发表了它的中译文。《决定》宣告：“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声明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并声明共产国际与中华民族反对日寇侵略者的解放斗争是团结一致的。”这个《决定》，以简明的语言在国际范围内宣布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它的作用不能小看。

王稼祥到苏联原本是为了治伤。任弼时到莫斯科接替驻共产国际代表的工作后，他便在1938年7月初动身回国。行前，季米特洛夫同他作了一次重要谈话。王稼祥回忆道：“在我要走的那一次，他向我和任弼时同志说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他说：应该告诉大家，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

王稼祥回国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随后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王稼祥带回的共产国际书面指示中说：“要保持统一战线中各党派的独立性，说不要在统一中束缚自己手足，最低限度纲领是不能让步的。”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传达季米特洛夫的话：“今天的环境中，中共主要负责人很难在一块，因此更容易发生问题。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的《决议案》和《决定》、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传达后，对纠正王明的右倾错误起了重大作用。陆定一回忆道：“这样，就把王明路线所以能够存在的第一个原因——共产国际的支持——取消了。”中共中央“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的地位，虽然遵义会议后已在实际上解决，而这是第一次由共产国际正式加以肯定，它的意义自然非同小可。

毛泽东对共产国际的态度也高度肯定。他后来在中共七大会议上说：“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过波折。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有人说他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好，需要有一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解决王明问题的条件，无论在中共党内还是共产国际方面，都已渐趋成熟。中共中央决定从1938年9月14日至27日举行政治局会议，为召开六届六中全会作准备。

这次政治局会议开得十分隆重。第一个议程是由王稼祥作关于共产国际指示的报告，这在某种意义上确定了会议的基调；接着，由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博古、项英、高岗分别代表八路军、北方局、中共代表团、长江局、新四军、边区作工作报告，由王明、张闻天、陈云、康生分别作专题发言；9月24日，由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作经常委讨论过的题为《抗日战争与民族战线的新阶段新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

毛泽东先讲了这次会议的意义，强调共产国际指示不仅是政治局会议成功的保证，而且是六中全会以至七大的指导原则。他接着说，我们的责任是要向全国人民解释三个问题：“第一，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或是短期的；第二，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第三，怎样进行持久战与争取最后胜利。”对抗日战争的形势，他说：“在武汉沦陷后将开始进入新阶段”，“军事意义上是相持阶段。政治的情况特点有两方面，更进步，也更困难”。对抗日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他着重讲了“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和斗争性”问题，说：“统一战线下，统一是基本的原则，要贯彻到一切地方、一切工作中，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不能忘记统一。同时，不能不辅助之以斗争的原则，因为斗争正是为了统一，没有斗争不能发展与巩固统一战线。适合情况的必要斗争是须要的，对付顽固分子，推动他们进步是必要的。”最后，他提出十一项任务，指出这是“党的任务，也是全民族的任务，即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任务”。十个报告、发言和毛泽东长篇报告后，政治局展开了讨论。周恩来在发言中说：“我完全同意国际指示与泽东等同志的报告。”“我们拥蒋抗日、拥护三民主义是巩固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但我们必须在保持党的独立性的原则之下。”9月26日是会议的最后一天，通过了六届六中全会的议程。

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7人，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领导干部30来人，这是党的六大以后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

张闻天在9月29日致全会开幕词，他说：“在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都是非常紧张的。国际上和平阵线和侵略阵线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国内武汉的抗战正处在最紧急的关头。我们是处在抗战的新阶段前面。如何使我们在中国民族抗战中发挥先锋作用，坚持已经进行了一年三个月的抗战，并增强我们的力量，这是这次全会要讨论的问题。”王稼祥在全会上再次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与会的中央委员李维汉后来回忆说：“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

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在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报告。他系统地谈了从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抗战十五个月的总结、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长期战争与长期合作、中国反侵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党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等八个问题。

在《长期战争与长期合作》中，他说：“战争的长期性决定合作的长期性。”“这里就发生了各党之间互助互让的问题。”“统一战线中有什么互让呢？有的。我们曾经在政治上作过一些让步。那就是停止没收土地，改编红军，改变苏区制度，这是一种政治上的让步，这是为了建立统一战线团结全民共同对敌的必要步骤。”“互助就不是互害。损人利己，在个人道德是不对的，在民族道德上更加不对。因此，无理的摩擦甚至捉人杀人等事，无论如何是要不得的。共产党是绝不应该以此对待友党。而如若友党以此对待我们时，我们也决不容置之不理。”

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他说：“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胜敌，并须是长期坚持，这是确定了的方针。但同时，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如果被人抹杀或自己抛弃这种相对的独立性或自由权，也同样将破坏团结对敌，破坏统一战线”。他还着重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使其一切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周恩来在中央代表团报告中，叙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剖析了国民党在抗战中表现出来的复杂的两重性，指出统一战线工作的原则应该是坚持抗战高于一切，坚持党的政治上的独立性。张闻天在关于组织工作的报告中说：“两条战线斗争的目的，不是在造成同志们怕犯错误的心理，而是在教育同志们能够正确的执行党的路线与运用策略”，“但这一切绝不能放松对真正机会主义倾向与机会主义者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巩固党的必要条件”。

会议进行过程中，广州、武汉在10月21日和27日相继沦陷。

11月5日、6日两天，毛泽东在全会上作结论，着重讲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战争和战略这两个根本问题。

对前一个问题，他再一次说：“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他没有点谁的名而批评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说：“中国的情形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

对后一个问题，他从中国的国情和历史发展进行分析，指出：“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游击战争是在全战争中占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的。没有游击战争，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的建设，忽视游击战的研究和指导，也将不能战胜日本。”

这两个问题，正是近一年来同王明争论的焦点所在。

由于这些问题上的是非已经分清，毛泽东对王明的错误，用正面说理的方式来进行总结；对王明本人采取同志式的帮助态度，希望他能改正错误。以后，他曾这样说明：“在六中全会的文件上，在六中全会的记录上，看不出我们尖锐地批评了什么东西，因为在那个时候，不可能也不应该提出批评，而是从正面肯定了一些问题，就是说在实际上解决了问题。”

确实，毛泽东从抗战开始以来一直坚持的那些正确主张，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已得到绝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拥护。彭德怀在这次全会上的发言中说：“领袖是长期斗争经验总结的，是长期斗争中产生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由正确的领导取得的。”

全会除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政治决议案》外，还通过《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定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和其他一些文件。文件中规定：“各中央委员不得在中央委员会以外对任何人发表与中央委员会决定相违反的意见，亦不得有任何相违反的行动。”“各中央委员如果没有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及中央书记处的委托不得以中央名义向党内党外发表言论与文件。”“中央委员如有违犯纪律及有重大错误发生，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及政治局得依其程度之大小给以适当处分。”这显然也是总结王明在党内向中央闹独立性的严重教训后提出来的，并且作出有关纪律处分的严格决定，以儆效尤。这在党的建设历史上也跨出了一大步。

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全会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周恩来为书记）和中原局（刘少奇为书记），将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项英仍为书记）；对北方局作了调整，以杨尚昆为书记。王明留在延安，不久担任中央统一战线部部长，对中共中央的实际工作不再发生重大影响。

六届六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它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在抗战进入新阶段后的任务，并作出全面的规划。它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因此，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这丝毫不是夸张。

结语

中国共产党内的这场风波，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后发生的。国共两党从十年内战到合作抗日，是很多人原来没有想到的大转折。随着客观局势的急遽变化，许多问题摆在人们面前，需要相应地作出新的考虑。

这是国共两党在历史上的第二次合作。它同大革命时期的第一次合作相比，有着显然不同的特点：第一，它是在中日的民族矛盾处于压倒一切地位时形成的。一个民族遭到敌人侵略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只有合作抗日，才能挽救中华民族。这就决定了这次合作能够比较长时间地保持下去。第二，它是在两党经历了十年内战的生死搏斗后重新合作的。十年里，共产党人的血流得太多太多了，这种伤痕难以很快消除。合作抗日期间，国民党仍力图限制以至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不能不时刻保持着戒备。这就给第二次国共合作带来很大的复杂性，包括严重的斗争。第三，它是在国共双方都有自己的军队和政权的情况下合作的。国民党有着全国性的政权和强大的军队，所以很自大，合作是不平等的。共产党也有自己的军队和政权，并且在敌后迅速壮大，这是它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保障。因此，在军队和政权问题上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一直成为两党矛盾的焦点。

这些特点，使中国共产党面对许多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一些问题相当棘手，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并闯出一条路子来。

要合作，而且是相当长时间的合作，正如毛泽东所说：“互助互让是必需的。”停止没收土地，改编红军、改变苏区制度，这些对共产党来说都是非常大的让步。它是必要的，不这样做就不可能换得停止内战，合作抗日，也就不可能在生死存亡关头挽救中华民族。问题在于：让步的底线是什么？在合作的同时是不是有斗争？哪些让步是容许的，哪些让步是不容许的？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些是缺少足够经验和没有把握的新问题。在抗战开始不久、蒋介石表面上还作出一些友好表示时，尤其如此。事后看来很清楚的事情，在当时却不易作出判断。这是王明打着共产国际旗号、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能在党内产生不小影响的根本原因。

但中国共产党此时毕竟已走向成熟，并没有重复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时的惨痛经历。抗战开始才一个多月，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就明确提出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问题，告诫人们不要忘了“大革命教训”。在十二月会议上，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以后，在争论中又恰当地把握住斗争的方式和火候，始终用事实来教育人们，最后使问题水到渠成地得到解决。

不仅如此。由于在这场斗争中有了不同意见的比较，促使人们更深入地去思考，对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必须坚持以游击战为主这些根本问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更自觉地坚持这些原则。

中国共产党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这样在实践中不断进行或大或小的思想斗争，辨明是非，逐步深化对客观实际的认识，形成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而走向胜利的。

（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14年第4期，作者金冲及系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中国史学会原会长、研究员）